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发展简史

齐文化发展简史

所谓齐文化，也就是齐人创造的、存在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齐文化存在的时间，一般是从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结束。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时间可上溯至距今8000多年的东夷文化时期；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可下延至西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止。

齐文化存在的空间，主要以春秋后期时的齐国疆域为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鲁北、鲁中及山东半岛地区（也就是“海岱之间”的山东地区）。

齐文化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之一，别具一格，特点明显。从文化模式的角度观照，在地理环境上，齐文化是半岛濒海型文化（非完全海洋文化）；在经济结构上，齐文化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复合式经济文化（非完全的工商经济文化）；在政治思想领域内，齐文化是以忠君爱民相统一、礼法结合、义利并重为特色的兼容式政治文化（非纯爱民、法制文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齐文化又显现出与其他先秦地域文化迥乎不同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

综上所述，齐文化是一种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主张以智取胜的先进文化，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文化瑰宝。两周时期的齐国，与古希腊大致处于同一阶段，她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可称得上是古代世界东西方两颗璀璨的明珠。而八百年齐国故都临淄，作为齐文化发祥地和中心，更是久负盛名。周至汉时期，临淄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为中国最重要的冶金、纺织、制车、制陶、漆器制作、铸镜、手工业科技中心和海盐、丝绸贸易最大集散地，有“东方古罗马”的美誉。

齐文化的源头——东夷文化

东夷，指活动在夏、商、周统治中心以东的东方部族。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天山东全省、河北省东部、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北部等地区。东夷族同华夏族一样，也有高度发达的文明。40万年以前的沂源人与北京周口店猿人几乎同一时期，他们活动在以沂源为中心的泰沂山脉中段地区，创造了丰富的旧石器文化，可以说是东夷文化的源头。东夷文化从距今8500年开始，依次经历了距今约8500～7800年的后李文化——距今7300余年的北辛文化——距今65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至3500年的岳石文化等阶段。他们发明了薄如蛋壳、表面光亮如漆的“蛋壳陶”，开始饲养家畜、修筑城墙、种植水稻、冶炼青铜、创造文字。按照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考察文明起源的四大因素（文字、城市、金属器具、礼仪）来加以科学审视，我们可以断定，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而淄博、临淄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齐文化的奠基者是姜太公

姜太公名尚，字子牙，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辅助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兴周，因首功被封于齐。公元前1045年，他击退了莱人的进攻，建立了齐国，定都营丘（今临淄）。姜太公建立齐国以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他诛杀了以所谓的“仁义”乱齐的司寇营汤，和以不合作的姿态和平对抗齐国政权的“贤人”狂矞、华士兄弟，使齐国混乱的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时间，就去向周公汇报了安邦定国的政绩。

姜太公在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在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所谓“俗”，指“夷俗”，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生活方式；所谓“礼”，指“夷礼”，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礼仪制度；所谓“因其俗，简其礼”就是尊重东夷人的文化传统，不强制推行周礼，而是从齐地实际出发，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在经济上倡导“农、工、商”三宝并举、“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宏观战略。齐国初建时沼泽遍布，土地盐碱化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利。姜太公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开放的经济政策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其他诸侯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齐都营丘。这样，齐国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逐步兴盛发展成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齐文化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齐桓公时期（公元前685年—公元643年）

公元前685年，姜小白登上君位，就是齐桓公。他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管仲继承发展了太公思想，辅佐齐桓公，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在行政方面，管仲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在经济方面，农业上，管仲提出“均田分力”，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工商业上，管仲提出“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又设“轻重九府”（掌管财政货币的机构）、铸造钱币；还鼓励外贸，“关市几而不征”（进出境和市场对外商只进行登记管理，不征税），使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在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做内政而寄军令”，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管仲推行了“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管仲实行了“九惠之教”。“九惠之教”包括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9个方面的内容。在外交方面，管仲建议桓公要“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海内诸侯望风归附。管仲所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族的侵扰。经过管仲全方位的改革，齐国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基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为齐桓公创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召集宋、陈、卫、郑在鄄会盟。在这次会盟中，齐桓公首次成为公认的霸主。公元前667年幽地会盟，周惠王的代表召伯廖以天子的名义，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公元前664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管仲伐戎救燕、伐狄救邢、伐狄救卫、伐蔡盟楚，取得了“尊王攘夷”的胜利，其霸主地位更加巩固。公元前651年，葵丘之会，标志着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3次武装会盟、6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完成了春秋首霸的伟业，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齐桓公称霸，将齐文化真正地改造成以兼容并包为特色的文化，使齐文化日臻成熟；促进了中原各国间的人员、物资交流和文化融合，遏制了四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保证了中原文化的健康发展。齐桓公称霸，大大提升了齐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为东方文化中心由鲁至齐的转移、齐鲁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中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