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的书评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此书围绕北魏驸马刘辉“殴主伤胎”案，讲述了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皇室与汉化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在公主流产以后、过世之前，朝廷为了应该如何审判并惩处刘辉、容妃、慧猛以及他们的兄长而陷入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即门下省的官员，实质上是代表灵太后的意志；另一方是主张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来断狱判刑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

李贞德教授从分析他们双方对立的观点以及各自的论证中向读者展示了法律儒家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卷，以及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中国古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李贞德教授通过一则案例的讲述而折射出案例发生的背景，可谓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笔者在读过此书之后，结合双方辩论的立场和依据，从性别与历史的角度，对该书归纳出以下几个观点：
一、父系社会和法律儒家化背景下的女性身份
李贞德教授在“悲剧的启发＂这一小节中画龙点睛，指出：“这个案子牵涉到性犯罪、婚姻暴力和连坐容隐等法律家族主义，可以说涵盖了传统中国女性会碰到的大多数刑法问题。

”
在父系家族理论和儒家礼义伦常的体系下，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是男性的附属而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即是是公主也不例外。

公主走下皇室成员的神坛，成为驸马刘辉的妻子，因而肚子里怀的胎儿是刘辉的骨肉，刘辉犯的是堕杀亲子之罪，并不是杀害皇室成员的谋反大逆之罪。

而对于张容妃和陈慧猛以及他二人的哥哥张智寿、陈庆，汉化官僚集团认为女子随着自己出嫁，“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

＂二人犯罪的连坐责任巳经随着出嫁而从娘家迁移到夫家，与娘家的兄长脱离了关系。

况且儒家一贯主张“期亲相隐”，所以张智寿、陈庆不应当受到处罚。

通过皇权和汉化官僚对于此案中胎儿身份认定问题、连坐与容隐原则的辩论，一方面展现运用法律时所体现的儒家父系家族伦理和父权制宗法体系在当时法律中的渗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此理论背景下，女子出嫁带来了“天”的改变，女性地位附着于男性，故其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被丈夫杀死后对丈夫的刑罚要依据腹中胎儿的地位来决断，不得不让人感慨“可怜公主是个女人”。

二、中国古代女性的阶级差异
非常重要的是，意识到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而是在她们自己的阶层中，以及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庭的关系的特定女性对特定男性的从属。

中国法律赋予女性与其丈夫相同的身份，因此分社会和经济阶层考察女性就更为必要的。

本案涉及了四个主要的女性，作为皇室成员的灵太后和公主，以及已为人妻且身份低微的张容妃和陈慧猛。

虽然在汉化官僚的极力争辩下，刘辉的两个情妇容妃与慧猛，他们属于从犯，应该等到主犯的判决确定后才能对二人判刑，且二人即使是犯通奸罪，也不至于变为奴婢，降为贱民。

但是本案的最终判决还是皇权顶端的灵太后所做，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其地位和身份代表了皇室颜面，为了维护皇族尊严对张容妃和陈慧猛进行超出法律的严惩。

这种女性群体内的特权阶层对普通人的刑罚处决和暴力报复，体现了古代女性的阶级差异。

三、女性的地域差异
从女性本身出发，除了内部的阶级差异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地域差异带来的风化不同，这一点李贞德在书中“牝鸡司晨”一节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灵太后在整个案件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她作为当时北魏的实权者，对整个案件的发起、辩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最终忽视臣僚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意志对驸马和其他人定罪。

从灵太后和汉化官僚的分歧点和辩论可以看出鲜卑族女性的地位与儒家伦理道义的冲突。

范晔在《后汉书·乌恒鲜卑列传》中写道：“鲜卑人，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

鲜卑人与母系组人关系较为亲近，未必与父兄关系亲近。

在这里似乎自由女性才是运筹帷幄的枢纽人物，影响男人能否决胜千里。

先被妇女的政治影响力很大。

正因为鲜卑族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女性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的差异，才引发了“殴主伤胎”中的辩论。

除此之外，本书还介绍了当时女性生活的南北差异。

四、社会环境所掩盖的女性意识
在本书首章，李贞德借东晋谢安夫人刘氏之口道出了女性自身的性别认知，“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是周姥撰诗，当无此也。

