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采莲曲》赏析

朱湘《采莲曲》赏析朱湘《采莲曲》赏析

小船啊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妖娆。

日落，微波，

金线闪动过小河，

左行，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菡萏呀半开，

蜂蝶呀不许轻来，

绿水呀相拌，

清净呀不染尘埃。

溪间，采莲，

水珠滑走过荷钱。

拍紧，拍轻，

浆声应答着歌声。

藕心呀丝长，

羞涩呀水底深藏，

不见呀蚕茧，

丝多呀蛹在中央？

溪头，采藕，

女郎要采又犹疑。

波沉，波生，

波上抑扬着歌声。

莲蓬呀子多，

两岸呀柳树婆娑，

喜鹊呀喧噪，

榴花呀落上新罗。

溪中，采莲，

耳鬓边晕着微红。

风定，风生，

风飓荡漾着歌声。

升了呀月钩，

明了呀织女牵牛；

薄雾呀拂水，

凉风呀飘去莲舟。

花芳，衣香，

消融入一片苍茫；

时静，时闻，

虚空里袅着歌音。

一、虚幻的理想

落日把荷池染红，晚风把岸边的金柳拂醉，一叶小舟袅着

歌声，穿越于碧绿的莲叶之间，采撷莲子，最后，消融于苍茫的夜色之中……

这是朱湘《采莲曲》所创造的意境。这一年朱湘21岁，刚好完婚。虽说两年前（1923年）发生了被清华开除出校的不愉快事件，但毕竟人生正当得意处，今不高歌几高歌？

其实，这只是常人的看法，事实并不如此。这时的朱湘，其现实生活绝没有《采莲曲》中的盎然诗情。新婚并没有给朱湘带来燕尔，相反，带来的只是更加剧烈的震动。这一年朱湘与曾被父母指腹为婚的刘霓君（刘彩云。霓君是婚后朱湘所改）完婚。刘父母双亡，一直随兄生活。这使朱湘一下子想到了自己。朱湘也是父母双亡，寄于大兄篱下。

婚礼是由在南京供职的身份显贵、高朋满座的大兄主持的。然而，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接受过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朱湘，本来就不乐意依旧式婚仪行礼，但固执专横的大兄却偏要按旧有的程式行跪拜礼。结果，不愿妥协的朱湘只肯以三鞠躬代之。于是大兄以为毁了他面子，当晚即大“闹”洞房，连龙凤喜烛也给打成了两截。朱湘一气之下，当即就搬到了二十岁就守了寡的二嫂薛琪英家。从此，兄弟便形同路人，再无往来和同胞情谊。朱湘虽有弟兄四个，姐妹七个，却为他们一个也不容，始终被看作外人。

这一切都留给了朱湘天生的抑郁、自卑和仇视。可以说，仅仅是出于同病相怜，才使朱湘和刘霓君最终结合。

可惜的是，偏偏朱湘从来不懂什么是爱情。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三件事——朋友、性、文章，只不过一件接一件地完成而已。由于朱湘性格的乖僻，朋友间关系紧张自不必说，便是夫妻间隔阂也不小，也有刀兵相见，家具遭殃之时。只是因为同病相怜，才很快和解罢了。

由此可见，朱湘的现实里绝没有一丝《采莲曲》所创造的意境的痕迹。《采莲曲》只不过是朱湘一种虚幻的理想生活罢了，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点，可以从朱湘同一年创作的另一首主题迥异的诗作《葬我》中得到印证。“葬我”单见这名目，就令人咋舌。按常理说，21岁的青年正处于奋发向上的阶段，当不应过早地考虑自己的归宿。但诗人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使得朱湘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人生焦虑、痛苦。于是，这个年龄的朱湘就已经开始把归宿化为对“芳香的梦”的苦苦寻求，寻求“葬我”之地。从“荷花池内”到“马缨花下”到“泰山之巅”到最后烧成灰烬，投进滚滚春江。从诗歌对“葬我”之地的热切关注中，我们能清晰地聆听到诗人此时此刻灵魂的安详和面对死亡的宁静。平日里人生中所有的烦躁、焦灼、熬煎，此时此刻都完全消解，完全匿迹。朱湘不单考虑了自己的归宿，而且还把归宿描绘得非常完美、坦然。

《采莲曲》则完全不合朱湘的性格气质，其格调是欢快的，恬然的。所以说，《采莲曲》是诗人对平和宁静生活的向往

和对冷酷人生的逃避的真情流露，是诗人“芳香的梦”的温暖归宿。《采莲曲》后果真被排入曲，在小船上演奏。朱湘听后，感慨万千，即席吟诗：“不识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知音如不赏，归卧故里丘。”隐遁超脱之意溢于言表。而朱湘，太湖人，故乡正好有莲。

所以，说《采莲曲》是朱湘归宿的理想所在，未必十分不可。

二、时代的弃儿

长期的寄人篱下和被异视，给朱湘带来了极其沉闷的心理重负。这重负朱湘一时一刻都脱不下，这重负也把朱湘压得极其自卑。自卑再生出仇视，于是自卑又表现为极端的自尊。他多愁善感却又恃才傲物，性情异常乖戾怪癖。

朱湘13岁入省立师范，15岁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科，18

岁发表诗作、译作，不愧为“新月派”的杰出诗人（朱湘，研究会成员却是新月派主张）。朱湘虽年少负才，但摆在朱湘面前的前程并不锦绣辉煌。1923年清华毕业前夕，朱湘却被校方开除出校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朱湘对所有的必修课都不感兴趣，而只钟情于文学，甚至故意抵制斋务处早点名的制度。终致因点名经常不到而累计记满三次大过被开除学籍。后经“清华四子”中的另三位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人的与学校当局的竭力交涉，终于使校方作出让步，只要朱湘认错，便可收回成命。然而朱湘一意为之，坚持自

己无错可认，宁可离开清华，也不低头俯就。

朱湘对此却表现出异常的达观，说“清华则生活是非人的；……清华只是钻分数”。但内心深处到底还是不甘，说“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却逃不出一个假，矫揉”。言辞背后又不乏不平和愤愤然。真不知是时代抛弃了他，还是他抛弃了时代；或者他和时代互相抛弃了。

当时，时代正呼喊“剽悍，热烈”，呼喊“狂飙突进”，然而朱湘却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忧郁、病弱、颓废”的倾向。明显地，欢乐不足，感伤有余。

1926年秋，朱湘由朋友力保终于得以再回清华。在清华，朱湘自办个诗刊《新文》月刊，并且自诩：“五年内使其遍及全国！”可惜订户虽远及京、津、沪、宁、广州、新会、柳州、沈阳、吉林乃至日本等地，但发行总共才20份。五年内遍及全国彻底无望。

看来在他背离时代的同时，时代也无情地抛弃了他。

强烈的自尊和与时代的背离使朱湘的孤傲乖僻、侍才放旷发展到了疯狂的顶点，转而化为了对现实的不满。他强烈地敌视那个时代，敌视周围的一切，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频频的发诗，发诗评，评论着别人，“自尊”着自己。他说郭沫若的诗“粗”，“一本诗集只四行可读”；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八个字就概括完毕。他的《采莲曲》未被发于《诗镌》第一篇，于是就对主编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