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孩子抚养成本调查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全国生育意愿调查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全国生育意愿调查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全国范围的生育意愿调查进行深入分析。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生育意愿作为人口动态的重要指标,对于理解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未来人口变动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收集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统计分析。
文章将呈现生育意愿的总体趋势、城乡差异、影响因素等多方面的信息,并试图揭示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原因。
本文还将对比分析不同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生育意愿的差异,以期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人口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也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共同推动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二、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概述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我们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生育意愿调查。
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准确把握公众对于生育的看法和期望,以及影响他们生育决策的各种因素。
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我们希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制定出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生育政策。
调查采用了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调查内容涵盖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生育经历、生育意愿以及对生育政策的看法等多个方面。
调查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守了数据保密和隐私保护的原则,确保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地区的受访者对于生育的期望和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水平等。
通过这次全国性的生育意愿调查,我们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信息。
这些数据和信息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公众的生育意愿和需求,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目的的调查研究

诗词名句-高考作文必备备战高考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
《增广贤文·上集》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李商隐《锦瑟》辕门菊酒生豪兴,雁塞风云惬壮游。
王琼《九日登花马池城》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老子·德经·第六十七章》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佚名《上邪》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
李清照《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韦庄《思帝乡·春日游》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苏轼《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秋入云山,物情潇洒。
张抡《踏莎行·秋入云山》日用必须简省,杜奢端,即以昭俭德。
《围炉夜话·第八三则》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
司空曙《贼平后送人北归》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金昌绪《春怨/伊州歌》惟德动天,无远弗届。
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尚书·虞书·大禹谟》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周邦彦《兰陵王·柳》1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姜夔《踏莎行·自沔东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徐干《室思》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
范成大《卖痴呆词》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杜甫《小寒食舟中作》唯爱门前双柳树,枝枝叶叶不相离。
张籍《忆远》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蚕娘洗茧前溪渌,牧童吹笛和衣浴。
贯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二首》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张籍《成都曲》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
张谓《早梅》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曹操《龟虽寿/神龟虽寿》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子女教育费用占家庭总收入

■5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8773.9元■26.6%的家庭支付择校费平均金额为12407.9元■76.0%的家庭支付课外培训费平均支出为一年3820.2元“在孩子教育上花的钱越来越多。
”这是当前家长们的普遍感觉之一,10年来,一些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论段: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公布的居民储蓄消费意愿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其年均增长速度为20%左右。
2010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也显示,当前“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家庭生活面临的三大困难之首。
2011年2月,为了获取一些最新的、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全面把握和深入讨论我国家庭子女教育成本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成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研究课题组”,之后在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石家庄、西安、成都、银川共8个省会城市近5000名中小学生家长中展开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调研显示,5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达8773.9元。
子女教育费用占家庭年收入30%报告认为,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普及性和免费性的特点,我国自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教育进一步减免了杂费。
然而,当前中国城市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教育花费仍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调查表明,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家庭经济支出的重要组成,支出比例较大,且存在一定群体差异。
报告显示,义务教育阶段,调查样本中近四成城市家庭一年子女教育支出费用在9000元以上,有2.8%的家庭一年子女教育支出在30000元以上。
城市间存在较大差异,北京、成都、南京该方面年平均花费都在10000元以上,其中北京最高,为13747.5元。
相比之下,石家庄和银川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最低,银川为6776.0元,石家庄为5645.8元。
整体来看,子女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城市家庭的主要经济支出之一。
关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论文(2)

关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论文(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论文篇三:《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探讨》【摘要】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这是继2013年“单独二孩”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中国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之后,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逐步转变为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以及性别比例失调。
分区域分步骤地放宽二胎政策,成为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最有效的方案。
本文分析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社会依据及带来的益处,并提出了保障政策顺利实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单独二孩计划生育可持续发展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多重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抑制了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多次人口普查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进入低速期,随之而来的老龄化、用工荒、劳动力资源缺乏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缓解这些问题,201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但有关学者认为,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妇女生育意愿下降,单独二胎对人口规模影响不大,为防止人口负增长,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015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将全面放开二孩,每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以实现人口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社会依据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低速,但随之而来的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短缺、性别比例失调、家庭失独,人口素质等问题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一)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10%以上,则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