”这句千古名言道出了当时社会背景和礼仪伦常约束中女性的呐喊和潜藏的“女性意识”。

这种“女性意识”在灵太后的所作所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灵太后送公主出殡时哀痛感叹的言谈，不难发现，她在乎的与其说是流产的胎儿，不如说是刘辉对公主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灵太后曾不平地说：“自古至今，那有这样的女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伤心呀！”可见在灵太后的意识形态里不但没有“男尊女卑”“夫尊妻
卑”的观念，甚至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也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便是灵太后的“女性意识”。

但是也应当意识到这种“女性意识”是带有阶级色彩的。

律儒家化过程中女性的命运，她们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男子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性却被要求始终如一。

男子出轨了可以将女子纳为小妾，以辩通奸之罪，而女子却要受到惩罚，只有以妒防奸，成为“妒妇”。

法律儒家化带来了男女权利的更迭，女权不断遭到限制，父权、夫权不断增强。

但是，并不是一开始女性的权利就遭到限制，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公主之死》这本书所反映的正是法律儒家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图景。

课件补充：
第一讲：
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

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妓女或打字秘书。

脱离了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象金子本身并不是钱……
我们都是地球人
“我们需要开始去思考，性别对于人类来说有多重要。

然后在不需要问性别的场合，不要去问。

”
“总是以性别来区分人，这是错误的。

这样说不仅出于政治正确，而且在科学上也正确——每个人都不一样。

”
对社会性别的理解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社会性别化过程从人一出生就在不断发生、强化，每个也在不断地参与和完成，社会性别已经制度化。

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与落脚点。

性别差异
本质论essentialism
主张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天生的，且是固定的；如大脑结构不同、荷尔蒙等不同，导致影响认知及其它性别、气质上的不同。

建构论constructionism
主张男性与女性虽有生理上的差异，但所呈现出的这些差异，主要是后天的影响所致。

两性在性格或行为上的差异，大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第二讲
迪斯尼童话中的女性形象
睡美人故事的涵义
•1、睡美人是一个“红颜祸水”的代表，是她给王国带来了灾难。

•2、公主走出城堡，被纺锤刺破手指，寓意“公主出轨”
•3、《睡美人》是典型的英雄救美的故事，从此公主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但是如果王子不来呢？
（笔记上有）
广告中的男性形象对男性造成压迫
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看大学校园厕所设计注意点
•1.厕所设置地点应位于可及性高的区域，以活动与行人增加非正式监视功能，强化用户之安全感。

•2.增加厕所周遭视觉穿透性，减少繁复的植栽、造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死角与小径，让用户可充分掌握空间信息。

•3.保持厕所的隐密性：气窗开口不宜过大、过高。

女厕便器不应背对门；厕所隔间应注意门的适宜高度，减少被偷窥的可能性。

•4.通往厕所的道路应避免狭窄、阴暗；充足照明、明确的指示系统；增设电话或紧急求救铃。

•5.注意厕所的维修与整理，例如门锁损坏应立即修复，强化厕所管理良好的意象。

第三讲：
中国古代妇女的差异性
注意时代差异，慎对中国古代妇女做长时段的比较
注意阶层差异，避免将中国古代妇女看成铁板一块
因为中国法律赋予女性与其丈夫相同的身份，因此分社会和经济阶层考察女性就更为重要的。

建议将中国妇女分为四个阶层：奴隶和劳动女性，农民和商人之妻，学者和官员之妻，贵族和统治者之妻。

在每个阶层内，女性的责任和特权是不同的。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意识到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而是在她们自己的阶层中，以及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庭的关系的特定女性对特定男性的从属。

2、皇室其他成员和外戚，有法外特权
（以上为贵族妇女）
3、五品以上官爵者的女性家人，有减刑特权
（以上为上层妇女）
皇室其他成员和外戚，有法外特权
谓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

皇太子妃荫大功以上亲人请者，尊卑降杀也。

八议
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五服制度中的性别等级
父宗为重
重男轻女：妻为夫居丧三年，夫为妻服丧只有期年；明以前，父在子为母丧只服齐衰。

嫡庶分别：庶子为嫡母服丧三年，嫡子不为庶母服丧，或只服期年。

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研究材料
实物史料：墓志、文书、简牍
文献史料
精英史料：历代正史、典志类史书、官修地方志、女教书、家法、家训以及其他的官修史书、正统文人的私修史书等。

