罗马帝国灭亡

我对罗马帝国衰亡原因的认识曾经以“世界主人”自诩、煊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自公元3世纪以降,竟每况愈下,急剧没落,终致如大厦倾纪,一朝覆亡。

灰飞烟灭,遗落于后人的,除了那硕大而华美的废墟,也升腾起了一个个惹人遐思的历史谜团。

究竟是什么力量摧垮了这个老大帝国?它的衰败原因到底是什么?便成了一个千百年来始终令史家兴奋和困惑的问题。

人们肯定地指出了蛮族入侵这个外部因素的促成,更对探究罗马帝国内部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表现了特殊的兴趣。

毕竟,在某种意义上看,内部原因恐怕更重于外部原因。

如若不是内部条件的成熟,早已有之的蛮族外部压力何以会摧枯拉朽般地推倒罗马帝国这尊庞然大物呢?不过,一些人更注重于从诸多外部因素中寻找一种主要的或基本的原因,或为宗教的,或为伦理的,或为经济的,或为军事的,或为政治的,或为种族的,或为自然的,等等。

然而事实上,诸多历史现象的成因往往并非单一或线性的,而是种种自然或社会力量的错综交织。

这其中的各种因素,一般相互依存,相互濡染,而且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其他方面的调节而独立存在,似乎很难由此确定何者具有“终极”性质。

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

20世纪，西方学者继续探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这个千古之谜。

1916年，维兰德密·斯密科维奇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罗马衰亡的重新考察》一文。

他认为，罗马的灾难开始于共和国时期，早在加图时代（公元前180年左右），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已经衰落了。

各个行省的耕地逐渐沙漠化，荒地无限扩大，大量土地抛荒导致仍然耕种土地的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恶化。

所有这些使西罗马帝国难逃灭亡的厄运。

1917年，埃尔沃斯·亨廷顿在《经济季刊》上发表“气候变化和农业衰落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文。

他的论证方法非常奇特。

美国加里福尼亚地区有一种树龄达到3000多年甚至4000年的红杉树，这种红杉树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年都长出一个年轮，根据年轮数可以推断树龄，而且这种树的年轮纹理之间的距离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

气候有利时，也就是降水量大的年份，年轮纹理间距比较大，反之则较小。

所以根据红杉树的年轮纹理的间距可以推断出该地区降水量的历史。

而且亨廷顿认为加里福尼亚地区的降水历史与罗马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降水大体一致。

基于红杉树的特点和两地降水历史大致相同的假设，所以亨廷顿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公元4、5、6世纪降水量不足而造成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邓尼·弗兰克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通过仔细研究许多拉丁文墓志铭，他发现这些墓志铭上的奴隶多是希腊人的姓名。

因此，他断言，罗马和拉丁西部遇到希腊和东方奴隶的入侵：由于这些都是被释放的奴隶，所以他们都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罗马公民的成分发生了变化。

通过对13900个墓志铭的研究，他推断罗马城中近90％罗马出生的居民是外族血统，曾经建立罗马帝国的罗马人现在让位于外来种族。

正因如此，罗马从元首制过渡到君主制——这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东方宗教的传播，拉丁文学的衰落，曾经建立帝国的人治理国家的天赋不断降低。

尼尔森在《罗马帝国》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种族问题，因为罗马文明就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文化取决于种族的特性。

如果外来种族和蛮族被同化，那么他们必然与征服者（罗马人）互相渗透。

由于罗马世界范围广大，外来种族众多，因此罗马人的出生率必须提高。

但是罗马人的出生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罗马人的血统变得越来越不纯洁，在帝国的罗马化地区，由于文明的互相交流和融合导致种族的无节制混合。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不同种族互相通婚和血统的混杂遍及各个行省。

在这些血统混杂的地方，稳定的精神和道德标准都失去了。

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也探讨了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他认为正是通过城市这个媒介，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当罗马帝国扩张到西欧地区时，它自然会使城市成为罗马化的中心。

但是城市的财富来自乡村，乡村农民激烈反对城市市民的剥削。

在罗马帝国的和平环境下，城市居民逐渐不能适应军营生活，公元3世纪危机时，帝国政府只好招募农民参加罗马军队，军队中的农民与乡村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城市的压迫。

因此，贵族以及依赖贵族的古代文明的衰落就是由于军队中的农民与乡村农民的联合反抗。

研究拜占庭历史的诺曼·H·拜恩斯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他认为西罗马帝国存在文化中断的现象，东罗马帝国则没有。

从根本上来说，文化诞生于互相交流，为了维持文化，需要有意识地巩固对它的兴趣。

罗马文明依靠互相联系，依靠从罗马城扩散到各个行省省会，然后再返回罗马加以巩固。

然而，只有在没有暴力的地区才能保持这种自由联系。

罗马帝国由城市行政官员以及驻守边境的军队维持，城市官员和军队成为维持整个文明结构的重要力量。

而蛮族的入侵使这些相互联系的地区分裂了，蛮族王国在罗马领土上的建立打破了帝国政府统一的行政管理。

蛮族王国的建立不仅缩小了罗马帝国的领土，而且减少了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来源。

帝国的防御需要金钱，因为罗马曾经为西欧地区提供了长期的和平交往，以致它的公民再也不是战士了。

要想获得战争胜利，西罗马帝国就必须依靠蛮族雇佣军，而雇佣军是要支付巨额军费的。

更加糟糕的是，西罗马帝国面临两线作战：陆地上需要与蛮族作战，海上还要与汪达尔人的舰队作战。

因此西罗马帝国的悲剧在于它没有必要的财力资源，在维持一支雇佣军的同时又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