2021年第1期(总第244期)人口与经济POPULATION &ECONOMICS No.1,2021(Tot.No.244)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刘㊀娜1,李小瑛2,3,颜㊀璐1(1.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2.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3.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东广州510275)摘㊀要:利用2016年CLDS 和CFPS 数据,基于等价尺度Engel 模型法和Rothbarth模型法,精确估算了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㊂研究显示,与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相比,一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63.91%至67.62%,二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139.28%至149.99%(孩均提高69.64%至75%),二孩抚育并未显现出 规模经济 ㊂家庭育儿成本随孩子年龄增大而提高,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家庭,城乡家庭间存在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支出偏好㊂基于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的政府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模拟分析表明,发放差异化育儿津贴可有效缓解家庭育儿经济负担并缩小家庭间收入差距㊂关键词:育儿;生活成本;等价尺度;福利中图分类号:C92-05㊀文献标识码:A ㊀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1-0050-18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42收稿日期:2020-03-22;修订日期:2020-07-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生育政策调整㊁住户规模效应与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研究 (16BJL041)㊂The Child Costs in Chinese Family :A Welfare Estimate Using Equivalence ScaleLIU Na 1,LI Xiaoying 2,3,YAN Lu 1(1.Business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2.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Sun 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3.Institute of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Development Studie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Abstract:Using2016CLDS and CFPS datasets,this essay accurately estimates the household child-cost in China using Equivalence Scale based on Engel Model and Rothbarth Model separately.It illustrates that,compared to childless couple,the total expenditure for one-child households in China usually rises from63.91%to67.62%,and 139.28%to149.99%(69.64%to75%per child)for the two-child households.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economies of scale in child breeding.In addition,the cost of children usually enhances when children grow up.It is generally higher in urban households than rural households,and there are various preferences in expendi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The sinmlation analysis of government differentiated child-care allowance subsidy based on equivalent scale measure of child-care cost in China shows that,differentiated child-rearing allowan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economic burden of child-rearing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amilies.Keywords:child breeding;living costs;equivalence scale;welfare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此引发了超低生育率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㊁人口老龄化加剧等严峻问题㊂鉴于对人口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谨慎预期,我国于2002年出台 双独二孩 政策,2013年进一步实施 单独二孩 政策,2016年再度全面放开二孩生育㊂然而,人口政策的逐步放宽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大幅提升㊂ 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差强人意,从2016年12.96ɢ的高点下跌至2019年的10.48ɢ(见图1)㊂正如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述,中国已步入 低生育率陷阱 ①㊂为何中国人不愿意生育更多孩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因经济负担过重㊁太费精力㊁无人看护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74.5%㊁61.1%㊁60.5%,经济压力是民众不愿意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②㊂深受重教传统影响的中国父母在子女身上历来倾情投入,而实施逾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资源更集中配置在为数较少的孩童身上,社会平均育儿成本快速上涨㊂日益攀升的育儿经济压力无疑约束了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很可能诱发当前我国的超低生育率现象㊂事实上,孩童相当于纯 消费品 ,抚育孩童必将提高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使家庭承受更大经济压力[1]㊂抚育孩童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庭消费支出?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科学测度家庭育儿成本已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等价尺度(Equivalence Scale)分析方法因其基于家庭食物支出份额等间接标准展开家庭福利比较,且指数化分析本身具有广泛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图1㊀1998—201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㊀㊀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经作者整理㊂等价尺度分析允许人们在衡量社会福利水平时考虑家庭规模和构成的不同,基于等值收入这一共同衡量标准来度量每个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福利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Deaton)将等价尺度定义为:在效用不变㊁价格不变前提下,将具有人口特征a的家庭(如三口之家)的生活成本同具有人口特征a R的参照家庭(如一夫一妻家庭)的生活成本关联起来的生活成本指数[2]㊂早在1895年,恩格尔(Engel)就曾将食物支出份额作为家庭福利的间接表示进而提出著名的恩格尔系数,这便是等价尺度分析的最初表现形式[3]㊂此后,在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断推动下,育儿成本等价尺度研究逐步发展壮大,延伸发展出Rothbarth模型㊁Prais-Houthakker模型㊁Barten模型㊁Gorman模型和Muellbauer模型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㊂本文拟利用我国2016年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基于Engel模型和Rothbarth模型展开中国家庭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试图回答抚育孩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家庭消费支出这一问题,并尝试从经济成本视角深入理解我国超低生育率现状㊂二、等价尺度概念界定及测度模型演化历程1.等价尺度概念界定等价尺度是在效用不变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将具有人口特征a的家庭的生活成本,同某个具有人口特征a R的参照家庭的生活成本关联起来的生活成本指数[2]㊂它可对家庭 规模经济 进行准确描述,指数化人口构成对家庭总支出的影响,进而支撑家庭福利的比较㊂文献基于等价尺度方法展开的福利对比分析已广泛运用于收入不平等与贫困㊁税收和社会福利以及性别歧视等论题,但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成为其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㊂迪顿和缪尔波尔(Muellbauer)曾在1986年的合作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的理论基础[4],他们主张可将父母的效用函数设置为: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性别成员的数量等)㊂父母是家庭决策者,是孩子来到这个家庭之前和之后一直存在的家庭成员㊂父母可以从孩子身上,以及自己和孩子的消费中获得效用㊂基于式(1)可获得家庭成本(支出)函数c(u,p,a),它表示家庭在价格水平p㊁人口构成a前提下为达到效用水平u 必须付出的最小支出额㊂若u R和p R是参照效用和价格水平,则具有人口结构a1的家庭较之具有人口结构a0的参照家庭的消费增加值可描述为:C=c(u R,p R,a1)-c(u R,p R,a0)(2)㊀㊀换言之,我们可通过设置下述比率指表,即等价尺度,来表征两个不同家庭的相对生活成本:E=c(u R,p R,a1)c(u R,p R,a o)(3)㊀㊀为便于比较,两个家庭的效用u被设定在同一水平,且其面对的价格水平p也是即定的㊂在上述设置基础上,只需恰当选取效用参照标准即可精确测度一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迪顿和缪尔波尔在其1986年论文中便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数据展开了测度分析㊂基于Engel食物支出份额福利比较法,以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家庭,他们测算出1969 1970年的斯里兰卡,1孩家庭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41倍,2孩家庭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77倍㊂而在1978年的印度尼西亚,拥有1个5岁以下(1个5岁以上)孩子家庭的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45倍(1.58倍),拥有2个5岁以下(2个5岁以上)孩子家庭的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1.86倍(2.22倍)[4]㊂可见,等价尺度的确能精确展示不同人口特征家庭的相对福利水平,有利于开展更为细致㊁严谨的家庭福利比较㊂2.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模型演化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早在19世纪中叶探讨收入增加对消费支出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发现了一条规律:贫困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对较高,富裕家庭物支出占比则相对较小㊂推而广之,贫穷国家的国民,其平均食物支出占比会相对更高,而富裕国家的国民其平均食物支出占比则会相对更小[3]㊂自此以后,食物支出占比被命名为恩格尔系数(Engel Coefficient),成为国家之间㊁家庭之间福利比较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出现及广泛应用完成了等价尺度生活成本分析的历史首秀㊂其后,众多学者沿着基于生活成本指数开展福利对比分析的方向不断推进,在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上更发展出承前启后的系列测度模型㊂在恩格尔基于食物支出占比分析家庭育儿成本的基础上,罗斯巴斯(Rothbarth)进一步考虑用成人商品总支出衡量成人福利水平㊂他选择一组典型的成人商品,假定新生儿仅通过 类收入效应 影响成人商品的总支出,因而将生育之后成人商品支出总额恢复到生育之前支出水平所需给付的补偿额即为家庭育儿成本[5];塞德斯切克(Sydenstricker)和金(King)则认为Engel模型中假定所有人面对的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主张区分特定商品消费和其他商品消费,提出需区分估计特定等价尺度和一般等价尺度,形成Prais-Houthakker模型[7];巴顿(Barten)则针对Prais-Houthakker模型商品相对价格不发生变化这一假设条件,在商品之间存在替代性的设置下考虑价格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构造了将各类商品等价尺度直接引入效用函数的Barten模型[8];而针对Barten模型的过度替代性缺陷,格曼(Gorman)提出应把某些随家庭特征变化的固定成本纳入成本函数,以描述家庭构成存在的准价格效应和一部分固定成本效应[9];缪尔波尔则主张家庭每个成员对各类商品都应有特定的等价尺度,应在Barten模型的基础上以成年夫妇组成的家庭为参照对象,用估计家庭与参照家庭的最小生活成本之比来定义等价尺度[10]㊂自此,以家庭为参照对象㊁充分考虑家庭规模特征和商品价格水平的等价尺度测度已深入到家庭基本需求的比较分析中,这有利于展开更为综合㊁广泛的福利比较研究㊂与一般理论体系的演进一致,等价尺度研究方法亦是沿袭前人理论构架㊁逐步放宽模型假设,使指数分析愈来愈贴近现实为理解现实提供更精准的解释㊂在众多学者的推动下,育儿成本等价尺度研究方法逐步演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见图2)[11],也为我们精确测度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提供了可靠的方法支持㊂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在基于等价尺度测度孩童抚育成本的已有文献中,迪顿和缪尔波尔1986年的测度最为经典㊂他们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数据详细测度了两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具体方法上则同时采用了Engel食物份额法㊁Rothbarth成人商品法和Gorman-Barten估计㊂测度结果表明,Engel方法通常夸大了孩童抚育真实成本,而Rothbarth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Gorman-Barten估计值则介于(大于)Engel估计和(小于)Rothbarth估计之间㊂然而在实际应用中,Gorman-Barten模型的参数估计总是极其困难,因此迪顿和缪尔波尔认为Rothbarth和Engel方法在未来仍将被广泛使用[4]㊂此外,为更贴近现实,Muellbauer模型对家庭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设置㊂这固然有利于获得精准的测度结果,但考虑实证研究中经常出现关键数据缺失㊁测算过程异常复杂等经验问题,缪尔波尔个人也认为基础模型的一般结论仍是非常可靠的[12]㊂有鉴于此,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分别采用Engel 食物份额法和Rothbarth成人商品法,展开中国孩童抚育成本的等价尺度估计㊂三、中国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㊀1.Engel测度方法恩格尔将食物支出份额作为家庭福利的间接表示,认为成人生活水平与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关[3]㊂因此,新生儿成本可以用父母为保持与生育前完全相同的家庭食物支出占比而多付出的开销来估算㊂秉承恩格尔做法此处假定,若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同,则两个拥有不同数目和年龄孩子的家庭中的成人是拥有相同福利水平的㊂设食物支出占比为ωf,则有:ωf=ðiɪf∂ln c(u,p,a)∂ln p i=ψ(u,p,a)(4)㊀㊀若在效用水平一致㊁价格水平相同前提下,拥有人口特征a1家庭①的食物支出占比等于或高于具有a0人口特征的参照家庭②,则家庭生育孩子后为能达到生育前家庭食物支出比水平而付出的全部新增支出即为孩子的成本㊂依据Working-Leser模型,食物支出比是家庭总支出对数的线性函数[14-15]㊂沿袭迪顿和缪尔波尔做法[4],我们将人口特征植入W-L模型,估计函数设置为:ωf=α-βln x n()+ðJ j=1γj n j+ε(5)㊀㊀其中,n j是家庭不同年龄分组j(j=1,2, ,J)的人数,n是家庭总人口数,x为家庭总支出,ε为误差项㊂α,β和γ是各项系数㊂若设参照家庭食物支出比为ω0f,x0和x∗分别为参照家庭和人口更多家庭h在拥有相同福利水平(即相同食物支出比)时的总支出,则(x∗-x0)的差值就是人口更多家庭h较之参照家庭为孩子付出的成本㊂那么,等价尺度就可以被简单描述为x∗与x0的比值x∗/x0)㊂联系式(5),当家庭食物支出比相等时x∗可以定义为: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α-βln x ∗n h ()+ðγj n h j=α-βln x 0n 0()+ðγj n 0j (6)㊀㊀因此,Engel 等价尺度E h E=x ∗/x 0可以估算为:E h E =n h n 0()exp ðJ I γj β()(n h j -n 0j )éëêêùûúú(7)㊀㊀利用式(5)和式(7),我们即可基于Engel 模型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需特别说明的是,因成人福利水平事实上来自于多样化 消费 组合(譬如,成人可通过游乐休闲消费等提升自己的效用水平),成人食物支出份额能很好表征成人福利水平这一关键假设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因而基于Engel 方法得到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是一个理论上偏高的估计值[4]㊂迪顿和缪尔波尔对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测度亦说明,采用Engel 方法度量的等价尺度数值上的确相对偏高㊂2.Rothbarth 测度方法与恩格尔方法以保持相同食物支出比为福利标准不同,罗斯巴斯(Rothbarth)方法是以维持相同成人商品支出水平为基准展开测度的,以父母为保持和生育前完全相同的成人商品支出而多付出的开销来核算孩子成本㊂罗斯巴斯将家庭中所有物品和劳务消费分为两类,即仅由成人消费的 成人商品 和通常由成人及孩子共同消费的 其他商品 ,成人的效用仅由成人商品的消费决定㊂他认为,孩子的出现存在 类收入效应 (income-like effects),将影响成人对成人商品的消费㊂如果父母为新生儿补偿了足够支出,不论孩子数量多少家庭成人商品的消费都没有改变,则此种情况下父母总体福利水平与生育孩子前保持一致[5]㊂罗斯巴斯曾使用包括从奢侈品到储蓄在内的多种商品类型定义成人商品,后来的研究者们则更多采用烟和酒作为成人商品,以测算等价尺度水平㊂遵从罗斯巴斯基本做法,此处将家庭的成人商品消费函数设置为:C a =α+βln C t +ðγj n j +ε(8)㊀㊀其中,C a 为家庭成人商品消费额,ln C t 为家庭总消费额的对数,n j 仍是家庭不同年龄分组j (j =1,2, ,J )的人数,ε是误差项㊂α,β和γ为各项系数㊂于是,某一年龄组j 的1个孩子的等价尺度可以由以下公式求得:E h E =n h n 0()exp ðJ I -γj β()(n h j -n 0j )éëêêùûúú(9)㊀㊀利用公式(8)和公式(9),我们可基于Rothbarth 方法来度量一个国家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然而,仅以成人商品表征成人福利水平,此假设也并不完全符合现实(譬如,孩子食物支出占比越多,其父母福利水平也可能更高)㊂同时,受数据严格限制,在实际测算中通常难以获得奢侈品或烟酒等成人商品的精准支出水平,而更为常见的做法是用家庭消费中除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造成对孩童抚育成本的低估[4]㊂因此,Rothbarth方法测度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会是一个理论上偏低的估计值㊂3.等价尺度测度结果本部分将分别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数据和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利用Engel和Rothbarth两种测度方法,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测度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聚焦中国劳动力现状与变迁,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㊁西藏㊁海南外)㊂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则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数据库以家庭为单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区)㊁直辖市(除港澳台外)㊂CLDS与CFPS数据均基于入户调查获取,是当前公开可得的微观调查数据中提供我国家庭人口构成及消费支出信息最丰富的数据库,为本文测度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提供了难得的数据基础㊂在清理了城镇及农村家庭人口㊁支出㊁户主及家庭特征信息,处理了缺漏值,并比照国家统计局家庭年收入和支出数据进行必要调整后①,我们的有效样本包括来自CLDS2016的8632个家庭和CFPS2016的5085个家庭㊂样本家庭成人数在1 7之间,孩子数在0 5之间,均为同住家庭成员㊂表1展示了样本主要描述统计信息㊂在城乡分布上,CLDS数据样本量相当,而CFPS 数据农村样本偏多㊂需要说明的是,CLDS和CFPS2016年数据主要在2016年7 8月采集,收支统计上CLDS数据以 2015年 为统计时限,CFPS则以 过去12个月 为时限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②,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712.41元,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1392.36元和9222.59元(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66.19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194.83元和11421.71元)㊂对比官方数据, CLDS和CFPS样本家庭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因此本文样本在家庭经济层面具有全国代表性㊂CLDS数据库更为关注劳动年龄人口家庭,其有孩家庭样本为3702个(一孩家庭2268个㊁二孩家庭1156个㊁三孩及以上家庭217个),占样本总量的42.89%㊂CFPS数据则为家庭综合调查数据,有孩家庭为3319个(一孩家庭2128个㊁二孩家庭972个㊁三孩及以上家庭219个),达样本总量的65.27%㊂总体上,农村样本家庭较城镇样本家庭拥有更多孩子,这符合我国城乡家庭曾受差别化生育政策约束的国情㊂进一步关注家庭福利水平恩格尔系数,即 家庭食品支出占比 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35.0%至37.9%间浮动,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在37.7%至43.7%之间,总体呈微幅波动下降走势㊂本文CLDS和CFPS家庭样本中,农村样本家庭食品支出占比为38.36%和41.25%,位于较为合理的区㊀‘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1期间,但城镇样本家庭食品支出占比为41.90%和41.46%,数值上稍有偏高(见表1)①㊂为保障测度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同时基于CLDS和CFPS家庭样本对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展开平行估计㊂表1㊀关键变量描述统计变量CLDS2016数据CFPS2016数据全样本(N=8632)城镇(N=4249)农村(N=4383)全样本(N=5085)城镇(N=2221)农村(N=2864)家庭人均年支出14754.7621848.179139.0414757.8521682.289388.03 (17601.20)(21931.82)(10146.07)(16496.77)(21003.39)(8669.13)家庭人均年收入21066.4131934.8312462.0920001.8229022.613006.32 (29844.43)(38099.12)(16711.46)(21006.28)(25076.65)(13560.60)家庭孩子数(0 5人)0.650.510.760.950.77 1.08 (0.87)(0.74)(0.95)(0.89)(0.78)(0.95)家庭成人数(1 7人)2.32 2.30 2.34 2.81 2.74 2.86 (1.04)(1.01)(1.06)(1.26)(1.21)(1.29)食品支出占比0.39930.41900.38360.41340.41460.4125 (0.2012)(0.1970)(0.2032)(0.2114)(0.2065)(0.2151)成人商品支出24244.4333892.5616606.1930929.0943492.2721186.50 (33276.98)(41967.78)(21396.55)(40822.97)(53438.73)(22969.53)㊀㊀注:1.变量首行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2. 家庭孩子数 为家中年龄在0 17岁的家庭成员数, 家庭成人数 为家中年龄在18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数;3.参照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本文采用家庭非食物支出额作为成人商品消费数据;4.CLDS数据使用中山大学提供的aweight=wfp进行了加权㊂依据Engel模型和Rothbarth模型测度要求,我们首先分别基于(5)式和(8)式展开回归分析㊂除必需的基本控制变量外,在数据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还控制了户主性别㊁年龄㊁民族㊁是否党员㊁健康状况㊁就业状况,家庭年总收入(对数)㊁用水来源㊁用电稳定性㊁家户编号以及家庭所在省份(区)㊁城乡地区哑变量②㊂获得(5)式和(8)式回归系数后再分别基于(7)式和(9)式测算我国等价尺度水平㊂如前所述,Rothbarth方法需基于家庭成人商品的消费来展开分析㊂由于CLDS和CFPS数据均未提供详细到个人的消费信息,无法剥离成人支出,因此我们借鉴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将家庭非食品支出视为成人商品展开研究,以辅助与Engel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㊂表2集中展示了中国等价尺度测度结果㊂受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最多生育两个孩子是中国家庭的普遍现状,因而我们仅报告最多两个孩子家庭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㊂左方三列集中展示了CLDS数据结果,右方三列则为CFPS数据估计㊂A部分结果基于Engel方法获得,B部分则是基于Rothbarth方法的估计值㊂A和B两部分下还各含两个测度值子集,其一为仅区分家庭孩子数量的综合测度,其二为结合孩子数量和年龄构成的细化估值㊂本文所有测度均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估计表中孩子为0的横行表示参照家庭水平,其等价尺度值为1㊂刘㊀娜,等:中国家庭育儿成本表2㊀2016年中国等价尺度估计家中孩子数及年龄构成CLDS数据CFPS数据全样本(N=8632)城镇(N=4249)农村(N=4383)全样本(N=5085)城镇(N=2221)农村(N=2864)A部分㊀Engel测度结果01111111 1.7309 1.8471 1.6728 1.7127 1.7774 1.69122 2.6631 3.0327 2.4874 2.6074 2.8080 2.5423 a0=0㊀a1=0㊀a2=0111111a0=1㊀a1=0㊀a2=0 1.3947 1.7352 1.1641 1.6608 1.7964 1.6109 a0=0㊀a1=1㊀a2=0 1.8296 1.7607 1.7652 1.7367 1.7925 1.7050 a0=0㊀a1=0㊀a2=1 2.1206 2.1033 2.3657 1.7941 1.6820 1.8691 a0=1㊀a1=1㊀a2=0 2.2682 2.7158 1.8265 2.5638 2.8623 2.4414 a0=1㊀a1=0㊀a2=1 2.6289 3.2442 2.4478 2.6486 2.6859 2.6763 a0=0㊀a1=1㊀a2=1 4.4487 3.2918 3.7119 2.7697 2.6800 2.8328 a0=2㊀a1=0㊀a2=0 1.7290 2.6765 1.2045 2.4517 2.8686 2.3065 a0=0㊀a1=2㊀a2=0 2.9755 2.7557 2.7698 2.6809 2.8560 2.5841 a0=0㊀a1=0㊀a2=2 3.9972 3.9322 3.9746 2.8613 2.5148 3.1054 P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20.09380.13530.06480.14650.18630.1338 B部分㊀Rothbarth测度结果01111111 1.6214 1.5411 1.6225 1.5654 1.5387 1.52432 2.3367 2.1112 2.3400 2.1782 2.1046 2.0654 a0=0㊀a1=0㊀a2=0111111a0=1㊀a1=0㊀a2=0 1.6718 1.5834 1.6716 1.5660 1.5391 1.4903 a0=0㊀a1=1㊀a2=0 1.5740 1.5388 1.5698 1.5547 1.5296 1.5448 a0=0㊀a1=0㊀a2=1 1.6396 1.5007 1.6565 1.5919 1.5615 1.5551 a0=1㊀a1=1㊀a2=0 2.3391 2.1658 2.3325 2.1641 2.0925 2.0464 a0=1㊀a1=0㊀a2=1 2.4366 2.1122 2.4613 2.2159 2.1363 2.0601 a0=0㊀a1=1㊀a2=1 2.2941 2.0527 2.3116 2.2000 2.1231 2.1354 a0=2㊀a1=0㊀a2=0 2.4845 2.2286 2.4836 2.1798 2.1056 1.9743 a0=0㊀a1=2㊀a2=0 2.2023 2.1048 2.1906 2.1486 2.0796 2.1212 a0=0㊀a1=0㊀a2=2 2.3897 2.0018 2.4392 2.2526 2.1675 2.1496 P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20.49750.55300.51110.53250.59550.5716㊀㊀注:1.a0为0 5岁孩子数,a1为6 11岁孩子数,a2为12 17岁孩子数,下表同;2.Panel A采用Engel方法(以家庭食品支出比为福利标准),Panel B采用Rothbarth方法(以成人商品支出额为基准);3.受数据限制我们参照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用家庭非食物支出作为成人商品;4.Engel测度和Rothbarth测度均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5.表中所列P值和R2值为家庭孩子数总体回归相关值,区分不同年龄孩子数回归的P值和R2值与其相近,此处忽略㊂㊀㊀首先看A部分Engel模型测度结果㊂总体来看,分别利用CLDS和CFPS数据展开的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数值上十分接近㊁走势上基本趋同㊂CLDS数据分析显示,当家庭拥有1个孩子时,全样本等价尺度为1.7309㊂即相较于参照家庭,一孩家庭总支出将增加73.09%(0.7309)㊂当家庭拥有2个孩子时,全样本等价尺度为2.6631,意为以参照家庭为基准,两孩家庭总支出将增加166.31%(1.6631),其中每个孩子将使家庭总支出增加考察表明,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家庭㊂以一孩家庭为例,CLDS数据测度显示城镇家庭总支出将较参照家庭增加84.71%,这高于农村家庭67.28%的增幅㊂CFPS数据结果则表明,相同情况下城镇家庭总支出将增加77.74%,同样高于农村家庭69.12%的增幅;再来看考虑孩子数目和年龄的细化估值㊂测度表明,随着孩子年龄逐步增大,家庭总支出会逐步增加,家庭将为年龄较大的孩子支付相对更多的成本㊂这一结果与我们的日常感知是一致的㊂以CFPS数据全样本为例,若家中分别增加年龄为0 5岁㊁6 11岁㊁12 17岁的1个孩子,则家庭总支出水平将较参照家庭分别提高66.08%㊁73.67%和79.41%㊂若分别增加三个年龄段中相应年龄段的2个孩子,则家庭将因每个孩子而分别增加72.59%㊁84.05%和93.07%的总支出㊂可见,我国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相较一孩家庭更高,并没有展现出成本上的 规模经济 ㊂B部分Rothbarth测度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数值上较Engel测度普遍更低㊂两种方法分析结果总体趋于一致,但因采用家庭非食物支出而非烟㊁酒等确切成人商品来展开分析,细分孩子数量和年龄的Rothbarth估计并没有Engel测度稳定㊂结合Rothbarth及Engel 测度结果,我们至少可以证实以下三个基本结论:其一,与参照家庭相比较,有孩家庭的家庭总支出水平普遍更高㊂其二,家庭为孩子支付的经济成本随孩子年龄的增大和孩子数目的增加而逐步提升㊂其三,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普遍高于一孩家庭㊂然而,利用CLDS和CFPS数据分别展开的Rothbarth估计却在城乡对比上展示了与Engel测度不完全一致的结果,城镇家庭等价尺度与农村家庭等价尺度孰高孰低未有定论㊂排除数据自身的抽样差异,这仍可能与上述Rothbarth测度中采用家庭非食品支出表征成人商品消费额可能引致偏误有关㊂后续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我国城乡家庭间存在着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支出偏好,城乡家庭对不同福利指标的敏感度不同也可能引致城乡对比分析结果不稳定㊂现有利用等价尺度方法测度孩童抚育成本的国际研究也主要基于Engel测度和Rothbarth 测度展开㊂文献显示,以参照家庭新添1个孩子为例,20世纪末英国家庭的等价尺度水平在1.39(Engel)与1.26(Rothbarth)之间㊁澳大利亚家庭等价尺度在1.502(Engel)与1.180(Rothbarth)之间[16]㊂而1981年的希腊家庭,0 5岁孩童等价尺度为1.299(Engel)与1.091(Rothbarth)之间,6 13岁孩童等价尺度为1.352(Engel)与1.130(Rothbarth)之间[17]㊂在同样重视孩童教育的近邻日本,基于1993年至1999年数据估算的家庭等价尺度Rothbarth测度在1.386 1.475之间[18]㊂这些文献测度结果均展示出Engel测度值高于Rothbarth测度值,以及孩童抚育成本随着孩子年龄增加而升高的基本特征,这与本文的测度结果一致㊂但我们利用2016年CLDS 数据获得的1.7309(Engel)与1.6214(Rothbarth)㊁CFPS数据测度的1.7127(Engel)与1.5654(Rothbarth)与前述各国在20世纪末测度的等价尺度相比,在绝对数值上是明显更高的㊂然而,跨度几十年的国别数据使各测度结果间没有完全的可比性,数据的缺乏亦使我们无法查询㊁测算中国更早时期的育儿等价尺度以展开对比㊂但近期有报告显示,20世纪以来孩童抚育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均有显著提升,且着重表现在孩童照护服务价格上涨和孩童㊃06㊃。
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权益保护问题及对策

