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文化形式

论民族文化形式与民族文化文化传统对教育思想的影响

茹贡忠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甘肃酒泉735000）内容摘要：民族文化形式和民族文化传统影响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而庞大的汉字数量与繁杂的结构又直接影响着我们汉民族的学习效率。中国古代的人文文化是崇尚多知、诵读八股、追求识字量、会书法，这个人才标准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科举取士”以尊古会文、重文轻理为人才标准，正是这种教育思想使得中国自明清以来严重忽视理工技术、工程技术、工艺发明，长期忽视人的创造力培养。

关键词：文化形式、文化传统、重文轻理、忽视创造力。

一、文字形式对教育效率及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文化形式有不同的教育效率。教育效率就是施行教育过程中人才生产的时间周期，质量标准与教育投入产出的比率。而这个比率除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外，直接影响教育效率的是民族文字形式。一个民族，由于它不同的文字形式或特征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教育效率。这绝非耸人听闻的随意臆说，也不是无事生非的想象。当我们认真研究一个民族语言文字形式及特征时，研究民族文字与教育的发展历史时，文字演变历史时，都不难找到它对教育发展速度，人才质量，人们学习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比率问题方面的一个事实：文字形式与教育效率有直接的关联，文字形式的先进科学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教育效率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是人文文化历史久远，人文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而记载历史文化的文字形式——语言文字符号的复杂和博大精深，我们很

少论证它的先进行、科学性，或说很少论证它的弊病、缺陷所在。在世界上1000多个主要民族当中，还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数量和复杂程度能和我们汉字符号相比。我们的祖先近乎无限量的造字，使汉字数量庞大无比。《康熙大字典》收录的汉字达47035，就《新华字典》而言，也有1.2万字。这是任何一个其它民族都没有的（英文常用字母26个，日文50多个，在一天之内都能识完）。这样大的数量，那样复杂的笔画结构，加上同音异义、异义同形、同意多字、一字多体、繁体字、异体字、方言字、数量之多，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无法识完这么多的字。即或是能识完，意义又何在？仅此一点，世界上其它民族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可我们多少年来都在盲目崇古自喜，大谈祖先的睿智给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云云。我们很少批判和反省它给后人留下的学习困难和负担，它要后人多耗费多少精力和心血去辨音、记形、解意、识记四声，它在教育的效率上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滞后性和低效性影响，在人才标准问题上又积淀了多少难以根除的无意于社会发展的形式化标准！

文字的改革本来势所必然，然又谈何容易！而如果不改，中华民族的教育效率，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进行文字彻底改革，摒弃现行文字符号，走拼音化的方向，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二、关于古文化传统对教育思想的影响

近现代的中国教育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这主要是由于近现代国家生产力水平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落后所致。然而，推行教育改革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又遇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阻力和影响。舍弃其余，就单以传统历

史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由这样的传统决定了“应试教育”绝不是人们的随意性向往和行为，也绝非人们拼搏全力追求一种临时的时髦效应，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价值影响和现实的社会期望推动力。正因为如此，教育思想的改革才成了历史性的任务。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千年一贯的人才标准问题，从文化渊源来看，中国古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人文文化、人文文化的文学、伦理、哲学相对发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农业化自然经济时代的人才标准是崇尚多知、诵读八股、追求识字量、会书法等。这个标准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超工业化社会和以高科技为标志的人类文明早已到来。社会的发展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人们称今天的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就是说，新知识和信息的发展总量是高速的，人的新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已是人适应社会的基本要求。但问题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工程——教育，却仍然抱守着尊多识，夸多知，尚古典的千年规范不变，西人早已把尚新知作为人才标准的基本尺度了。当我们在分析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历史性原因时，多把眼光投向于考查封建的社会制度，封建闭守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重人文、轻科技的文化层面上，而很少从轻视教育，教育思想的落后，内容的崇尚空谈和人才标准的偏颇方面作些透视，这种研究层面的落后是教育思想落后的又一原因。

三、科举取仕制度对今天人才标准的影响

从隋朝至清中叶沿袭时间很久的科举取仕制度，春秋时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广泛的被推崇，以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典祖训，是现代社会出现的“读书做官论”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些前后相贯的的经典传统，普遍的渗透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融注在我们

的民族血液中，至今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思想，人才标准，取仕制度。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科举制度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以才取仕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它毕竟本质上是重文轻理，尊古薄新的封建八股式的取仕制度。无论古代或现代，“学而优，则仕”都是相对合理的。它是鼓励学子奋发进取，博学多才的一种摧化剂或驱动力。问题是“优”的内容，“优”的标准，“优”对社会的助益性程度，作为性力度。中国历来受这一思想的影响，长期采用八股取仕的制度，以懂古会文的数量作人才标准，严重忽视人才的创造力，忽视人才的在工艺、工程设计、理工技术方面的素质。这就为中国进入明后期以来，世界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停滞不前遗下了人文基础。

到近现代，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进步主要依赖发明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的时代。我们所说的高科技时代，譬如电子计算机、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宇航技术等本质上都是生产工具的变革。此时的西方教育，不断地进行教育思想、教材内容的改革，推行现代手段的教学方式，特别重视理工科和新知识的教学。但我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人才标准，仍然囿于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旧式框框之中，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超越于这个怪胎。我们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认为应该尽快推行现代素质教育，创新型教育，而内心深处却无时不刻在留恋高分这一社会普遍推崇的标准，行动上也就趋从与社会与家庭的期望性推动之下，从而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普遍言行不一的社会化现象。其历史性的根源就在这传统人才标准之中。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