80年代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西罗马帝国是由于“铅中毒”而衰亡的。

罗马城市的供水管道是用铅制作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铅逐渐被锈蚀，长期使用这种铅水管的罗马人智力因此下降，以致到公元5世纪时，他们缺乏应付帝国内外危机所必要的智力。

美国学者马文·佩里在《西方文明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过程，它并不是发生在公元476年的一个单一事件。

其次，帝国仅仅是西半部灭亡，帝国的东半部则作为拜占廷帝国而幸存下来，直到15世纪中叶。

因此，没有任何单一原因足以说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它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蛮族的作用，二是精神原因，三是经济原因。

菲里普·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主要是由于内部问题。

第一，政治上，元首制下缺乏明确的继承法，结果元首一去世，接着就是内战，帝国后期政治上最大的缺陷是没有使足够的人参与政府活动，帝国的居民大多数是不参与政治的臣民，沉重的税收常常使他们对帝国心怀仇恨。

第二，经济上，罗马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是由奴隶制度和劳动力短缺所引起的。

罗马城市主要依靠奴隶生产的剩余产品，但是奴隶承担的劳动过于繁重，以致无法通过繁衍后代来补充奴隶队伍，随着对外政府战争的结束，战俘奴隶的来源断绝了，结果乡村生产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少；奴隶制度使罗马的奴隶主不关心发展生产技术。

第三，缺乏公民理想。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不能依靠共和国时期的公民理想，这主要是由于连年的战争和沉重的赋税负担造成的。

地区之间的分歧、公共教育的缺乏以及社会的分层进一步阻碍了任何统一的公益精神的形成。

西罗马帝国是伴随着人们的普遍冷漠而走向历史的尽头的。

西方学者对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内因：（一）奴隶制使自由人鄙视劳动，奴隶缺乏生产的积极性，社会财富的再生能力疲软公元前2至公元2世纪，是罗马经济高度发展时期，奴隶制也随之发展到了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罗马的奴隶之多，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之大，在上古世界上是仅见的。

在中心地区，奴隶排挤了自由人成为主要的劳动力。

虽则罗马的中心地区的各种用品，很大部分仰赖于外地输入，但奴隶的生产品在其中占了较大的比例。

奴隶人口爆满，促进了罗马经济一时的繁荣，但就其长期意义来说，特别到帝国的后期，却对生产的进步发生消极作用，甚至使其不能维持。

因为一方面奴隶与自己的生产品之间没有关系或很少关系，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

奴隶主虽然也以恩威并用、确定责任、分明奖罚、以奴管奴等措施来刺激奴隶劳动的热情，可效果并不理想。

奴隶以怠工、破坏工具和虐待牲畜等方式发泄心中的愤懑是经常性的。

可是，到了帝国晚期，奴隶来源趋于枯竭，同时社会逐渐走向贫困，前面的奴隶去了，后面难以为继，这时候，虽然有科洛尼等半自由人填补奴隶倒下来的位子，可是由于罗马寄生者数量很大，自由人这一社会成员的主体对劳动持消极态度并丧失了劳动能力对社会经济的维持和发展之影响就是致命的了。

自由人全是被奴隶替代他们劳动惯坏的，由于奴隶劳动而使得自由人不劳动也可以生存，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心灵因此受到毒害，他们把从事劳动看作是掉价丢份子，认为劳动是奴隶的事情，所以尽管一些农学家鼓励人们务农，也有的自由人迫于生计从事生产，可很多人还是躲避劳动唯恐不及，很多自由人几代都不劳动，劳动的习惯和能力均丧失殆尽。

随着罗马的都会化，行省城市市民数量急剧增加，他们与罗马城的市民一样，同样沾染上了游手好闲的毛病，使得寄生者的数量成几十倍地增加，生产者少，游食者众，这样的社会根基自然肤浅，一遇狂风骤雨，就要倒塌。

（二）充足的财富，腐蚀了罗马人的精神和时代罗马人东征西讨，战争连绵不断，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财源也大大拓宽了，天南地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辐凑到了统治中心，共和末帝国初期罗马国家之富足，贵族、富人们家财之丰饶，在古代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财富是一种催人奋发进取的动力，是国家强大，文明发达，社会进步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一副侵蚀国家、社会、文明和民众品质和精神的腐蚀剂。

到帝国的晚期，财富的积极作用日见其小，腐蚀作用与日俱增，传统的道德丧失殆尽。

大量地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动荡的社会在高等阶级中彻底地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公元前2世纪时就开始了这个过程。

许多男子根本不结婚，年轻的女子不愿意生孩子，孩子多的家庭十分罕见，因此生殖率大大降低。

离婚的数量大大增加，奥古斯都结婚3次。

个人私生活糜烂不堪，性关系混乱、同性恋是不可治愈的痼疾。

2世纪时，罗马在南北两线进行战争，日耳曼人即将侵入意大利，M.奥雷留斯为局势所迫不得不征调奴隶、角斗士、城市警察、甚至日耳曼人和达尔马提亚、达尔达尼亚等地以劫掠为生的部落民入伍。

早于罗马人过上文明生活的希腊人更是如此，而周边的野蛮人却仍然孔武剽悍。

在哥特人的进攻下，全希腊全都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底比斯、阿哥斯、斯巴达都没有组织起一支能迎战的部队。

帝国中后期，罗马军队被宠坏了。

军队的生活很优裕，很安逸。

塞维鲁让士兵都戴上戒指，跟妻子一起舒舒服服地安闲地住在军营里。

罗马军队的根本不是周边民族的对手，而周边的民族却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罗马人的土地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