No. 10, 2020Serial No. 1722020年第10期(总第172期)理 论观 察Theoretic Observation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就业权益保护问题及对策窦盛翔,徐丽敏(天津理工大学,天津300384)摘 要:由于我国愈加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决定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自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开 放,今年已经进入了该政策实施的第五个年头,然而回顾四年以来,二孩政策的实施似乎遭遇了冷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该政策下,作为政策主要实施对象的女性群体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系统的配套政策,在职业女性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完善女性社会保障有利于保障女性权益,促进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应加强生育保险对女 性的维护作用;完善我国的就业保障制度。
关键词:社会政策;女性就业权益;女性保护中图分类号:D66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10 — 0092 — 03—、研究背景全面二孩政策的提出已然迈入了第五个年 头,然而该政策的实施似乎并没有提高女性的生 育意愿,人口增长并无明显变化,这其中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由于作为该政策主要实施对象的女性群 体,其权益保护政策的缺失及不完善,在各项权益 的保护中,女性职业权益的保护问题尤为突出,由 于二孩政策的实施,“玻璃天花板”效应①变得更为 严重,女性求职会遭到应聘部门的“暗示”,而2019 年2月21日九部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 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②这一通知看似保护了 女性的职业权益,但是实际上却仍有加强的空间,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讨论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职 业权益保护问题及其对策。
二、全面二孩政策给女性就业问题带来的冲击(—)性别歧视问题加重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职场中女性的“玻璃 天花板”效应就尤为严重,通过对1990年第二期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中的调查数据比较,在1990 年,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90.5%,男性的在业率为96.1%®,而2010年,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 为71.1%,男性的在业率为87.2%④,这种女性就业 率的大幅度下降,让人不得不怀疑在职场中的性别 歧视问题。
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差异研究

