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教育

第9章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教育

一、清朝的文教政策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定都北京以后，开始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综观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历史，贯彻这一文教政策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

2.广兴学校，严订学规；

3.软硬兼施，加强控制。

二、清朝的官学制度

清朝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设立的主要有国子监，此外还有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算学和俄罗斯文馆等。地方设立的主要有府学、州学、县学和卫学，统称为儒学，此外还有社学、义学和井学等。清朝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点：（1）重视八旗子弟教育，广泛设立各种名目的旗学。

（2）在府、州、县学中创立“六等黜陟法”，对生员实行动态管理，使他们的升降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

此外，还设立俄罗斯文馆，重视俄语人才的培养，并在国子监实行分斋教学制度等。

三、清朝的书院

1.清朝书院的发展

从清朝立国至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书院在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清政府对书院政策的影响下，其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

（1）由沉寂转变为复苏时期

顺治元年（1644年）至雍正十年（1732年）为前期。这个时期书院的发展表现为从沉寂转变为复苏，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①顺治年间为沉寂阶段。这个阶段由于政府禁止“别创书院”，因此书院的发展处于沉寂状态。

②康熙年间至雍正初为复苏阶段。这一阶段最高统治者常以赐匾额，赐书籍的形式褒扬书院，办理文化教育事业又往往被视为是封建官吏“善政”的重要标志，于是各地缙绅之士便积极创立和修复书院，清朝书院逐渐由沉寂走向复苏，但在此期间清政府还没有明令创办书院。

（2）迅速发展时期

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鸦片战争以前为清朝书院发展的后期。这个时期清政府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在积极提倡的同时，加强了控制，使书院得到很大发展。但与此同时，书院官学化的倾向也日趋严重，这是清朝后期书院发展的基本特点。

清朝书院的类型，按其讲学的内容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①以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

②以学习制艺为主的书院。所谓制艺，通称八股文，亦称制义、时艺、时文。

③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反对学习理学和帖括的书院。

④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

在上述这四类书院中，第一、二类设置最普遍，尤以第二类为甚，但一般学术地位不高；第三类书院反映了当时书院发展的新趋势，但社会影响并不很大；第四类书院虽然数量不多，但学术影响较大，对清朝文化学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最为著名。

2.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考订古书、研究语言文字的考据学派，成为当时支配学术界、教育界的一种潮流。为了扩大考据学的影响，为考据学培养后继之人，阮元分别在杭州和广州开设了旨在由古文训诂以通经义的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1）诂经精舍、学海堂的特点

诂经精舍、学海堂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①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②各用所长，因材施教；③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刊刻师生研究成果。

（2）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影响

①打破了专搞八股帖括、节抄剽窃、盲从模仿的坏学风和“富贵利达”陷溺士心的劣习，主张根据考证博采证据进行朴实的说理；

②放弃了空谈性命的理学说教，主张为学必须脚踏实地，提倡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

③聚集了一批名师大儒，一面教导学生，一面钻研学问，培养了大量的学有所成、学有所长的人才，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④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择师而从，以自由的独立研究为主，要求学生以淹博为基础，精审分析，识断综合，一方面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面又加以新解。

四、清朝的科举制度

清朝的科举制度是国家人才选拔的根本制度。它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利益和实际需要进行损益，建立了更为严密的制度体系。

1.科举为“国家抡才大典”

清朝科举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

（1）常科

常科是科举的主要形式，包括文科、武科和翻译科等。文科为清朝科举考试的主体，武科考试与文科一样，每三年举行一次，实行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和武殿试四级考试。武科的目的在选拔文武兼备的军事人才，因此考试内容与文科大不相同。翻译科是清朝创立的一个科目，意在选拔满蒙语言文字翻译人才。分为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前者是将汉文翻译成满文，后者是将满文翻译成蒙古文。翻译科考试中式者，授清朝处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和各部院满蒙中书、笔帖式等职。

