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学长感人事迹

钱学森学长感人事迹

钱学森是交通大学精神（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最杰出代表！！！

我辈每每念及钱老为我们的同校学长就惭愧不已。而今故人已去，未免怅惘，引新华网钱老事迹以诫来者，是摘此文。

钱学森：科学之帜民族之魂

钱学森对科学的热情和惊人的创新能力总是给人梦幻般的感觉，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祖国、民族的热爱。爱国主义是钱学森创新的最大动力，在他身上充满着作为中国人的自信。

钱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中度过的。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影响，他希望能像“做了外国人做不了的事”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帝国主义侵略。1929年，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铁道门)。但1932年“1·28”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日寇优势的空军和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因而他的志趣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钱学森获得赴美“庚款留学”的机会，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一次，一个美国同学在谈天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钱学森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咱们人比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有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人不及格，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着去了教授的办公室，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无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走近一看是钱学森的，同学们都安静下来，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为了给祖国和人民效力，毅然决定回国，但是美国政府为了阻止其回国，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检察官古尔丘问：“你认为应该为谁效忠？”钱学森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人的迫害和拘禁都没能动摇钱学森回国的意志，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只好同意放行。在回国途中，钱学森对美国记者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美军上校”影响了美德中火箭

陈纳德将军的美军第14航空队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众所周知，“飞虎队”是美军援华的“抗战英雄”，然而鲜有人知道是谁为美国空军插上“胜利之翼”的，正是钱学森！他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因此获得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的“通令嘉奖”。

其实，钱学森的工作一直与祖国的命运相联系。早在1944年10月，钱学森就曾被授予美军上校军衔，并佩戴上可以参与最高机密的金色证章，经常出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师生三代作为世界现代火箭技术的先驱，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世界火箭科研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作用。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美国，研究火箭也属登不上科学殿堂的旁门左道。那时的火箭、宇宙飞行只能算是和科学幻想扯在一起的无稽之谈。

1936年6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弗兰克·马林纳等几个年轻人找到了冯·卡门，希望在他的航空实验室做实验，冯·卡门被这些年轻人的真诚打动了，破例允许他们在下班以后利用实验室的部分车间，但不予经费支持，这便形成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5人火箭研究小组。

钱老晚年回忆道：“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解决一些理论计算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那时，他们的工作既得不到理解，又没有经费，只好靠打工挣钱来购买二手材料试制火箭。1937年5月29日，钱学森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这就是被小组称为“圣经”的理论指导手册，它解决了火箭设计中的一系列问题。

火箭实验是非常危险的，还发生过爆炸，他们被全校师生称之为“自杀俱乐部”。在学校实验室发生爆炸后，他们就把设备搬到了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的干涸河床上。那里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摇篮。多年后，钱学森参与编写了美军航空航天发展的远景报告《迈向新高度》，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的五卷。《迈向新高度》被誉为奠定了二战后美国取代德国在航空史上领先地位的理论基础之作。

作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的贡献当然功居榜首。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曾从欧洲大陆袭击伦敦的臭名昭著的德国V1\V2火箭竟然也应用了钱学森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据被俘德国导弹研制负责人赫尔曼交代，其飞弹设计的关键技术正是应用了钱学森两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超声速气流中锥形体的压力分布》。

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

钱学森在学术上的不断创新源于他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为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刚刚硕士毕业的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钱学森果然说到做到。

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选择了几个航空领域革命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正在从螺旋桨时代进入超音速喷气式时代，是典型的速度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但按当时的航空理论制造出来的飞机，一进入超音速飞行就会被烧毁，而且飞机机翼的设计也达不到超音速飞机要求的精度。经过 3年的潜心研究，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论文，荣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提出的“热障”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 -钱近似”公式，使得当年波音公司推翻了B-47飞机的原设计方案。

卡门和钱学森的发现使他们在这个领域中领先了几十年，直到战后计算机大量应用之前，他们的发明都是超音速飞机制造设计的基本指导理论。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留苏学生提起“卡门-钱近似”公式还赞不绝口，而且特别强调“钱”是中国人。

当年的美国同事马勃回忆说：“只要你看到冯·卡门和钱学森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计算，过一段时间，他俩就会有新的创造性的成果出现。”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带着全家来看望恩师卡门，送上了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调来“大炮”创办中科大

1946年，年近36岁的钱学森副教授走上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台。他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当年，麻省理工的学生甚至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当年听课的学生回忆道：“他的课程在我就业的前十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