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北宋古文运动

・文学艺术研究・

欧阳修与北宋古文运动

徐剑凌

(攀枝花大学图书馆,攀枝花617000)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到了晚唐已渐渐衰微,文坛又被颓靡之风笼罩。北宋开国一百年间,文章体裁仍沿袭五代余脉,“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又风靡一时。虽然一些进步文人如柳开、王禹　、姚铉等,也曾提出尊韩重道的主张,有意复兴儒道和古文,但由于条件尚未成熟,一时还无力扭转文坛风气。北宋中叶,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深刻化和复杂化,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几乎都出现了变革和斗争。范仲淹、王安石变法虽然先后失败,但文学革新运动却取得了胜利,这其中欧阳修功不可没。作为北宋文坛最杰出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最初兴起和最终胜利的过程中,影响巨大。

一、大力提倡古文反对时文

宋代开国之初,晚唐五代的浮艳文风又风靡一时,其代表人物是大官僚钱惟演、杨亿、刘筠等人。他们模仿晚唐李商隐的“四六”骈文,追求词藻,堆砌典故,讲求声律,号称“时文”。因这些贵族文人声名显赫,所以统治文坛数十年。在这期间,虽有一些进步文人,对充斥文坛的浮艳文风甚为不满,也提出过尊韩重道的主张,有意复兴儒道和古文,但除王禹　创作实绩突出外,其他人由于才力不够,创作成就不高,只是在理论上为诗文革新运动作了准备。随着北宋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趋严重,政治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也在同年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包含着文风改革的内容,表明了范仲淹以政治家的立场反对西昆体的坚决态度。欧阳修在政治上坚决支持范仲淹的新政,他将政治上的革新精神带进文学领域,大力提倡写作平实朴素的文章,反对古文写作中故意求怪的风气;他补缀并校定了韩愈文集,并积极加以推广,掀起了一场新的古文运动。

11利用科举考试改变文风　欧阳修不仅在政府上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而且还利用科举考试来影响时下的文风。仁宗嘉佑二年,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士子中正流行一种“险怪奇涩之风”,号称“太学体”,欧阳修严加排斥,凡作这类文章的人,一律不予录取,而专取那些词义古质、平易通达的文章。苏轼曾在《上梅龙图书》中说自己的文章是“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他的文章得到了欧阳修的肯定和赞赏,被拔为上等,与苏辙双双进士及第。欧阳修的这一果断措施,在当时引起尖锐的矛盾,据说发榜之后,士子哗然,落选者甚至在大街上聚众闹事,连欧阳修的马也被阻拦不能前行。欧阳修以非凡的魄力,借助行政手段给晦涩险怪的时文以致命打击,这对纠正古文写作中险怪奇涩的不良倾向,促进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健康文风确立,具有重大意义。

21注重培养人才　欧阳修十分注重奖掖后进,并大力扶持褒扬优秀的文学人才。苏轼、苏辙、曾巩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以苏轼为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很有特色的作家,诗有专长,词能独创,但其平生用力最勤的还是散文。他在《文说》中谈到自己的散文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苏轼的文章写到这个境界,达到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程度,不仅是由于他个人的天才和努力,也有历史的原因。苏轼写作的时代,正是唐代古文运动卓有成效并取得一些经验之后,也是宋初古文运动得到发展并在创作上有了提高之际。只有在这时候,苏轼才有可能在继承前人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的天赋,写出优秀的作品。苏轼散文所具有的舒徐平易的文风,其前倡者便是欧阳修。苏轼正是在欧阳修的倡导之下,写作方向更加明确,写作经验也更为丰富,不但实践了欧阳修及自己的文学主张,而且在散文的创作成就上超过了前人,形成了雄健奔放、富于变化的风格,成为宋代散文风格最突出的代表。欧阳修团结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大批作家,建立了自己的创作阵地,在他的领导下,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扭转了文坛的不良风气,以至出现了如他在《六一题跋》中所描述的“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使中断了二百余年的古文运动,再次获得历史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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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17卷第4期V ol 1171N o 14 攀枝花大学学报Journal of Panzhihua University 2000年12月Dec 12000