边缘史料：诗词、笔记、小说、书信、民间文书、墓葬、文物、老照片、洞窟壁画、文人画等。

母仪
母仪的标准：“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力业”。

贤明
贤明的标准是“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
仁智
仁智的标准是“预识难易，原度天道，祸福所移，归义从安，危险必避，专专小心，永惧匪懈”。

贞顺
贞顺的标准是“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洁行，精专谨慎”。

节义
节义的标准是“必死无避，好善慕节，终不背义，诚信勇敢，何有险诐，义之所在，赴之不疑”。

辩通
辩通的标准是“文辞可从，连类引譬，以投祸凶，推摧一切，后不复重，终能一心，开意甚公”。

孽嬖
孽嬖传录古来“淫妒熒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被祸败”的女子事迹。

诸史《列女传》选录主题
《后汉书》：贤妻与才女
《魏书》：忠义与贞节
《隋书》：贞妇与美女
《晋书》：义烈、才识与贤母
两《唐书》：主题窄化，重忠义节烈
辽、金、宋史：烈妇
《元史》：烈妇与孝妇
明清以后，大受旌表制度影响
《公主之死》
1、北魏朝廷的法理大辩论：
父系的汉族伦理
（代表人物：尚书三公郎中崔纂）
反对以谋反大逆罪通缉刘辉并处以死刑，认为刘辉犯的是堕杀亲子之罪。

母系的北方统治者：
（代表人物：门下省的官员，灵太后）
主张以谋逆罪论处
2、以崔纂为首的汉族官员的意见：
1、反对以谋反大逆罪通缉刘辉和判其死刑。

2、对容妃、慧猛的“髡鞭付宫”的判决太重，她们是从犯，所犯是“通奸罪”。

3、容、慧二人兄长无辜，不应连坐。

4、门下省属于内朝，没有参与判决的权力，此案应该交由尚书省来判决。

3、鲜卑女性
灵太后是汉人还是胡人，存疑。

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用自决之。

颜之推（6世纪）：南方妇女少社交活动，与娘家少联络；而北方，却全靠妇女当家。

葛洪（4世纪）：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

登高临水，出境庆吊。

高彦颐：挑战“五四”妇女观出发
五四妇女史观在五四后长期流传，并被国共两党的政治话语所强化，如果“传统”妇女不是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当中，那所谓“妇女解放运动”就无从说起。

没有解放运动，又从何建构一幅现代的、新中国蓝图。

传统中国+父权制：铁板一块、一成不变？
“为了消除这种非历史的偏见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中国妇女历史研究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

”
闺塾师的世界
①来自帝国晚期最高度城市化的江南
②受过良好教育
③担任女性的塾师
④能够四处游历
⑤其中产生了很多的诗人、作家、艺术家
⑥她们和她们的学生之间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
高彦颐：
受害者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

现有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常常是一种非历史研究的，或过于宏观的研究，所以高彦颐强调，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差异。

更重要的是，妇女历史必须被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

高彦颐
在明末清初江南的每个城市、每一代人中，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多，她们间相互影响和与社会相互间作用机会的充分增多，创造了一个过去不曾存在的阅读批评群体。

通过一代一代对女性文学的传递，一如巡游的塾师，她们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

”
另类女性：柳如是
挑战有限
当然这一女性文化是以其不断的服从为依照的。

正因为它没有对官方社会性别体系造成根本威胁，它可以繁荣发展，得以享受事实上的自由，写作的自由、交往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和地流动的自由。

她们并未挑战“三从四德”的社会性别体系，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些性别规范中的弹性与自由，使得女性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出现与传承变得可能。

儒家父权制下的妇女生活
无论闺秀，还是名妓，她们本身就是儒家父权制社会的一份子，也是儒家文化的产物但她们在体制之内，可以灵活地运用现有的资源，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活空间。

她们不仅是儒家文化权力动作的受害者，也是有份操纵这一权力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五四妇女史观”：传统中国+父权制，妇女都是受害者的刻板印象，需要被重新检讨与进一步研究。

第五讲：
科学不是改变人们认知的主因
•18世纪以来，出于大量对于女性政治角色的讨论。

•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成为争论的主题。

•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话语下，如何合理化男性支配的社会现实呢？
•这时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强调男女有别，认为女性道德高尚，富爱心，不压迫别人，更适合成为人类领袖。

