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收稿日期：2011－11－22作者简介：冯长春，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与房地产经济。

通讯作者：赵若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规划与房地产开发管理。

基金项目：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中部地区城市带发展土地保障与监管技术系统开发与示范”（编号：201111010）。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冯长春1赵若曦1古维迎2（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2.深圳市坪山新区规划国土事务中心，广东深圳518118）摘要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

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

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

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3－0006－07doi ：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对建设用地持续迫切的需求，建设用地扩张，尤其是城镇用地空间拓展成为我国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呈缓慢增长趋势。

然而同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缓慢的用地规模增长意味着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现“农村减人不减地”的奇特现象，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

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全国，区域和个案城市三个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对区域和个案城市为主［4－5］，在全国尺度上则多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

总结已有的研究，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资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因素，如工、农业产值、农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运输水平、与河流或者公路的距离；政策制度因素，如农村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但是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空间扩张和乡村自身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双重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

本文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选择相应指标构建计量模型对来自区域、城镇和乡村自身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制定政策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依据。

1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于200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了《中国农业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22卷第3期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22No．32012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2．1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趋势分析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缓慢减少，从2000年到2008年共减少了24985hm 2，年均增长率为－0.019%；同期农村人口总量从7．84亿减少到6．83亿，共减少了1.005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701%。

2000－2008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速度，因此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持续快速增加（图1），导致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远远超过了相关村镇规划标准中规定的80m 2/人－150m 2/人之间的上限［8］。

图3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化为其他各类用地结构示意图Fig．3Structural diagram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useconverted into other types of land-use in 2004数据来源：根据2004年全国土地变更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图4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变化方向及影响因素Fig．4Main change direc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use村居民点用地，阻碍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为城镇工矿用地；③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而对利用率不高的建设用地进行的土地利用综合整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现为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转换为非建设用地（图4）。

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冯长春等：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对城镇因素和农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展开，避开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我国的土地利用演变特别是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也可视为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过程的一个方面［10］，因此对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能脱离区域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

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11］，因此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等都会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使用情况，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城乡二元体制”，其中流动人口的“两栖占地”现象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从20世纪80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离乡不离户”的流动随之加剧，产生了大量外出务工者。

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的束缚［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将户口保留在农村原籍。

此类流动人口本文称为农村“两栖人口”，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农村，自己也经常返回农村原籍居住、参加农业生产，并将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积攒下来用于改善在农村的居住环境，此为农村地区“人减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于整个区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也很迅速，社会变革巨大。

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更直接地来自于农村自身。

首先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和家庭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其次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财政支出和固定投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农用地的产出翻番增长，同时农民就业渠道也进一步增多，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家庭对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发，驱动着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呈现扩张趋势。

3．3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中国的城镇过程可分为以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以农村非农产业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两种模式（即农村城市化）［13］。

两种城市化模式都包含着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城镇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14］，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城镇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GDP 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巨型工程建设或基础设施投资、城市环境等将影响城镇用地扩张［15－16］，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4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回归分析4．1分析样本与模型选择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2000－2008年9个年份共279个分析样本，构成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比较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

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均以历年各省级单元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2000年价，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利用对数函数和幂函数对各变量进行正态变换，并进行Z记分标准化处理。

在构建回归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不同年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解释变量为受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三类。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区域人均GDP（区域GDP/区域常住总人口），城镇化率（区域城镇常住人口/区域常住总人口），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区域财政支出/区域总人口），区域铁路网面密度（区域铁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区域公路网面密度（区域公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农村“两栖人口”数量（户籍农业人口－农村常住人口）。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农业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农用地地均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常住人口）。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常住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