（2）制科

制科是清朝科举考试的特殊科目，为“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设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和孝廉方正科。其中博学鸿词科影响最大。博学鸿词科选拔的标准是“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选拔的方法是高级官员推荐与皇帝亲自考试相结合。

2.科场舞弊丛生，积重难返

士人的出路十分狭窄，清朝又特重科举。因此，科举得第，入仕做官，便成为当时士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秀才、举人和进士不仅表明了社会身份和地位，同时意味着荣华富贵和光宗耀祖。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诱惑，促使士人终身皓首穷经，竭尽全力去获取它，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营私舞弊。清朝科场的条例最为缜密，但其舞弊现象也最为严重。科场舞弊手法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最常见的有冒籍、怀挟、倩代、传递和通关节。

对于科场严重存在的种种舞弊行为，清朝统治者进行严厉打击，查处了多次科场大案。在严厉的打击之下，科场舞弊现象大有改观，然而，这是摄于强力之下的暂时收敛，并没有改变产生舞弊的根源。因此，时间一长，一有机会，各种舞弊行为又纷纷登场。清朝的科场舞弊已经是积重难返。

3.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

清朝学校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独立性，日益走向衰败。其突出

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学校以科举中式为目的；

（2）教学内容空疏无庸；

（3）教学管理松弛。

五、黄宗羲的教育思想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教育著作有《明夷待访录》中《学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以及《留别海昌同学序》、《广师说》、《续师说》等。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公其非是于学校”。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基于上述思想，黄宗羲主张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和小学，实现在全国城乡人人都能受教育，人人都能尽其才的理想，而且还强调学校必须将讲学与议政紧密结合。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2.论教育内容

黄宗羲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具有广泛、实用的特点。具体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内容。

（1）“学必原本于经术”

黄宗羲重视经学的学习，认为学问必须以经学为根底，求学者首先应当通经。在实际教学中，他把经学列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黄宗羲之所以重视经学的传授，主要是因为：首先，他认为经学能够经国济世；其次，他认为学习经学可以改变当时空疏浅薄的学风。

（2）“不为迂儒，必兼读史”

黄宗羲在强调学经学的同时，还重视向学生传授史学。他还主张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重视史实，强调广泛搜集史料；要重视志和表的作用；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等。

（3）教授诗文

除经学、史学之外，诗文也是黄宗羲教授的重要内容。他根据长期教学经验，对于如何教授诗文，提出如下主张：首先，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其次，反对模仿，提倡独创。再次，为文要情理交融。最后，必须兼通经史百家之学。

（4）传授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

黄宗羲将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既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受到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他不仅开清代“浙人研治西洋天算之风气”，而且还开清代浙人传授西洋历算之先河。

3.论教学思想

黄宗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真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不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1）力学致知

在人的知识来源问题上，黄宗羲基本的方面是主张躬行实践以求知，力学致知。

（2）学贵适用

为了改变自明中叶以后，理学教学空疏无用的学风，黄宗羲提出了“学贵适用”的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强调只有适于实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并且，他还将是否有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

他的上述观点，正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在教学上的反映，折射出当时那些比较注意实际，迫切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城市工商业者对教学的要求，对于改变当时的空疏学风也起了积极作用。

（3）学贵独创

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墨守一先生之言”，这是黄宗羲教学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黄宗羲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

①由博致精。所谓“博”，就是要多读书，有渊博的学识，这是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所谓“精”就是专精。唯有由博致精，才能在求学中有所创新。

②重视“异同之论”。他要求学者重视各种不同学术见解。

③深思与能疑。他强调对所学知识要经过深刻的思考，同时要善于提出怀疑。黄宗羲强调怀疑在治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善于提出怀疑者，才能引起深思；才会有所创见。

④讨论辩难。黄宗羲认为必须注意发挥师生群体的积极作用。因此，讨论辩难是他在讲学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

