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尔德与文化进程研究_科林_伦福儒

考古与文物 2008年第2期柴尔德与文化进程研究[英]科林·伦福儒　著 莫慧旋　译 译者按: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为考古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英国考古协会和史前学会1992年5月在伦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了纪念柴尔德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

一百多名国际知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从多个角度对柴尔德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会议主持人大卫·哈维斯把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整理成集,定名为《柴尔德的考古学》(T h ea r c h a e o l o g y o f V.G o r d o nC h i l d e)。

科林·伦福儒在这篇被收录进论文集的文章为这次讨论会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他在文中论述了会议上发表的主要观点,并通过研究柴尔德的主要学术成果,证明他是过程考古学的先驱。

我旨在考察柴尔德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以证明他是过程考古学的先驱。

然而,他的视野使其思想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也没有把“新”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引入到其研究之中。

柴尔德对奥克尼群岛的劳斯岛(O r c a d i a n i s l a n d o f R o u s a y)上带侧室的墓葬中的空间分配研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遗址的形态、空间分析,社会和空间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过程考古学早期就是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柴尔德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都涉及到“新”考古学。

这个细致的个案研究虽然存在不足,但非常实用。

柴尔德本来可以做出许多这样的创新的个案研究,但他很少从特定遗址的研究中发展出更加综合的思想。

虽然他的个案研究与他对古代犁、纺车和马的使用及其意义的概述一样,观点新颖,资料详实,但往往都是大手笔式的。

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柴尔德是一个预示着考古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的过程论者或“新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喜欢叙述更甚于分析的传统历史考古学家。

这与柴尔德生命中的诸多悖论中的最后一个密切相关。

为什么这个英国一流的史前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一流的———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当然他的生活并不富裕,也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而且为自己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担忧。

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极其谦逊的自我形象(s e l f-i m a g e),这一形象在他的“回忆录”(1958)和他死后出版的诀别信(C h i l d e1980)中都表现得十分清晰。

纵观柴尔德的全部学术成就及其发展方向,柴尔德居然会认为自己已无法做出更多的贡献。

柴尔德取得了两项巨大的成就。

一项是他在《欧洲文明的曙光》(T h e d a w n o f E u r o p e1925)中所作的综合归纳,这一综合归纳在《古代的东方》(T h e m o s t a n c i e n t E a s t1934)和《古代东方的新发现》(N e wl i g h t o nt h e m o s t a n c i e n t E a s t 1928)中再次获得成功。

柴尔德在《曙光》中所形成的一套研究方法在一战和二战期间都是欧洲史前史研究的基础。

第二项是他发展了史前史中的经济和社会学研究,这无疑使他成为考古学中的过程论思想的一个先驱。

他在《人类创造了自己》(M a n m a k e s h i m s e l f1936)和《历史发生了什么》(W h a t h a p p e n e d i n h i s t o r y1942a)中关于变迁的观点以及他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被认为是对史前史的演变过程的首次系统分析。

另外,柴尔德一直都十分关注:到底是什么使欧洲在希腊和罗马时期成为变迁发展的中心。

炊格尔说得好,柴尔德在其“回忆录”中强调克里斯托弗·霍克斯(C h r i s t o p e r H a w k e s)在《欧洲史前史的基础》(P r e h i s t o r i c f o u n d a t i o n s o f·107·E u r o p e)中对欧洲的这一特点的解释时,表现得太过谦逊了,因为他自己其实已经找到了解释这一特点的方法。

在强调柴尔德这些贡献的同时,我们不该低估他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决心。

事实上,他的追随者和学生曾经十分苦恼:当他们刚领会并准备拥护他最新的观点时,他会突然宣布自己出错了,并彻底的改弦易辙。

在这些主要问题的研究上,柴尔德几乎(但不完全)是一个现代意义上过程论考古学家。

值得强调的是,对柴尔德的研究,大西洋两岸的理解非常不一样。

在英国,柴尔德被认为是欧洲和近东地区史前史的集大成者。

对此,斯图尔特·皮戈特(S t u a r t P i g g o t t)有非常好的表述:柴尔德是最伟大的历史特殊论者(p a r t i c u l a r i s t)①,但他同时也能在其综合归纳中占主导地位的展开部分中,把所有细节组织起来。

因此,英国和欧洲才会依然承认他的成果。

柴尔德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家,其理论几乎涵盖全世界。

虽然柴尔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东地区,但《人类创造了自己》是用普遍适用的术语写作的。

这部书的标题就是对人类历史本质的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解。

柴尔德在书中对人类的全部历史作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真实的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行为构成的,柴尔德关于社会和物质文化决定了人类的存在及其进化发展的认识预示了战后进化考古学的许多观点。