针 对 这 一 问 题 ,学 者 们 意 见 不 一 。 有 学 者 对保 定 老 年人 家庭 代 际关 系调 查 数 据 进 行 了深 入 的 分 析 ,数 据 显 示 ,在 经 济 方 面 ,儿 子 与 女儿 的支 持 比例 接 近 ,但 儿 子 的人 均 支 持 量 、支 持 总 量 及
①本 文受到 中国人 民大学研 究生科 学研究 基金项 目资 助 ( 目名 称 :中 国性 别失衡 影 响因素研 究及 对人 口转 项 变 理论 的拓 展。项 目编 号 :1X H 8 ) 0 N 0 7
[ 收稿 日期 ]2 1 — 9 1 00 0- 9 [ 作者 简介]陶涛 (9 4 ) 1 8 一 ,女 ,中国人 民大学经 济学博士生 ,研究方 向为人 E经济学 。 l
“ 徽 省 老年 人 生 活福 利状 况跟 踪 调查 数 据 ”分 析 表 明 ,劳 动 力外 流 促 使儿 子 和 女 儿对 老 年 父母 代 安 际支 持 的性 别 差 异缩 小 ,女 儿在 家庭 养老 中的地 位 和 作用 显 著 提 高 ( 璐 、李 树 茁 ,20 ) 宋 08 。
那 么 ,在 不 考 虑 劳 动力 外 流 的情 况 下 ,我 国广 大 农 村 目前 儿 子 、女 J x 父 母 的 经 济 支持 到底 D- , J
陶 涛
( 国人 民大 学人 口与发 展 研 究 中心 ,北京 1 0 7 ) 中 0 82
[ 摘 要 ]利 用 2 1 中国人 民大学组织 的家庭 及生 育状况研 究调查 数据 ,采用 固定效应 的 L g t 模 0 0年 oii sc
型和多 元 回归模 型 , 研究农 村儿子 、女儿 对父母 的经济 支持差 异 。结 果发 现 ,尽管 农村 中女儿 比儿子 更 有可能 对老人 进行正 向经 济支 持 ,但 在对 父母 进行正 向经 济支 持 的人 中 ,儿子 对老人 的经 济支 持力
二孩政策下南昌城镇家庭的生育成本分析

