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文化是民族的标签，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那么文化是如何把民族区分开的呢?文化是如何与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呢?民族是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的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节点:民族与文化。在固定的一个地域内，拥有固定的人群、固定的社会结构、固定的语系，共同的习俗、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行为特征，这就构成了民族，也构成了民族的土壤成分，当人们长期群居于此，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民族性，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唯有用文化才可以表述清楚。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中水土就是滋养文化的土壤，一方人就是拥有这方水土气质的文化，文化不是凭空而生的，需要一定的土壤，民族恰巧提供给了文化成长发育所需要的有机土壤。民族的有机土壤滋养了文化，反过来文化的不断成长发育彰显了民族的存在感。民族与文化交织在一起，如同形影，民族是形，文化是影，形影不离，一旦缺少任何一方，其结果都是形影俱无。在民族的土壤中，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最重要基础就是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现实，文化精神的要素、体系归根到底都在这种客观现实中找到其生成的理由和根据，这种客观现实可称之为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因子是经济基础，但经济基础不是社会结构的全部，它还包括了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社会体制等，以经济基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精神生成的客观现实土壤。社会结构有其自生自长的有机结构，文化精神也有其自生自长的有机结构，两种有机结构交叉在一起，产生的交集就是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机结构，因而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有机结构，首先要弄清楚中华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其社会结构的把握有很多角度。在此，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中华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家国一体、自然经济和家长制。

一、由家国到天下

家国一体概括地标注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特征，这一特征把传统社会结构的生成以及生作用的机制原理和宏观社会价值取向都涵盖在其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从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社会的第一步说起。人类在蒙昧的野蛮时代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大体一致，即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氏族社会，而在走向文明社会的十字路口，西方文明通过城邦制和议会民主制斩断了与蒙昧时代的脐带连接，再通过系列改革，最为著名的是梭伦改革，建构起了一个以个体为最小单位的社会结构，逐渐演化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主体。中华民族则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道路，这就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华民族在踏进文明社会时选择的是保留蒙昧时代的脐带关系，而不是斩断，先祖们把氏族社会的血缘家庭完整地继承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原始氏族社会中没有国家的层面，社会结构依托于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氏族社会。而在阶级社会的文明体制下，出现了国家。如何处理家与国的关系构成了当时中华民族继承和保留蒙昧时代这根脐带的重要任务，家与国的关系也构成了文明社会结构中的最初矛盾，正是在化解这一矛盾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性地提出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模式。

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原理和内在逻辑是家族本位，家族本位从“家”出发，超越家与国之间的中间形式———社会，直接建构起“国”的内涵，家是国的范本与模型，国是家的延伸与扩大，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家与国虽然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两端，可是二者却实现了直接相通，合为一体，家拥有了国的政治性特征，国保留着家的血缘性特征，家与国的结构基本相同，因而家国一体又被称之为家国同构。“在中国文化中，‘家’、‘国’两极之上的太极便是所谓‘天下’，所以，‘齐家’与‘治国’贯通，在治国’之外，还有一个更高境界———‘平天下’。”家是阴，国是阳，阴阳两极而至太极，无极而太极，胸怀天下。由此，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人出自家，报效祖国，达与天下，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一步

一步地升华自我，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因而在传统文化精神中，“天下”是一个意义存在，是一种价值追求，具有明确的“中国文化味道”。

二、儒、道、墨、法诸子百家的理论贡献

基于中华文明的这一起点，整个中国文化的设计都是围绕着家国一体进行的。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如何实现由家及国，在家的逻辑基础上引申出国的逻辑，实现家与国的“同构”，这一任务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得以实现。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家，儒家努力实现的是家族国家化和政治伦理化，由仁人向仁政过渡，儒家所需要的正是有德者的仁君，而仁君正是从伦理化的家庭中培养起来的，这种由家风、家规决定下的仁君培养模式直接跟国家的执政者相通起来，这是儒家的贡献。在同期，除了儒家，还有道家、法家和墨家也参与到了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的文化设计中来，法家解决的问题正是从家国一体的反方向的文化设计。既然有从家到国，则就有从国到家，国包含下的家该如何实现同构呢，法家提出由政治派生出伦理，即由国家法则决定家庭门规，实现由国及家的方式就是法，用法度规范家庭伦理，用国家政治取代血缘家庭，这是法家的贡献，儒法两家解决的是家国一体化的问题。

而墨家解决的是家国一体社会结构中的非家亦非国的社会阶层问题。它类似于西方文明中的社会形态，但又不完全一致，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带有明显的人伦色彩，服从于家国同构的大社会结构要求，因而墨家所支持的社会阶层具有明显的江湖义气，既迎合国之大义，又顾及到家之冷暖，注定带有行侠仗义的“兼相爱”气魄。儒、法、墨家均把眼光投放在现世，都是积极入世的态度，但是人在社会中生活并非完全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困境，化解这一问题就需要道家。儒道两家是一对孪生儿，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儒家注重现实社会，积极入世;道家注重自身的自然状态，睿智大器，无为而无不为，为不得志的人提供合理的避世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而言，是一个必要的因子。因为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

因而儒家伦理成为日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主体要素。

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父父子子的家长制

传统社会结构中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基础。传统中国是农业型大陆国家，自然经济是主流，自然经济的两个基本特征直接影响到了传统文化:一是自然经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二是自然经济以血缘家庭为组织单位。以土地为根基的血缘家庭组成了一个个农户，在生产方式上采取自给自足，正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情感生活和文化心态上也倾向于自给自足。稳固的农户经济模式还造就了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因为农户以土地为生，经济收入微薄，经济交往并不频繁，固定的生活场所，稳固的血缘关系网，明确的生产任务是为了自身需求而不是交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建立在血缘家庭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如同网状结构般分布在人们周围，社会舆论和价值判断都朝着有利于血缘家庭的稳固方向发展。在义利观中，重视“义”比重视“利”更重要，自然在文化价值上就倾向于伦理而不是利益，日积月累下，也就演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传统农户经济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文化设计就是家长制，家长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特质，也是血缘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家长制明确了家庭的主心骨是家长，明确了男子的主导地位，明确了家庭的姓氏排序。

在家族本位中如何实现家国一体化的相通呢，这就是大家长治理家族的模式，带有血缘家庭的自然伦理情感，又带有国家意义上的政治伦理设计，从而为后来的“君君臣臣”与“父父子子”的一致奠定基础。虽然家长制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但是家长制很好地适应了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机构，把血缘家庭的伦理意味植入了传统文化精神中。以家国一体、自然经济和家长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结构构成了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土壤，造就了传统文化精神中独有的家庭伦理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