4.论教师

黄宗羲十分重视教师在人类文化知识传递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尊师，要求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还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必须从事清议。黄宗羲关于教师议政的思想，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传统教师职责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与此相联，他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还必须品行端正。此外，他还提出地方官学的学官，不应该由政府委任，而应该由“郡县公议”产生；也不应该局限于官吏，而应该“不拘已仕未仕”，皆可担任。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

六、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其比较集中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有《太甲二》、《说命中二》、《书院》、《学记》等。

1.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王夫之继承了我国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认为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教育是治国之本

王夫之认为治理国家不外乎政治和教育两大问题，其中教育最为根本。因而，必须把教育置于重要地位。同时，王夫之还认识到了教育的发展必须受制于政治与经济。

（2）教育对人发展起重要作用

王夫之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后天不断的生长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于这一思想，王夫之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继善成性，使之为善。二是可以使人改恶为善。

2.教学思想

在王夫之看来，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觉的学习过程。鉴于此，他提出了若干关于教学的具体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因人而进”

王夫之指出，学生之间存在着个别差异，因此，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施教，即“因人而进”。

（2）“施之有序”

王夫之认为，事和理都有序，人的能力也是逐步发展的。因而教学也应按顺序进行，即所谓“施之有序”。

（3）学思“相资以为功”

王夫之指出，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两条，即学与思。在学与思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而必须紧密结合。

3.道德观和道德修养论

王夫之的道德观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首先，主张“天理”和“人欲”紧密相联，“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其次，提倡不以“一人之私”而“废天下之公”。在道德修养方面，王夫之提出了以下三点：

（1）强调立志

王夫之所说的立志是“志于道”，即志于封建伦理道德，这是他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强调立志，主张把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志向作为教育之本，要求志向必须专一、执著，这是正确的。

（2）主张自得

王夫之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认为只有在学生产生了道德修养的自觉要求后，教师因势利导给予教育，才会取得好的效果，否则，即使教了也不会见效。

（3）重视力行

王夫之指出，道德修养不能仅停留在意识阶段，还必须将道德知识变成实际行动。因此，他极为重视力行，认为在学、问、思、辨、行五者之中，“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

王夫之的道德观，虽然从根本上讲，仍没有越出封建道德的窠臼，但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4.论教师

王夫之重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于“教者之事”，即为师之道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必恒其教事”

王夫之要求教师应该热爱教育工作，乐意精心培育人才。

（2）“明人者先自明”

他认为只有教师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深刻领会了道理，才能胜任教育工作。

（3）要“正言”、“正行”、“正教”

王夫之强调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即“正言”、“正行”、“正教”去教育和影响学生，以扶正世道人心。

由上可知，王夫之要求教师热爱教育工作，具有广博的知识，能为人师表，这是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确实是一个教师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王夫之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富有时代气息，而且在历史上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七、颜元的教育思想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属河北省）人。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其主要教育著作有《总论诸儒讲学》、《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性理评》、《漳南书院记》等。颜元的弟子李塨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1.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

（2）批驳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3）抨击八股取士制度。

2.学校为“人才之本”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把人才视为治国安民的根本，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

颜元主张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所谓“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具体来说，颜元所谓的“实才实德之士”有两种：一种是“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才，另一种是“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人才。

颜元提出“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颜元主张学校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特征，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3.“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在教育内容上，颜元针对理学教育的虚浮空疏，提出了“真学”、“实学”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设置六斋，并规定了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是对他“真学”、“实学”内涵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

（1）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2）武备斋：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3）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4）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5）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6）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颜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不仅同理学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艺”教育。它除了经、史、礼、乐等知识之外，还把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正式列进教育内容，并且实行分科设教，这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的，已经蕴含着近代课程设置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4.“习行”教学法

强调“习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在学术思想转变后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主张。颜元所说的“习行”教学法，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认为惟有如此，学得的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

颜元强调“习行”，并非排斥通过读和讲学习书本知识。他认为通过读书获得知识只是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他主张读书、讲说必须与“习行”相结合，而且要在“习行”上下更多的功夫，花更大的精力。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讲的是个人行动，没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亲身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这对于改变当时读书以穷理的社会风气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