二、对文学革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文学理论革新上,欧阳修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韩愈的正确主张。在对于“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也是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但他的理论比韩愈更进一步,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道统”的束缚,使文学作品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性。与此同时,欧阳修也并不忽视“文”的作用,他既重“道”又重“文”,写出了许多文辞明达的好文章。

11欧阳修关于“文”和“道”关系的理论主张　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虽然直接继承了中唐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和主张,但又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对于“文”和“道”的关系,他和韩愈一样,都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道”是内容,是金玉,“文”是形式,是金玉发出的光辉,文章的内容决定文章的形式。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进一步又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他进一步肯定了“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并不忽视“文”的作用。他认为有充分道德修养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文章家。他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说:“自《诗》、《书》、《史记》,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并以颜渊为例,说明立德者不一定立言,可见“道”与“文”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欧阳修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就是既重“道”又重“文”,既有充实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十分注重文章的表现形式和语言技巧。他的《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都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击中利弊的好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

21欧阳修关于文学作品现实性的理论　曾巩曾在《曾南丰集、上欧阳内翰书》中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但欧阳修论“道”不是空谈而重实际,他所理解的“道”,是同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反对那种“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空谈,反对那种“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终日不出书斋”溺”于文的态度。主张把儒家的“道”和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君子之受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是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为了说明“易知而可行”、“履之以身、施之以事”的“道”的主张。欧阳修提倡文章应和纷繁的现实生活的有更直接的联系,他的一些议论文也都“切于事实”,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较强的斗争精神。他在《上高司谏书》中,痛斥了谏官高若纳趋炎附势不敢坚持正义的卑劣行为;《朋党论》则反击了保守派对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污蔑,充满了嫉恶如仇和战斗锐气;著名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唐李存勖兴亡的典型事例,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实由人事,表明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朴素唯物主义见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由此来看,欧阳修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韩愈“道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三、创立平易畅达的文风

韩愈在中唐古文运动中,提出过“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口号,但他的文章却以雄健奇崛见长,欧阳修发展了韩愈文章中“易”的一面,同不平易、不自然的“时文”作坚决斗争,终于创立了平易畅达的文风,对宋代古文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1对“文从字顺”的进一步发展　散文创作平易通畅还是生僻艰深,这一问题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未能很好解决。韩愈、柳宗元的作品大都文从字顺,但由于刻意追求字句的精炼雄奇,有些作品便近于生涩。欧阳修痛感五代以来的文风不正,在与生涩险怪的时文斗争中,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克服了他奇崛艰涩的缺点,着重发展了其文论中“文从字顺”的正确观点,坚持平易通顺,用语明白晓畅,善于发挥虚字与偶句的作用,建立了平易晓畅而又婉曲多姿的文章风格,从而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新领域,推进了我国散文发展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21欧阳修散文的影响　欧阳修的散文,无论议论、叙事、抒情、写景都能做到平易晓畅,曲折而有变化,犹如清澈的溪水在曲折的山间石坡中悠悠流泻。他的议论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虽然篇幅很短,却写得精炼流畅,不但思想深刻,而且文章立意很高,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虽然是篇议论文,却写得富于感情色彩,充满浓重的抒情气氛,以感叹始,以感叹终,形成一唱三叹、低昂吞吐的风致,在议论中增加了抒情色彩。除议论文外,欧阳修尤善写抒情散文,能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他的《醉翁亭记》,用优美的文笔,流畅的语言,描写了山间朝暮和四时不同的景物,既写游宴之乐,也抒悒郁之情。全文还用二十一个“也”字,造成从容咏叹句调,音节响亮和谐,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氛。欧阳修还在其抒情散文《秋声・

23・第17卷 攀枝花大学学报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