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

他把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制造的原子弹灾难指斥为人类盲目地玩弄大自然力量的“法厄同行为”。法厄同是希腊神话里太阳神福玻斯之子，这位小神祗因玩弄其父的太阳车最终被毁灭。汤因比从此看到了人类非理性力量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机制必然导致全面的毁灭性后果，从而开始寻求人类未来的文化模式，他认为西方文明及其相关的宗教体系不具备拯救大地母亲和人类的力量，他曾希望借助于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的自然母胎）、中国文化（具五千年之久的强大凝聚力和连贯性）以及犹太文化（无政治中心的分散性的民族统一）的融合与优势互补重建新的信仰和世界共同文化模式。
四是儒教与佛教所共有的合理主义。
五是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具有敏感，认为人想要支配宇宙就会遭到挫败，汤因比认为这是道教的最宝贵的直感。
六是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已灭绝的法家）所共有的。人的目的不是支配自然，而是与自然保持协调。
七是在过去的军事与科技对抗中，西方虽占了优势，但东方各国可以打败他们。
这是怎样一个老头呢？一袭风衣，清瞿的面容，饱满的额头下一双睿智的眼睛。这是一位西方的智者，可让我想起了郑板桥笔下的竹，是竹韵，竹子一样的风骨韵味，是适合他的。燕谈4 L9 E% p! }) d; d1 b4 f- u7 x. G
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在西方思想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是我所崇拜的学者之一。我说崇拜，是的，这个世界能够让人崇拜的人和事越来越少了。而汤因比，正是我所遥遥礼拜的人物之一。% ^" M) Q9 R2 [4 D, k# ]
老人的视线是世界性的，也是穿透性的。他那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思想之光穿透厚厚的历史帐幔，直达社会发展的本质，为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他曾经对池田大作说：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1 d' W1 n6 U5 Q6 B
八是日本人与越南人具有敢于挑战西方的勇气，汤因比认为要保持这种勇气，但今后要把它用于世界的和平事业。
这个第八点是汤因比在战前所说的，我们可以补充一个重要事实，即朝鲜战争具有伟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一事实，表明我们中国人是具有巨大力量和勇气的民族，即使撇开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谈，单只就不让美国这个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变得更强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也是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是对当时第三世界人民的极大安慰。关于十九世纪中英鸦片战争，汤因比认为英国人忘记了拿破仑所说“不要去唤醒酣睡的巨人”之警告，一旦唤醒，中国的觉醒与发展将势不可挡，这一点今天已成事实。关于未来世界的和平前景，汤因比说：“……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早年就学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受到古典文明的全面教育。以后在希腊雅典的不列颠学院进修考古学。1912年回到牛津大学，专门讲授古代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任职，参与了1918—1919年的巴黎和会。1919年在伦敦大学担任教授，讲授东罗马（拜占廷）帝国史和希腊近代史。1921—1922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爆发，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奔赴希腊采访。1925年被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史研究教授，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同时主编《国际事务概览》年刊（1920—1946）。另外他还担任伦敦经济学院世界史教授，并获得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任英国科学院研究员。1943—1946年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代表作为12卷《历史研究》，单卷本图文版《历史研究》，《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人类与大地母亲》。
《展望21世纪》是他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谈话内容是人类世界应当向何处去，在对话中，汤因比全面阐述了他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预期和展望。
《展望21世纪》和《文明经受着考验》都有中文版发行。
1970年以后，为了让普通读者能够了解他的想法，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重新将他的巨著改写成单卷本的《历史研究》，并精选了许多插图，同时还写了单卷本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以使他的著作通俗化。
美国学者为他改写的三卷缩写本《历史研究》在我国也早有译本。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以86岁高龄逝世。为了纪念汤因比，1976年，牛津大学将他的许多手稿整理并出版。他的最后两部著作单卷本图文版《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的中文版已经在200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可是，如果老人的灵魂此刻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或许会失望了。老人梦里的中国，一定是书上的中国，一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充满诗意的乡土，碧波微微，雎鸠啼鸣，男女欢歌，落霞与孤鹜齐飞，那是古中国的风景。他不知道，今日的中国已经没有清清碧波，更没有活着的雎鸠。水，只有黑臭的一潭，雎鸠，已经成为人们的盘中餐。黄钟毁弃，瓦釜喑哑。淑女们忙着嫁给豪门，君子们抛弃了诗书，鏖战在商场……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工业革命打破了生物圈的最后平衡，人类从此成了生物圈的主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表明，人类与自然已经事实上处于尖锐对抗的激烈战争状态，生物圈的继续生存正处在人类弑母行为的威胁之下，在汤因比看来，后来得到长足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从生存角度讲属于多余的东西，而且非常容易导致整个人类的灭亡。