二孩政策下南昌城镇家庭的生育成本分析作者:胡志华黄立君来源:《今日财富》2021年第27期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保障人口发展战略的落实。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城镇适龄生育家庭生育意愿仍然较低,生育成本居高不下是主要影响因素,表现在生育二孩的边际成本持续上升。
其直接成本主要是孩子的教育成本,而家庭收入以及对孩子的未来期望决定了教育成本的高低。
间接成本是指父母为养育一个新增孩子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女性的生育行为受间接成本的影响。
作为城镇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生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
以南昌为例,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逾50万元。
显然生育成本的过高直接影响了城镇适龄生育家庭生育行为。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案例分析,讨论南昌城镇家庭生育成本构成,并认为,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对孩子生养补助等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升城镇适龄生育家庭生育水平。
一、引言为顺应人口发展规律,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1年5月31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虽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近年来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余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约30%上升到近年来的50%左右,但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以及群众的生育意愿降低,使得出生人口下降,群众生育意愿仍有待释放。
作为人类人口增长源动力与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力量,生育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一个环节,其对国家、社会乃至整个社会体系都有着支撑作用。
目前部分省份的城镇人口整体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增长率的特征,其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作为传统劳动力输出省份,江西省的城镇人口亦呈现如上态势。
为应对城镇人口形势根本性改变、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以及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等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了全面二孩政策。
孤儿院领养收费是多少