•反方则反击，女人受生理与性格的限制，适合在家里，以尽女性的天职。

“我们一般认为人体结构及功能在世界各地都是相同的，是全球一致的真相。

不过一旦回顾历史，我们对于真相的看法便会开始动摇。

如同强盗、女人，以及死者的供词，不同医学传统对于身体的叙述通常有如在描述彼此相异、并且几乎毫不相关的世界。

”
福柯：被规训的身体
•身体是由历史中的各种社会过程组成的。

•福柯：《求知之志》《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
•国家和社会通过节育、家庭计划的推广、公共卫生的要求、城市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以及户籍制度的实施，人口的繁殖与活动被置入一个社会掌控的范围，受到各种政策的约束和指导。

国家实现了对人身体的全面控制。

福柯《求知之志》：权力对性的控制、刺激、规范实际上是权力对生命管理的强烈表现。

性、身体、人口和生命就这样成为政治和权力所包围的对象。

福柯将权力管理生命的历史时期称为“现代生命阶段”,也称为“性的时期”,以此对立于屠杀权力所主宰的“血的时期”。

由于生命的调节权力与整个人口的健康、安全联系起来,因此,它关注出生率、死亡率、寿命等问题,关注的是生命的质量问题。

宫颈糜烂中国这仍然是病，为什么？
•2、经济利益的驱动：新式治疗手段LEEP刀被引入宫颈糜烂治疗，牟取暴利治疗
•宫颈糜烂的病理化，以及围绕它开发出来的，借助恐吓推销给妇女的大量无效和过度医疗，惟一的原因就是商业利益。

而这种恐吓之有市场，正在于“柱状上皮外翻”的症状大家都有，而且“治疗”没有风险。

•至于这种恐吓之所以太容易成功，是因为它可以很好地将医疗的“权威”嫁接在对妇女生殖系统的神秘化的厌恶—控制之上。

“身体”缘何进入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是西方思想界对自身学术传统和日益膨胀的“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
•“身体”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缺席,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尔的文化哲学遗产:身心二元对立论,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

•身体的屈从性成为西方认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因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 “心灵”抑或“灵魂”才是研究所需要关注的,而“身体”则被纳入以科技为主的自然科学研究范畴。

月经
•古代中国的经络血气说：夫妇人月经，气血盈亏于是焉察之，病之有无于是焉候之，生息孕育于是焉繁之。

其通其闭，关于妇人为甚重。

•李时珍：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

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

月有盈亏，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

经者常也，有常轨也。

生命关怀史
•作为生命的物质载体,身体其实是与生命分不开的,因而对生命的关怀的历史同样可以纳入身体史的研究视野。

•与医疗疾病史、社会福利救济史、教育史相交叉。

身体视角史
•在这类研究中, “身体”只是象征性的观念产物。

学者运用“身体”这一视角切入传统的研究之中,整合原本并不相连的各个研究领域的资料,发掘出新的历史命题。

综合身体史
•身体史的出现,本身就是多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身体史的研究必然会出现与其他学术领域交叉、渗透的局面,譬如身体史与传统的民俗学领域的某些重合,身体史与心态史、身体史与政治史、身体史与宗教史、身体史与表象史的交叉。

女性身体史
•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男权秩序之下,“失语”成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因此有关女性的研究资料极为匮乏。

故而对女性历史的发掘,“身体”反成深入研究的重要切入视角。

•如费侠莉对于“阴”，高彦颐对于“缠足”，
为何身体是无法被单一定义的？
•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莫利纽克斯问题：假设一个人生而失明，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可以依靠触觉分辨同样材质的球体与正方体。

但如果把球体与正方体放在桌上，此刻让他突获视力，请问，在伸手触摸前，他能否用双眼分辨出哪个是球体，哪个是正方体呢？
•所以：医生和现代医学，也不得不说，身体并不是什么前话语的、先验的存在，我们对身体的认知是历史的、是有地域性、是有性别的、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我们的身体无法被单一定义。

女性身体
1900-1909女性服饰特征
这一时期，传统的保守、封闭观念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女子服饰宽大，没有线条，缺乏个性。

