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帝遗忘了的“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被上帝遗忘了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中国网 时间： 2009-04-17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倡导者，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旗帜性人物，曾被称为“周百科”与“汉语拼音之父”。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1949年，周有光在建国前夜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做教授。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这是一点。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诸如此类，陈望道（时任复旦

大学校长）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这些东西跟他们想法不一样，很好，你把它收集起来，出一本小书。我就根据他的意见，在1952年出了一本小书《中国拼音文字研究》，那本书也是很幼稚的，是关于拉丁化的一些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周有光教夫人使用中文打字机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这种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

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我是老乡，比我大，高了几级，最初都没有交往。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我常去看他，两家交往多了，我们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周有光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我今天回想：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三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