孤儿院领养收费是多少孤儿院领养收费是多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孤儿院一直扮演着给予无依无靠孩子一个家的重要角色。
孤儿院提供食宿、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求,并着手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对于有意领养孤儿的人们来说,了解领养的费用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孤儿院领养的收费是多少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孤儿院领养的收费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机构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领养法律和程序,并规定了相应的费用。
下面将介绍几个国家的情况。
在美国,孤儿院领养的收费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领养家庭的经济情况等。
一般来说,领养费用包括申请费、调查费、法庭费、咨询费等。
根据一项研究,美国的领养费用大致在10000-40000美元之间,并且这些费用可能还不包括后续的日常抚养费用。
在中国,孤儿院领养的收费也是根据不同机构而有所不同。
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法律规定领养人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覆盖孤儿院的基本成本,如孩子的食宿、医疗和教育等。
根据了解,中国的领养费用通常在10000-30000人民币之间。
在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孤儿院领养的收费也会根据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领养费用主要用于覆盖孩子的护理费、法律费用以及与领养相关的其他费用。
除了上述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为了鼓励更多人领养孤儿,提供了一些补贴或津贴,以减轻领养家庭的经济负担。
这些补贴可以用来支付孩子的生活费、医疗费用甚至教育费用。
无论在哪个国家,领养一个孩子都是一项严肃而复杂的决定。
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还需要考虑领养家庭的素养和资源是否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
领养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重大的改变,而对于领养家庭来说,则需要具备一定的准备和责任心。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孤儿院领养的费用仅仅是一个方面。
实际上,很多国家的领养程序也是相对复杂和缓慢的,而且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评估和审查。
申请人可能需要通过背景调查、面试、培训等程序,并提交一系列的文件和材料。
一线城市生三孩的养育成本有多大1

一线城市生三孩的养育成本有多大相关调查统计表明: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其中上海、北京两地的养育成本分别为102.6万元和96.9万元。
那么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下一线城市生三孩的养育成本,我们一起看看吧!养三孩的两大难题:房子太小,阿姨太贵0岁-3岁是育儿的“开荒阶段”,除了奶粉、尿布等日常支出,月嫂和育儿嫂的工资占据了大头。
只有一个孩子时,邱可还勉强忙得过来,等怀了二胎就不得不请了一个住家阿姨,专门照顾老二,最初工资是每月7000元。
根据市场惯例,三个月后涨到了8000元。
由于供需不平衡,有些育儿嫂把孩子带熟后,就会立即坐地起价,雇主不涨工资就跳槽。
房产是城市家庭决定生育三孩的底气。
截至2022年8月,全国已有11个省份约30个城市出台二孩、三孩家庭购房优惠政策,具体包括购房补贴、新增一套购房指标、优先摇号、贷款利率优惠等。
不过,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目前均暂无相关政策。
为了给孩子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正在备孕三孩的姚女士带着两岁的大女儿和五个月的二儿子从北京搬回了老家太原。
在她的规划中,等到三娃出生断奶,全家人再搬回北京。
那时,大宝正好在北京上一班级。
“一下子搬到小房子肯定不适应,实在不行考虑另租一套。
”姚女士说,“为了小孩上学没有办法,肯定要做出一些让步。
”为生三孩,你愿意放弃多少?生育行为不仅是社会化行为,也是经济性行为。
中国人口学会人口统计委员会副主任王军告诉我们,城市女性在生育一孩时很少对生育成本和所需资源做前瞻式估量。
相比之下,二孩、三孩的生育决策更具经济理性,父母对于生育行为的经济成本、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更加敏感。
养育三孩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时间成本。
也正因此,一线城市很难找到双职工三孩家庭。
几乎所有受访的母亲都放弃工作成为家庭主妇,且不约而同地称呼伴侣为“队友”。
她们表示,倘若当爸爸的不靠谱、不支持,自己绝对不可能生三孩。
然而,由于妊娠哺乳期间事业的中断,三孩妈妈注定是在育儿这场战役中牺牲更大的一方。
养孩子的成本VS养老的费用

养孩子的成本VS养老的费用引言这是个沉重的话题,但又是每个为人父母或者是为人子女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今天的子女将成为明天的父母,他们同样会面对他们父辈们所遇到的问题。
虽说亲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最近看到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在《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查报告中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校的家庭支出,总成本将达到48万元,这还只是最基本的投入……又联想到有人曾统计如果以3%的通胀计算,如果60岁退休后每月支出1000元,而你的寿命是80岁,那么,你将需要花58万元;如果按每月支出2000元计算,则为116万元。
也就是说没有一百万,养老免谈!面对如此惊人的费用,我们不由地想将如今中国这两大重要的生活成本做下比较:子女抚养成本VS退休养老费用。
“可怜天下父母心”,诚然父母把我们养大的同时,很多父母并未指望子女能以同等的回报,更有很多父母即便是子女长大之后,依然无私的向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重视“孝”,百善孝为先,而“乌鸦反哺”的故事也是千古流传。
“养儿防老”已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家文化”的核心,未成年的儿女由父母的劳动成果养育成人,及至父母年老体衰时,用成年儿女的劳动成果来赡养父母。
而对子女来说,赡养并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种道德责任和中华文化的传承。
其实大家只要看下《在中国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一文,再看看生活细节上父母对子女的投入,便可知很多子女终其父母一生也未必能报答的了,更别论如今往往是一对子女抚养4个老人、一个小孩。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压力是上世纪50年代的25倍,在照顾老人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没时间、精力不够。
有的家庭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个老人,如果再是下岗职工的话,家庭生活就会出现很多困难。
现代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行孝,尤其是对卧床不起的老人来说,子女更是难以承担长期照料的责任,“银发浪潮”的背后凸显了越来越多的“空巢现象”,当代中国青年“尽孝难”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重大问题。
中国孩子养育成本

中国孩子养育成本
中国孩子的养育成本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差异、家庭收入水平、孩子的年龄等。
根据一些调查数据和研究,以下是一些关于中国孩子养育成本的大致情况:
1. 学费和教育费用:教育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开销之一。
除了正式的学费,还包括学习材料、辅导班、课外活动等费用。
根据城市和学校的不同,这些费用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2. 生活费用:孩子的日常生活费用包括食品、住房、衣物、医疗保健等。
这些费用在不同地区和家庭之间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3. 健康和医疗费用:孩子的健康是家长关注的重要问题,除了预防接种和常规检查等基本费用外,孩子生病时的医疗费用也需要考虑。
4. 兴趣和爱好: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例如音乐、绘画、体育等培训、器材和活动费用。
5. 托幼费用:在中国,大部分家庭都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或托儿所。
托幼费用的高低取决于地区和质量,也可能占据家庭开支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在中国普遍较高,尤其是在大城市。
根据不同家庭的收入和经济情况,有些家庭可能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来养育孩子。
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育的阶层差异研究

全面二孩时代二孩生育的阶层差异研究葛佳【摘要】已有研究从数据上证实经济条件是影响二孩生育的关键要素,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切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经济地位家庭的生育意愿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在现代生育观念占主导的地区,布迪厄在《区分》中所述的生育阶层差异现象对于当下中国的生育研究很有启发.笔者在2013-2015年期间有针对性地选取上海、江苏、山东、江西、福建、广东六省市的40个城乡家庭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二孩生育实践并非与生育政策的开放保持一致,上层直截了当地生育二孩,中层的二孩生育意愿较为强烈且实践可能性较大,而下层放弃二孩生育的可能性最大.消费社会下的抚育成本急剧攀升、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和生育惯性的影响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种生育行为阶层差异的形成机制.%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ople's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of the second birth after implement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In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onsumer society, the raising cost continues to increase.On the basis of Bourdieu's class difference on fertility,【期刊名称】《人口与经济》【年(卷),期】2017(000)003【总页数】10页(P109-118)【关键词】二孩生育;阶层差异;生育成本【作者】葛佳【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23在面临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的前提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浅谈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