旗人女子服饰以长袍为主，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

汉族女子则穿裙，一般上着衫袄，下着裙或裤，裙衣相当宽肥，无曲线可言。

1910-1919女性服饰特征
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服饰等级制度也被打破，女子服装开始走向平民化。

上衣下裙、上衣下裤成为女子的时兴装束，裤装大受女性青睐。

在这段时期，日本服装波及我国，女性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下穿黑色长裙，朴素、淡雅、清纯。

1930-1939年女性服饰特征
进入30年代，女性装饰之风越演越盛，服装中心转移到上海。

各大报刊纷纷开辟“服装专栏”，约请名画家设计新装；各大百货公司、纺织公司争相举办“时装表演”。

旗袍此时大放异彩，进入辉煌时期，展示出女性婀娜多姿的身段。

1940-1949年女性服饰特征
四十年代女性服饰仍以旗袍为主，但不再是三十年代那种装饰繁多、腰身窄小的奢靡风格，长度缩短至小腿中部，领高减低，夏季无袖，变得简便、适体。

制作工艺上，垫肩、拉链被引进，给穿着者带来很多方便
1960-1969女性服饰特征
•60年代中期，男女服装归于一统，女装趋于男性化，尤其是“文革”时期，军便服大行其道。

黄军装、黄军帽、红袖章、黄挎包成了“时装”，“不爱红妆爱武装”成为女性着装的
时尚。

1980-1989女性服饰特征
•封闭已久的国门一旦打开，外面世界的美丽时尚便蜂拥而入。

牛仔裤、花色连衣裙、蝙蝠衫、棒针衫、滑雪衫纷纷登场，成了服饰亮点。

这个时期，女装出现了多元化和时装化的特点，强调表现女性曲线，通常采用轻薄或半透明的丝绸等衣料。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外穿运动装的时尚，宽松、舒适、健康风尚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历史的轮回
•从“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到文革时期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女装的变化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想象。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时髦的内涵常常表达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和规范，但是其内容是变化的，不固定的，这可以从百年中国女性形象的不断变化得到印证。

•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对女性要求有“女人味”，做“贤妻良母”又成为“女人味”的一个重要内容，鼓吹“妇女回家”。

我们在指出五四女权话语有以男性为准则的偏颇的同时，也要看到今天“女性味”话语对儒家传统性别规范的回归的负面意义，这种回归在社会经济文化都已经变化了的当代中国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义。

当代中国女性既被要求参与创造现代性的国家，又被赋予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重任”，即：保留和体现“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

社会性别话语在制造对女性的规范的同时也在制造对男性的规范。

所不同的是，对男性来说，近代以前以孝、忠、悌为衡量男性的标准，而现在，知识男性不提保存“东方男性的传统美德”，追求“西方的男性特质”却成为中国男性的目标。

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过程中产生的对男性的进攻性、竞争性的推崇成为当代中国人界定男子气概的标准。

如果说"女性味"的社会性别规范会束缚女性的发展，那么以西方男子气为标准也会使中国男性产生焦虑和感到压抑。

壮阳药的巨大市场就是一种表症，反映的是当代文化制造出来的男性性焦虑。

确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对现代性的想象中充满了社会性别含义，表达了在全球权力等级结构中处于劣势的中国男性精英的内涵复杂的焦虑感
身体与性别小结
①身体是无法被单一定义的。

②身体是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

③身体是性别的。

缠足与废缠足
高彦颐语：就前现代中国——尚未受到天足这个外来概念影响之前的中国——的身体观而言，身体是开放性的，既是载体，也是阻体；人们经由处分他们的身体，来达成他们的目标，根本无需我们越俎代疱，对她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目标指指点点。

美丽、地位、性、文化、金钱：缠足就是纠缠在这种种人性欲望的追求之中。

但是，这些寻求自我增值或享乐的驱力本身，并不足以说明缠足所隐含的残酷现实，以及随着缠足的发展而出现，多到令人咋舌的文学作品与物质文化。

妒忌、残忍、暴力、物化：人们加诸他人的这些可怕之事，虽然也是缠足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们同样不足以解释此一实践何以如此渊远流少，女人们又何以如此顽强地采行它。

缠足——既美丽又丑陋，既非自愿亦非强迫——打破了以“黑与白”、“男凌女”、“善或恶”等等二分法来理解世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