我崇拜他，是因为他说人类的智慧和良知高于一切。敢于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敢于这样做的人就更少，不是吗？这种人往往是圣贤，伟人。而汤因比，在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中，是做到了知行合一的人。这就足以让我遥想膜拜他智者勇者的风采，犹如遥拜释迦、耶稣、孔夫子，老庄之流。
6 v/ o( n u- O 在汤因比的同时代，和他有共识的还有日本著名思想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池田大作先生。1972年至1973年间，两位东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在伦敦会晤，深刻讨论了人、社会以及生命和宇宙的本质。他们的对话后来整理成《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印行全世界，影响深远。在对话中，汤因比预言：人类必因过度的知识和贪婪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的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6 b6 U+ k5 b5 t a8 }) K8 p: o9 L
同时，他指出了这个推论的八大根据，
一是在过去21个世纪里，中国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积累了很多经验——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说，即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大势和文化特色没有变。
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培育了独特的世界精神。
三是儒教的人道主义，
6 O" ]4 c8 P; f: b学术,思想,随笔,文化,哲学,历史,读书,批判 这位心怀天下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社会所做的分析做出结论：要避免象西方社会因技术的滥施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就必须培育起能使精神与自然相协调的人文精神。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中国文明的特质，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症结。可敬的汤因比突破了当时盛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以广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胸怀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在他晚年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他说：“公元前四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这里的中国哲学，就是以老子、庄周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与池田的谈话中，他表示中国道家学说倡导的“天人”和谐一体的哲学是目前挽救生物圈的可以信赖的精神思想，他说：人类有希望的未来不仅关乎人类自身的和平统一，也有赖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真正的高级宗教不仅应该是世界性的，而且应该“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整个宇宙生命体的一部分”,因此，汤因比提出，要将人类从以贪欲为动机、由技术所造成的恶果中拯救出来，需要有一切宗教、哲学的信徒们进行世界性的合作。 r) V/ U0 \1 y% n
我十分赞同汤因比的观点，但我想，要想使人类放弃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从技术到规模在世界性的法律监督下设立界限，否则将不堪设想，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全面和解的新的人类世界才能得到保证。汤因比在他著名的“挑战与应变”的理论中提到文明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认为是少数英雄或领导人发生蜕变和腐化，从而丧失了群众的支持，其结果是社会整体丧失了统一。他的见解昭示我们一个具有活力的世界应当是多元而统一的，而社会的领导人应当是廉洁奉公、具有远见的典范公民，这个观念不仅适合古代世界，同样也适合于现代世界，现代社会向何处发展尤其取决于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们的选择与表率作用。
他在书中忧心忡忡地描绘：“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物圈已处于濒临覆灭和破坏的危险之中，或者它已基本上被自身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到了1972年，汽车和飞机排除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技术在物质上将世界联为一体，根本没有缓解他的困境，反使之更趋恶化”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生平简介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CH 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思想家之一。188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的叔父是英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983）。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里，虽然受到池田的一再干扰，汤因比仍然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指1949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感望。……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世界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是研究全球化问题和后现代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与意大利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有着一致的见解，认为科学主义不能最终解决世界的困境。他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歌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他从歌德的长篇史诗《浮士德》中引入了挑战和应变的观点，认为文明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挑战的应变，今天我们所谈论的面对挑战要作出应变的思想主要肇端于汤因比。他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引入了文明树的概念，同时剔除掉斯宾格勒思想中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因素。汤因比认为每一种文明有它产生和死亡的过程，每一种文明也有它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彼此不能取代，主张文化共存，民族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