浅谈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摘要:失独家庭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本文解析了失独父母的精神贫困问题、长期照料问题,提出探索用社会抚养费建立失独家庭专项基金的可行性,以及建立失独老人养老、医疗保障相关配套措施和政策,为所有失独家庭建立完善的制度保护。
关键词:失独家庭;养老问题;困境一、我国失独家庭的现状(一)失独的概念界定2012年5月9日,广州日报发表了一篇在后来反响巨大的报道,这篇报道题为《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失独群体日益庞大》。
在柳志艳看来,失独者是指其独生子女因疾病、车祸、犯罪、工作、自杀、灾害等原因死亡,从而永远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其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且一般情况下,由于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收养子女。
所以本文中失独家庭不仅是80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却在丧失生育能力时遭遇独生子女身亡的家庭,更是将未来有可能也同此遭遇的所有核心家庭也包括在内。
(二)失独的原因分析二、失独家庭普遍面临的困境(一)失独家庭父母的经济面临问题首先,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巨大,养育投资资金高。
根据徐汇区的抽样调查,0―15岁孩子的抚养成本可达二十余万;到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成本上升到将近40万。
虽然上海的消费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这足以说明我国孩子抚养成本的高昂。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父母购买子女意外险的少之又少,一旦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事故或者生病住院,父母仅能凭借自己或者亲戚朋友的力量为他们治疗,没有办法依靠商业保险这种机制解决高额的医疗费用。
其次,独生子女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去世时,父母如果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是无法从肇事者获得大额赔偿的,而只能获得稍多的精神抚慰金。
(二)失独家庭救助标准偏低,救助制度不完善(三)失独父母面临严峻的精神贫困物质上的贫困可以通过经济补偿得以舒缓,精神上贫困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比死亡本身更恐怖。
失独父母到了老年时期面临着比一般父母更严重的孤独感,他们不仅经济上无法从子女身上得到满足,连基本的精神支撑也没有。
居民生育意愿调查问卷

居民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意见与建议,本次调查采用匿名方式,不会造成您的隐私泄露,真诚的希望您能给我们准确、认真、如实、完整的信息反馈。
1. 您的性别[单选题] [必答题]A 男B女2. 您的年龄段:[单选题] [必答题]A 15~25B 26~40C 41~55D 56以上3. 您的婚姻状况:[单选题] [必答题]A 未婚B 已婚C 离异D 丧偶4. 您有几个孩子[单选题] [必答题]A 暂时没有B 1个C 2个D 2个以上5. 您的最高学历:[单选题] [必答题]A 小学以下B 初中C 高中(中专)D 大学E 硕士F 博士以上6. 您的年收入:[单选题] [必答题]A 学业进行中,无收入B 1万以下C 1万到3万D 3万到5万E 5万到8万F 8到12万G 12万以上7. 您认为婚后何时生育子女比较合适?[单选题] [必答题]A 当年B一年左右 C 两年左右D 三到五年E六年以上F不生育(请跳至第10题)8. 您认为生育子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多选题] [必答题]A 传宗接代B 养儿防老C 巩固夫妻感情D增加家庭劳动力 E 喜欢孩子 F 社会原因G其它9. 您认为最理想的家庭模式是?[单选题] [必答题]A 独身B 丁克(结婚不生育)C 一个男孩D 一个女孩E 一个孩子(无论性别)F 两个男孩G 两个女孩H 一男一女I 两个孩子(无论性别)J 三个以上(必须有男孩) K 三个以上(必须有女孩)L 三个以上(男女都有)M三个以上(无论性别)10. 如果必须且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您希望是?[单选题] [必答题]A 男孩B 女孩C 无所谓11. 如果没有政策限制,您会怎样生育:[单选题] [必答题]A 一个孩子B 二个孩子C 三个孩子D 四个以上E 生出男孩为止F 生出女孩为止G 男女都有为止H 不生育12. 您认为影响您生育的主要因素有:[多选题] [必答题]A 身体状况B 经济状况C 婚姻/家庭D 工作E 国家政策F 其它13. 如今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您是否支持[单选题] [必答题]A 支持(请跳至第14题)B 不支持(请跳至第15题)14. 支持单独二胎政策的原因[单选题] [必答题]A 一个孩子太寂寞,两个正好B 多一个孩子,家里更和谐C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有能力抚养两个D 现在中国已经人口老龄化,以后的社会负担会更重E 其他原因*填写完该题,请跳至第16题。
育儿成本的调查报告

育儿成本的调查报告本报告所称的“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
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一部分。
在本报告中,“生育成本”与“养育成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
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
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育儿费用。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
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区分: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0万元。
按31省份区分:北京和上海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96.9万元和102.6万元。
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29.3万元,贵州省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3.3万元。
按收入水平区分: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1.6万元;占总人口60%的中等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9.5万元;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0.8万元。
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城镇一孩0-17岁养育成本为63.1万元;城镇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49.7万元;城镇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37.7万元。
农村一孩0-17岁养育成本为38.1万元;农村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30万元;农村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22.8万元。
关于中国生育问题及对第二胎看法的调查分析报告

关于中国生育问题及人们对第二胎看法的调查分析报告摘要: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传统农村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观念。
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也逐步走向非农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农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广大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对此,我们这个团队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二胎政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以我校所在地的南岸区村民为调查总体展开调查。
通过对南岸区部分村民的调查和结果分析,深入反映重庆农村普遍民众对开放“二胎政策”以减轻养老负担的看法。
关键字:二胎政策调查分析一、现状分析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
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
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
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
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0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
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
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
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

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作者:王俊石人炳来源:《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04期摘要:已有研究从性别视角考察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两性之间的不均衡分布,但对于其在家庭之间、孩次之间的异质性分布缺乏进一步的探讨。
使用CFPS 2010—2018年5期追踪数据,分析了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及其阶层分化效应。
研究发现,相比第一个孩子,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尤以中等收入家庭为甚。
总体上,生育第二个孩子导致的家庭经济收入的下降幅度约为7.1%,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幅度约为9.3%;对应的统计值在中等收入家庭中分别达到8.6%和20.5%。
研究从经济理性的视角,为现代家庭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低迷的二孩生育意愿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和实证经验。
关键词:二孩边际机会成本;中等收入家庭;经济理性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4-0096-12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1.00.032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opportunity cost of child re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but there is no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parity and social stratum divergence of the cost among families and children. The paper uses the 5-period CFPS 2010-2018 longitudinal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marginal opportunity cost of the second child and its stratification effect. It is found that bearing a second child requires a higher marginal opportunity cost for the families, especially in middleincome groups. In general, having a second child reduces a family’ s income by 7.1% and a wife’ s chance of b eing employed by 9.3%; the corresponding statistics reached 8.6% and 20.5% in middleincome families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mpi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depressed willingnes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in modern families, especially for middle income classes.Keywords:marginal opportunity cost of second child;middle income families;economic rationality一、引言及文献回顾生育的机会成本是指家庭成员投入到子女抚育过程中的时间和劳务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值[1]。
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初探

