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职务犯罪宣讲提纲

预防职务犯罪宣讲提纲

职务犯罪，是一种严重的极端的腐败现象。预防职务犯罪，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和市委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要求，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重要举措，是关心和爱护干部的重要体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职务犯罪，各国理论界和司法部门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我国，认识比较统一的职务犯罪概念，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简言之，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活动。

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看出职务犯罪在构成上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运用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公职人员。

（二）行为的渎职性。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

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

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二、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我们搜集十几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3000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并进行了统计剖析，归纳出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的十大特点。

一、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在这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552起，占案件总数的18％，涉案人数达933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2001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

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260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2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185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200多名医生有140名医生收受贿赂。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

二、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3000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５年以上的占26％，其中最长的为16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1990年至2005年受贿294次704万元，另有81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1994年到2004年受贿295万元，另有260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1999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否则，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

三、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39.2％。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

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1004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250余万元、港币26.2万元、美金1.9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6次非法收受38个单位和个人钱财860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2001年１月至2005年１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138万多元、港币21万元、美金4000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