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读书笔记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读书笔记| 第七周

#1

柏拉图在第二篇中，主要谈论的是文艺教育观的问题。在现代人眼中，孩子的早期教育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考虑到幼年时是接受事物、模仿事物能力最强的时候，家长们往往会为孩子报各式各样的班，以期将孩子塑造成他们所想的样子。但不得不承认，在几千年前的雅典，柏拉图能提出早期教育这样的理念，其思想性无疑是超前的。

柏拉图构架了一个理想的王国，以及一套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他同样重视音乐与体育的教育，而所谓音乐，又是包括了文学在内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所认为的音乐教育，实质上就是文艺教育。音乐教育能培养人威严、礼仪和勇敢的品质，因此城邦要建立严格的音乐审查制度。在柏拉图的文艺教育观里，主要有以下两个观点：①音乐具有教化作用，因此对于音乐的选择应该明辨是非；②加强音乐的影响可以提高人的爱智能力。这里所讲到的爱智能力，停留在最后一句“音乐应该归宿到对于美的爱”，在柏拉图看来，音乐培养的是人的爱智能力，而体育培养的是人的勇敢与激情，两者同样重要。正如毛泽东所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倒是印证了中国人常说的“文武双全”。同样重视文艺教育与体育教育，方能拥有勇敢、智慧、节制、正义等品质。

#2

在谈到早期教育时，柏拉图反复强调了统治者对于文艺教育内容的审查，要求建立严格的音乐审查制度。这不由得使人发问：政府规制对于教育的介入究竟是好是坏呢？

诚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幼年时期儿童的世界观正在形成的时期，一切加之于他的事物都可能使他留下印象、长成性格中的一部分，父母甚至社会，有义务对于他们的成长做出引导，使他们尽可能少地接触恶，尽可能多地感受美。

然而，在我看来，与其隐藏恶，不如揭示真，引导他们客观真实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项行为的做出往往是认知、产生态度到实施行为的一个过程，思想观念的输入固然会影响行为，但统治者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在认知这一环节进行“堵”，而是在产生态度这一环节去“疏”。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多重性，生老病死、贪嗔痴恨爱恶欲也是常态，即便是神也会因这些缺点而使人物形象更饱满。对话中经常用到“勾销”这个词，勾销应当是一种从有到无的状态，既然这些是无法避免的存在，或许就不应该硬生生地勾销。罗曼罗兰是这样定义英雄主义的：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或许是带着他们看清世界的真相，看清原来除了真善美，这世间还有这么多的贪嗔痴，看清最好的榜样也有最坏的习惯，看清最好的故事也有最坏的结局，告诉他们，然而这并不可怕，然而这只是必历的过程。一个勇于面对真相的统治者或许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3

当柏拉图谈论教育、谈论文艺时，不由得会令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位同样伟大的思想家。统治者的文学音乐教育或许和孔子思想中的“礼乐”有着一定的契合，他们的教育观之间有着相通又互相区别：

①他们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同样重视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然后孔子认为礼乐的影响应当是贯穿人生的整个阶段的，柏拉图则更加强调音乐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

②他们同样重视音乐德育教化的社会作用；柏拉图认为正是因此立法者更应发挥其社会功能对音乐教育的内容进行审查；

③两者在对音乐教育的评价标准方面存在差异；孔子重内容与形式，认为礼乐应当“尽善尽美”，柏拉图则不单单把音乐当作审美对象，而是用审美特征培养人的能力。

综上所述，比较柏拉图与孔子的音乐教育观，我认为孔子更多的是在强调要顺应礼乐，

“礼崩乐坏”则“名不正言不顺”，即法律的制定应在礼乐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而柏拉图更多地是强调礼乐的工具作用，即音乐是在法与制度之下的，法律可以限制音乐的内容。

#4

站在一个法科生的立场上来看这几篇对话，我认为这更像是一场哲人的“制宪会议”。讨论护卫者的教育时，苏格拉底就开始提醒阿德曼托斯，“你我都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城邦的缔造者在这里发言的”，在随后讨论统治者的立法工作时，苏格拉底再次强调了他们作为城邦缔造者的身份，与之相应的是经常出现的对于他们立法者身份的强调。

让我们从立法者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想国》的创造意图和核心命题。《理想国》的核心主题是灵魂正义，城邦仅仅是作为类比而被引入，因此这场“制宪会议”旨在为灵魂设定尺度，因此教育成为最大的立法。诗歌与哲学之争，本质上是立法权之争，哲学家取代诗人，成为终极立法者——神——的代言人。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国》本身即为一部完整的法典。

事实上，立法者或者国家的统治者少有哲学家，柏拉图在这里进行哲人之间的“制宪会议”，其实质目的或许是为了教化，即基于城邦与灵魂的类比，这场哲人的“制宪会议”表面上看是在为城邦立法，但实质上是在为灵魂立法。如果说整部著作就是一场“制宪会议”，目的是为灵魂立法，那么教育就在本质上承担着立法的功能，为灵魂设定尺度。

#5

第二、三卷与第十卷同样是在讲文艺，其思想却有巨大差异。《诗人的罪状》看似对文艺进行了批判，与第二、三卷具有矛盾性，实际上用否定文艺的特殊方式有力地确立了文艺的地位。

首先，他对文艺的否定建立在承认文学的魅力与影响力上，批判即代表着强烈的关注。其次，文学因有强大的力量，本来就存在两面性，有扭曲的危险。一旦文艺偏离了正轨，就极可能败坏世风、毒害心灵。他对文艺的批判仿佛是一个竖满警示牌的框架，使后世的理论家和文学家们为了反驳他，不得不关注文学自身的价值所在，促使其向健康方向发展，而非停留在摹仿表象和满足欲望上。再次，柏拉图用伦理或政治标准否定文艺，通过与哲学的比较否定文艺，正是为了给文艺正名，后代学者才尽力在这些标准之外另寻标准，探求文艺的特殊价值和接近真理的特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