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的异同

论文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分析的类似的创作主旨或艺术手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角度对整体国民性加以揭示，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凡人软弱性加以展示;鲁迅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却冷静地在普通人事里寻找悲哀，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鲁迅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张爱玲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先锋结合;鲁迅用一生绝望的抗争影响着每一代人，张爱玲在世俗生活中寻找永恒的意味，影响力有时代特点。论文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国民劣根性凡人软弱性冷静传统现代影响力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中国整体国民劣根性的暴露。张爱玲:“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的小说观与对软弱的凡人卑微生命与苍凉情感的展示张定磺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但鲁迅绝不是停留于鉴赏，而是要挖掘他看到的整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病态的根源，找到根治的良方。他用那只廉价的“金不换”做工具，成了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他在显微镜下看清血淋淋的病变组织，并将它切除。而张爱玲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她却是站在都市的公寓阳台上，去窥破都市家庭内部挣扎着的女性们的人生。从她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现代社会女人们生存的艰难与灵魂深处的怅惘、悲凉与无奈。于是她要做女性们的心理医生，用她慈悲却含而不露的方式，坐在屋里面对病人，亲切又冷静的娓娓而谈，揭露她们自身软弱、自甘堕落造成的病态，但又安慰她们活着就必然麻烦，她用启示的办法引导女人们理解、宽容、慈悲，从烦恼中危机中寻求人生永恒的意味。她用这种方式呼唤着、渴望着女性挣脱心灵沉重的负荷，拥有自尊优美的生活。应该说，他们都是高明的大夫，都有一样的良苦用心，但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与治疗方法，挖掘着中国男男女女的病根，他们的相似点何在，取得的效果如何呢? 鲁迅有过痛苦的家庭生活经历，少年时小康家庭没落让他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中年时兄弟反目让他体会了亲情带来的残酷打击。这些经历，让他看透了所谓礼仪之国人心的势利与险恶，个体之间灵魂的隔膜与自身内心深处的矛盾困惑，再加上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的透彻研究，他决心要用自己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式揭示中国人的种种病态，促其自省，从而真正排除瘤疾，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旧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是鲁迅创作小说的出发点，他强调‘“人”，“国民”，才是社会与国家的主体，要改造社会必须着眼于“人”的改造，要改造“人”必须从精神与个性上“立人”，而改造国民精神，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推文艺，所以他就拿起了文艺这一精神工具去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所以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纵观鲁迅全部的小说创作，他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题材，而纵笔所至又几乎囊括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最终以他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熟悉的一张张典型的中国面孔与灵魂，如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疾患和由它带来的灾难。[!--empirenews.page--] 张爱玲也有过不幸的家庭生活，没落的封建家庭，缺少无私的亲情关怀。从成长经历里，她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形，人性的自私、空虚，生存的艰难。她愿以文学作品探询这人生的麻

烦，并从中找到“永恒的意味”。她说“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女人是最普遍，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天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作为一个女人，她尤其同情于生活在男性社会里的软弱的女性们。生存本身是艰难的，理想的爱人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是渺茫不可及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表面或和谐或圆满或华丽的背后，是“那种不明不白，狠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苍白、渺小，女人们更是难以摆脱内心的恐怖与荒凉。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女性的未来如何自己掌握?她用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女人做代表，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她深沉的叹息，体会了她深情的渴望，引导我们思考女性如何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栓桔，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1][2][3]下一页不能否认二人的理想与追求存在博大与狭小的区别。鲁迅将最终的目的定在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立上，张爱玲则要给周围普通的中国人一个生活的启示。但是，警醒“睡在铁屋子中的人”也好，怅惘周旋于无爱的家中的女人也好，二人都是伟大的寻求者，都以自己的作品成为中国人不再麻痹的一剂良药，提醒着中国的男男女女正视眼前恐怖的生活状态，寻求一条新生之路。二、鲁迅:表层冷静地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寻找永久的悲哀，深层却对表现对象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张爱玲: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却流露着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受张家瑛说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有的只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它。”“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即使是《故事新编》这样的历史小说，他也让每一个历史人物以普通人的身份面貌与表现站立在我们面前，成为千千万万小老百姓其中的一员。鲁迅在1927年冬天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的文艺创作时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里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鲁迅的创作方式，他采取了很多象征的隐晦的方式，将自己似乎深深藏了起来，但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背后立着的一个优患又痛苦的鲁迅的灵魂。他从不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参与着每一场对灵魂的审问与对病体的剖析。《孤独者》、《在酒楼上》可以看到鲁迅灵魂深处的矛盾体在对话;《伤逝》中涓生的软弱、自私、绝望何尝不是来自鲁迅内心的叹息; 《铸剑》中冷峻的黑色人宴之敖者身上闪烁的正是鲁迅那颗高贵的反抗一切的心灵光辉。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如同一面具有魔力的镜子，那么有说服力地照见了历史的虚空，照见了社会的污浊，照见了国人的病变。[!--empirenews.page--]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