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 徐宝璜

新闻学徐宝璜

《新闻学》：解读与思考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传播发展历史，从人类早期所进行的口语传播方式到今天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新兴传播方式，每一次传播手段和技术的变革都成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新兴领域。大众传播研究根据H.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模式，从传者、受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五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和阐述，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并且这些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更新。

作为与传播活动相生相长的新闻学，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阐述的研究论著不少，但是关于新闻学原理的全景式把握的作品却不多见。尤其是在中国，不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都只是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做的再度分析，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就此而言，1919年12月出版的徐宝璜编著的《新闻学》则是首开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新闻无学”的界限，可谓是我

“新闻”一词在汉语里最早出现在唐代，唐朝尉迟枢写过一本叫做《南楚新闻》的书，记述当时南方的新奇风俗、奇闻异事，因此，“新闻”一词中，包含有新奇，新异，新鲜之事的意思，这与国外“新闻”一词的词源意义颇为相似。人们也惯常用“新闻”一词来表达所见过，所听过的一些“新鲜奇特的事情”，这种对新闻朴素而通俗的表达和理解是习以为常的，但是，这并不是“新闻”的真正科学的定义。

新闻的定义是什么？徐宝璜的定义为新闻学界提供了一个范本。“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他的这一观点奠定了此后国内学者对于新闻定义的两种学说的基础之一，即“事实说”。徐宝璜首先明确的表示新闻必须是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事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事实是构成新闻的第一要件，没有事实作为基础，新闻就无从而立。其次，新闻是最

近事实，那些明日黄花已属旧闻，除非这些旧闻对于刊登的新闻有其他的价值和用途，否则也不能称之为“新闻”，不能归属于徐宝璜所定义的“新闻”的范畴内。徐宝璜在论及“最近事实”时，提到了事实选择背后新闻价值的观念，将新闻价值作为参选事实的标准，可以说是对新闻定义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新闻不仅仅是最近事实，而且这种事实还必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只有能够引起多数阅者注意的最近事实才能成为新闻，这是徐宝璜对于“新闻”定义的第三层和第四层意思的表述。

那么，我们可以从徐宝璜的新闻定义中，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新闻”必须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其一为“事实”，表现为徐宝璜所称作的新闻的确实性，这是新闻最根本的条件，也是最终的归宿；其二为“最近”，表现为他所称的新鲜性，这是新闻的基本条件，亦是新闻价值的构成；其三为“阅者”，表现为新闻的对象性，这是新闻最终的接受者和检验者。对于每一次新闻

传播活动，其传播活动的两端分别是发布新闻的传播者，接受新闻的受者（阅者），从这两端出发都可以推导出新闻的定义，一种是徐宝璜从受者角度来分析的“事实说”，而另一种则是从传者角度进行分析后提出的“报道说”，例如20世纪40年代由陆定一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根据徐宝璜的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他正是站在受者的角度来看待究竟什么样的事实才能构成新闻，他的这种观点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对于受众理论的研究与考证，象“使用与满足”等理论都是从受众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徐宝璜坚持报纸必须是“国民的喉舌”的理念，必须以受者的需求和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发挥代表舆论以及创造舆论的作用，这样才能尽显新闻纸的重要社会地位。

三.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徐宝璜的《新闻学》共分为14个章节，系统的阐述了新闻的定义，新闻的价值，新闻的采集，新闻的编辑，新闻社的组织、任务以及新闻纸的广告与发行等等，包括了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以及新闻事业的经营等全部内容，他借鉴中外、古今新闻理论成果与新闻传播实践经验，将两者完美的加以结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新闻学原理框架和体系，他的这些理论阐述经过后来的学者的解读和分析，发展为更为细分化的新闻学门类，诸如新闻采访学，新闻编辑学，新闻写作学，新闻评论学，新闻媒介经营等等，不得不说，这本《新闻学》专著为各个新闻学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系统的蓝本。

徐宝璜虽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家，曾去美国留学，能够广泛涉猎国内外的新闻学理论，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学者，他通过在《晨报》担任主笔和编辑的实践，真正的理解到新闻学理论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相

关性。只有通过理论的学习，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因此必须要重视“设立新闻学专科，传输相当之知识，养成相当之人才”；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更好地促进理论的发展和革新，因此必须重视新闻的实际运用和操作。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给新闻学理论注入新的生机，才能给社会和受众带来更好的新闻舆论环境。他的这一写作思想和风格深刻的影响了新闻学界，促使今天的新闻院校纷纷重视理论学习实际运用相结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利的推动了新闻教育的改革。

四. 新闻无国界

这里所说的“新闻无国界”依照的是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拿来主义”。自人类出现以来，为了更好的与周围环境保持一种相互协调发展的状态，人们需要不断的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流，这就使得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事业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根基，所以，不论是在

西方，还是在东方，信息的交流与使用都是出于一定的目的性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就具有了人类共通的特性，新闻在实际操作上存在着某种共性的东西。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差别必然会导致各国之间新闻事业在舆论引导、意识形态反映等方面的差异，但是作为新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和准则是不会改变的，至少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们应该吸取国外较为先进的新闻传播技术、采编方式等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而服务，博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也是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论著中反复提及西方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的一个目的所在。

在一个新的世纪里，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国家的传播技术和手段较我国先进，一些新闻业务方面的理念与实际运用也远远比我国丰富，同时，由于西方国家不同的新闻事业性质和新闻传播媒介体制，造成了我国在新闻监督和舆论监督

等方面存在不少的误区，典型的表现为新闻的自由与负责。

总的来说，中西新闻理论都是在对自身的新闻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而得出的一套符合自己特点的理论体系，对于新闻理论中的基本性的原则两者存在共识，这是因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共性的东西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都认为新闻应该具有真实性、新鲜性、及时性等，但是对于新闻事业的功能以及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等方面，两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攻击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认为其缺乏新闻自由，而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则揭露资产阶级标榜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客观的来看，由于二者诞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所以谁也统摄不了谁。那么古今中外的新闻事业究竟存在哪些相同，存在哪些差异，这些相同性和差异性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