经济和文化因素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初探段洪波;王竞科;佟飞;袁成芳【期刊名称】《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年(卷),期】2014(022)010【总页数】3页(P693-695)【作者】段洪波;王竞科;佟飞;袁成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保定,071002;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河北大学保定,071002;河北大学保定,071002【正文语种】中文经济和文化因素与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1-3]。
本文利用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居民生育子女数量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经济和文化发展给生育意愿带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 资料和方法1.1 样本选择2013年11月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的居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将对象按年龄段分为5个年龄层,即21~30、31~40、41~50、51~60、>60岁,然后在每个年龄层分别各抽取100份样本。
问卷回收率96.0%,同时随机选取其中10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
1.2 方法在对生育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本文采用了二元定距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主要选取了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经济来源、养老保险、抚养子女成本等4个主要经济因素,调查对象的职业、文化程度和思想状况作为文化因素的主要变量。
各变量及分级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分级变量定义子女数量没有孩子定义为1,一个孩子为2,两个孩子为3,三个孩子为4,四个及以上为5年龄 21~30为1,31~40为2,41~50为3,51~60为4,61以上为5职业有稳定的职业为1,反之为2经济状况年人均收入<700元为1,700~1500元为2,>1500~3000为3,>3000为4退休金有退休金为1,否则为2经济来源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为1,否则为2抚养子女成本抚养子女成本较高为1,一般为2,较低为3文化程度未受过教育为1,小学为2,初中为3,高中为4,大学及以上为5思想观念思想封建(如认为男尊女卑)为1,思想开放(如认为男女平等)为22 结果2.1 参与调查家庭一般情况表2显示了子女数量、年龄、职业、经济状况、退休金、经济来源、抚养子女成本、文化程度以及思想观念等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部分国家促进生育财税政策的经验及借鉴

部分国家促进生育财税政策的经验及借鉴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由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变为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负担加重等低生育率相关问题,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成的严峻挑战已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国家对人口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自2013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政策进一步调整为全面二孩。
然而,调查研究数据表明,放松二孩生育管制遇冷,居民的生育意愿偏低,未来生育率甚至有可能继续下降(贺丹等,2018)。
养育二孩要为其支付生活、教育甚至婚姻费用,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高昂的生育成本形成的压力已成为降低生育意愿并抑制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关键。
因而,政府必须提供财力支持、完善托育服务体系、保障生育权益,为家庭分担生育压力,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全面二孩政策。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因而开展财税等方面的配套举措研究以鼓励生育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我国生育水平现状分析多项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都表明,我国已经成为低生育率国家。
从近二十年的人口出生率数据看(如图1),整体呈下滑趋势。
图1还显示了中国总和生育率数据。
从中可以发现,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在1.6左右徘徊,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
我国学者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测算,也认为近些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陈卫等,2015)。
尽管由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到全面二孩的渐进式生育政策改革使得生育率有所回升,但生育率仍处在低位。
居民的主观生育意愿不高也表明我国当前的生育水平较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对我国6个省12个市的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地区已婚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75个,意愿子女数是1.62个(靳永爱等,2016)。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组织实施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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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抚养成本调查
“在中国,把一个婴儿抚养到30岁,要49万元”!不久前,该新闻一经披露便立刻成为社会焦点。
虽然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这是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数字,但是抚养孩子经济成本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今年30岁的王安,公务员,结婚两年,孩子刚刚出生不久,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开始担心自己的未来:“房子、车、孩子。
加起来得100万了。
我现在每年收入5万,30年也就是150万,这日子怎么过?”
“怎么会这么贵?”王安觉得自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30年49万:上海某区平均数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最近发表了一个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在报告中,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
但有人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居民年均收入6000多元,农村居民年均收入2000多元,根本无力承担高额的养孩子费用。
如果养大一个孩子真要花掉49万元,在目前的中国恐怕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也只会自然减少不会增加。
我国人口已达13亿,说明养大一个孩子要花49万元是注了水的数字。
但是事实上,徐安琪告诉记者,这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数字。
这个数字来源于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而徐汇区的经济情况在上海市也是比较好的。
从徐安琪的报告中看,被调查者中59.3%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2000~60000元之间。
徐安琪同时也指出,这些数字是将7种类型各年龄段的孩子在2003年开销取平均数,再将各年龄段的平均开销总加得出的。
也就是说将2003年的物价水平、消费结构等条件相对凝固下来,无论是30岁还是1岁,花销水平都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为参照。
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个跟踪式的调查。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抚养孩子成本的升高。
如果从全国的水平来看,49万的数字显然是偏高的。
但是,有一点同样毋庸置疑,在中国抚养孩子的成本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
教育成本大大提高
成本结构性变化
根据徐安琪的报告,这几年成本上涨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并呈现出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是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
在这次调查中,生育费平均需要5000元,而再加上营养
费、检查费等,平均要花11000元。
此外,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0元(最高4.8万元)。
即使不计此后的间接经济损失,孕育一个孩子的总经济成本已平均高达2.2-2.3万元,但个体差异仍十分显著,最低的仅为3800元,最高的近16万元。
其次是信息化和社会保险成本凸现。
研究的统计结果报告,年均子女购买电脑、手机及电话/上网等信息通信费自幼托期的317元到高中已达2500元。
而随着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家庭的保险意识日渐增强,父母常常更关注子女的健康、保健和教育保障,重视购买相关保险,不少学校也组织学生集体参与相关少儿保险。
根据调查结果,父母为不同阶段孩子医疗、保健和保险所支付的人均年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其中学前儿童在2300~2500元上下。
最后,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焦虑和沉重负担。
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子女尚幼而未考虑此事的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
教育成本增长父母不堪重负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教育成本在总经济成本中的比重骤升,也导致了抚养成本的上升。
从教育成本的结构看,主要在于学杂费过高。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比,这次研究中的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
统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的花费显著高于中小学义务教育,幼托班的年学杂费人均4600元,而支出6000元及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0000元以上。
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所支付的人均学杂费也远高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所明文规定的最高收费标准,其中最高的分别为9000元(小学)和12000元(初中)。
受访家长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常不假思考或无可奈何地顺应学校的额外收费要求。
其中除了多收学杂费外,乱收费的项目名目繁多,如强制或变相强制推销、摊派不十分必要甚至根本用不上的教辅参考书、报刊杂志、指定的文具用品、商业保险、营养品、纯净水、校服,强行或变相强行要求参加不想听的收费补课、培训或参加收费较高但不想去的游乐活动等。
至于为了跻身理想的学校或专业而支付的择校费、赞助费、降分录取费、转专业费等,不少家长已习以为常,或视作顺理成章,甚至心甘情愿地付出,并不将之归为乱收费之列。
另外一些家长还要花钱让子女补习功课。
听到这一点,王安有点恍然大悟地感觉:“原来很多人读大学都不用付钱,现在不一样,三四年时间,大学学费已经从几年前的3000多元一直涨到六七千块钱。
”
求职困难加大了抚养成本
社会问题增加父母额外付出
许多家长都指出,孩子成长中的许多费用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一些社会问题的久未解决,致使家长多花了许多冤枉钱。
王安就此深有感触。
他对记者说,去年他夫人在北京市某医院生育时,为了得到好的照料,“光是送红包就送了几千块钱”。
好不容易等孩子长大上了学,许多家长还需要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让自己的孩子得到照顾。
而等到孩子毕业后,找工作、结婚、买房又成为父母头上的一个紧箍咒。
王安自己坦言,八年前,他大学毕业,父亲为了帮他找工作,就花了2万块钱跑关系。
毕业工作几年后,孩子又要结婚买房,“父亲又给我贴了一个首付8万,我身边的人没有几个人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房子的,都得或多或少靠家里的帮助。
”
所以说,造成中国父母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既有其自身的因素,也是许多社会问题渗入育儿领域后造成的。
所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如何达到价廉物美,既需要家长自身投入的优化,也需要期待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