这一认识固然部分源自包括马克思在内的20世纪的进化论思想家,但在这个普遍的认识和考古记录中的细节之间建立起富有成效的联系则完全是柴尔德的功劳。

我认为柴尔德研究成果中的过程论因素仍然很有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是其中最具影响的部分。

这是因为:几乎没几个美国人知道柴尔德的《曙光》或《多瑙河》,而欧洲的考古学家则更加看重柴尔德这两部著作,而不是如《历史发生了什么》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这些更加普及的作品。

我想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谈谈柴尔德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比柴尔德本人还要多。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柴尔德强调社会背景的重要性,这无疑超越了20世纪过于简单的进化论观点。

因此,柴尔德是一个复线而不是单线进化论者。

但初读柴尔德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的人,就像我,根本不会觉得自己在读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

我可能比柴尔德更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但在柴尔德逝世二十多年后发表于《古物》的《史前史与马克思主义》(P r e h i s t o r y a n dM a r x i s m)(C h i l d e1979)中,我读到的全是一个坚定的过程论思想家所渴望追求的东西———并不是所有坚定的思想家都必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引起上述争论的一个原因是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柴尔德没有把过去的变迁置于任何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柴尔德的研究中缺少马克思主义教义中如此引人注目的要素。

所以,弗兰纳里(F l a n n e r y)才不得不把为柴尔德所忽略的第十一条标准:战争,添加到他关于城市文明的十条标准中。

作为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柴尔德对阶级斗争毫无兴趣,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阶级斗争是变迁的主要动力。

柴尔德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接近于“新”考古学早期的功能主义。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柴尔德的学术成就首先是在年代学上。

柴尔德的著作,若从过程考古学的角度来读,就会更加明白易懂。

我同意弗兰纳里认为柴尔德在其自成系统的著作中低估了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观点,对柴尔德和许多顽固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宗教只是物质文化的附带现象。

今天,过程考古学认识到,如弗兰纳里许多年前所指出的,应该更加重视关于认知的问题。

在列举出与之对立的观点并指出使柴尔德没有能够领导过程论运动的原因之前,我要进一步论证柴尔德是一个早期的过程论考古学家。

过程论考古学家首先应该乐于推导出一般性结论,而与之相对的是传统的历史学家更愿意研究特殊的情境和前提条件,这样的传统历史学家被称为特殊论者。

这同时也是所谓的“后过程”考古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从人类历史中推导出一般性的结论违背个人独立自由的原则,其中一些人给自己所拥护的特殊论贴上“情境考古学”(C o n t e x t u a l a r c h a e o l o g y)的标签。

现在,许多历史学家都愿意进行一般性的概括,而大部分过程论考古学家也承认有必要对特殊的情境进行研·108·究,但这只是为了进行更深入的概括。

从许多方面来看,柴尔德都是一个特殊论者,但有时他进行分析时所运用的原理使他与通才(g e n e r a l i s t)的观点非常接近。

如在《曙光》中,他研究的是欧洲,但他认识到既然他从传播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就不能继续口说无凭地认为源自近东地区的变迁在那里确实发生过。

于是,他写作了《古代的东方》,并形成了“东方的序幕”(O r i e n t a l P r e l u d e)的观点。

他相信这个序幕在苏美尔(S u m e r)确实出现过。

他虽然多次表示关注埃及和印度,并把它们看作是城市文明的另外两个潜在的独立的中心,但他没有对它们进行同样细致的研究。

如果玛雅被纳入了他的研究,那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柴尔德确实理解了“城市革命”这场伟大的变革的发展过程。

他在这篇文章中以高度概括的术语表述了他的观点,他的这项研究可以被运用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城市化变革之中。

他的构思堪称是城市化研究的典范。

在这里,他以更加广阔的角度看待所研究的现象并以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框架表述出来。

所以,他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为了通才。

他认为玛雅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构思,所以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但柴尔德本来是能够把自己的模式当作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来研究中美洲变迁发展的轨迹中可辨认的特点的,只要他愿意这么做。

为证明柴尔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过程论者,我需要引用他的《考古学与人类学》(A r c h a e o l o g y a n d a n t h r o p o l o g y)。

这是他少数几篇专门研究美洲考古学的文章中的一篇。

16年后,路易斯·宾福德发表了一篇标题完全相同的文章(B i n f o r d1962)。

柴尔德说:“摩尔根的分期和恩格斯依据自己更加渊博的欧洲考古学知识对这一分期所作的修改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由于99%的人类历史都是史前史,只存在没有文字的社会,而这些社会的数量和独立性都足以使我们作出可靠的归纳,这一方法最有希望找出能指示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普遍规律。

”(C h i l d e1946,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