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2012年第9期山东社会科学No．9总第205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5·文学研究·“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

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

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

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

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

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关键词］“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新探;“唯一宗旨”;内涵［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9－0064－08近30年对五四新文学的研究逐步突破《新民主主义论》的政治意识形态认知框架，导入启蒙主义的思维模式，这固然抓住了五四文学精神的特质；但对白话文学形态的研究却重视不够，即使有些学术成果也难能超越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

尤其对五四白话文学主张的解说只注重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而对其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所主张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唯一宗旨”却有所忽略，缺乏对这一根本宗旨观的丰盈内涵的挖掘与剖析。

如果说这十个大字的“唯一宗旨”是对五四白话文学内涵最集中最精炼最概括最辩证的表述，那么五四以来白话文学创作取得的丰赡实绩就是这“唯一宗旨”的最辉煌的体现；而那些数十年来在每个历史区段诋毁或反对白话文学的愚顽者的主要攻击矛头则是“唯一宗旨”。

新文学主将鲁迅曾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文白之争”中以激愤的言辞与决绝的态度表示：“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

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绝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

”①今天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唯一宗旨”或重评白话文学，虽然不必像鲁迅当年那样激烈义愤，可以采取更冷静更理性的科学态度，但是鲁迅那种变革文言旧文学、创造白话新文学的坚定立场和毅力却值得有志于改革者或研究新文学者学习。

一对于胡适如何整合了其文学改良的主张以及怎样理解“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十个大字宗旨的内收稿日期：2012－05－13作者简介：朱德发，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涵意蕴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去的研究少有涉及，今天却亟需探究。

先听听上世纪30年代胡适怎样说的：在建设的方面，我们主张要把白话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

所以我回国之后，决心把一切枝叶的主张全抛开，只认定这一个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论是我们作战的“四十二生的大炮”。

这时候，蔡元培先生介绍北京国语研究会的一班学者和我们北大的几个文学革命论者会谈。

他们都是抱着“统一国语”的弘愿的，所以他们主张要先建立一种“标准国语”。

我对他们说:标准国语不是靠国音字母或国音字典定出来的。

凡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就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

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决不是教育部的能造得出来的。

国语有了文学价值，自然受文人学士的欣赏使用，然后可以用来做教育的工具，然后可以用来做统一全国语言的工具。

所以我主张，不要管标准的有无，先从白话文学下手，先用白话来努力创造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

所以我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这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大旨。

①这似可看成胡适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建设新文学“唯一宗旨”生成的具体背景及其要点的表述，至少使我们明确了这样一些交代：一是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的互动并举展开即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坚定支持和官方教育部国语研究会的共谋协作，尤其是蔡校长功德无量；二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根本方针，既是对“一切枝叶的主张”的整合又是“化零为整”集中一切力量对准文学革命的主攻目标；三是提倡文学革命，“只是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一种真正的标准国语。

然而对我们研究者来说，文学革命“唯一宗旨”牵扯的一些问题尚须进一步探讨，给出更科学更有说服力的评述与阐释。

胡适在美国动议闹文学革命，1917年下半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亲身参与领导文学革命，他究竟抛开了哪些“枝叶”的文学主张，怎样地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唯一宗旨”上？对此的解释语意不详，有待于我们考究。

《文学改良刍议》似可看成胡适文学主张的总汇，既有“枝叶”的主张又有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核心理念，不过此核心文学理念在其行文中并未置于显要位置，只是在文学改良从“八事入手”中的“八曰不避俗语俗字”的逻辑论证中表述的，至少可以窥测出此时的胡适还没有把文学改良的所有主张聚集于“白话文学”是建设新文学的正宗上。

次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改良的“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的“八事”改成“八不主义”，因为它“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不仅如此，且将“八不主义”总括为四条，并作了这样的解释：“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不论文学改良的“八事”或“八不主义”，胡适所指斥或批判的古代文学的弊病都是他认定的“死文学”的症状，这也可以说是其判定何为“死文学”的标准，不过从其对“死文学”的否定性的剖析中亦透露出“活文学”的特征。

特别把“八事”或“八不主义”总括出的四条，仍是从说话主体与时代性两个角度入手的，无不集中于“话”字上，不论个体人的话或时代人的话皆要“言文一致”；而这样的话不是“虚话”而是“实话”，不是“空话”而是“真话”，不是“套话”而是“有个性的话”，不是“古代人的话”而是“现代人的话”，一言以蔽之，或口头说话或笔头说话皆是实话、真话、自己的话、时代的话，即现代白话。

胡适虽然从说话主体与时代性两个维度将其“枝叶”的文学主张“化零为整”地聚集于“话”字上，但是对“八事”或“八不”中的有关文学改革的“内容”方面的条款却都抛开了，固然“说话”、“自己的话”和“时代话”都有丰富的内涵，不过作为文学主张应该把内容与形式明确地融为一体，否则容易引起误解。

实际上，胡适当时就是这样设想的，把主攻方向集中于文学形式特别是语体的改革上，完成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使命；所以通过对所有文学主张的整合，胡适不仅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且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①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2页。

一种国语的文学”。

这种过分地强调建设“国语的文学”确有抓主要矛盾以带动其他矛盾解决的策略意义，但是却不能理解为它概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所有历史内涵。

在胡适的表述中，“白话文学”即“国语文学”，似乎二者是同义语，没有丝毫区别。

但笔者认为，只有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语境所创造的正宗的白话文学才是国语文学，也就是以国家统一的语言创建的文学。

胡适之所以把“白话文学”改为“国语文学”，与其1918年参与教育部国语研究会直接相关；故不能把古代社会的白话文学也当成国语文学，因为它不是文学的正宗，当时真正的正宗文学是文言文，即胡氏所说的“死文字”。

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后，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白话文学与国语文学当成同义语是不会引起误解的。

这不仅因为白话文学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正宗文学，而且也是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即现代国家的白话文学就是国语文学；虽然现代白话文学是古代白话文学的传承与再造，但是却不能把古代白话文学等同于国语文学。

胡适1921年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写的《国语文学史》，是从汉魏六朝到唐宋的文学中选定的白话文学；而1928年他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仍是古代的白话文学却不名之为“国语文学”了。

尽管胡适没有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把《国语文学史”》更名为《白话文学史》，然而笔者却认为改为《白话文学史》更准确，因为它在古代文学系统中仅处于非正宗地位，况且古代的封建帝国并未嬗变为现代民族国家。

既然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没有对白话文学与国语文学进行分界的定义，而视为同义同质的概念，那么我们要弄清何谓“国语的文学”或“白话的文学”的内涵，首先必须了解何谓“国语”或“白话”？胡适说：“当初我们提倡国语文学时，在文字上，口说上都说的很清楚，所谓‘国语的文学’，我们不注重统一，我们说的很明白：国语的语言———全国语言的来源，是各地的方言，国语是流行最广而已有最早的文学作品。

就是说国语有两个标准，一是流行最广的方言，一是从方言里产生的文学。

全世界任何国家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的文学革命，开始都是以活的语言而流行最广的国语，这是第一个标准。

第二，这个方言最好产生文学，作教学的材料。

总之国语起源于方言，我是希望国语增加它的内容，增加它的新的辞藻，活的材料，它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方言。

”①胡适1952年对“国语”的界说与其31年前在《国语文法概论》②中对“国语”的解释大同小异：“‘国语’这两个字很容易误解。

严格说来，现在所谓‘国语’，还只是一种尽先补用的候补国语：并不现任的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