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中国近代大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作者：李学丽蒋馨岚

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

摘要：通过中国近代大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背景、办学主体以及课程设置等的比较，认识中世纪大学的本质特征，解读中国近代大学发端与发展的逻辑。这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大学需要在融合中世纪大学的经典理念，重拾传统的“书院精神”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象牙之塔”，实现其自身的超越。

关键词：中国近代大学；中世纪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书院精神”；经典理念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10-0001-03

尽管早在西周时期的稷下学宫和古希腊时期的阿卡德米学园就已经出现了高等教育活动，但是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期，而西方大学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与今有近千年之隔的中世纪。毋庸置疑，时间跨度的悬殊已经为我们带来探索的好奇。通过考察和比较中国近代大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萌生背景、办学特色和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不但有助于认清中国近代大学发端与发展的逻辑，而且能为当今在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之下如何更好地建设中西融合，并且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的大学提供有效的启示与借鉴。

一、中国近代大学萌生与欧洲中世纪大学萌生之比较

“实力的衰弱让中国不能不睁开自己的眼睛。”[1]14甲午战争惨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和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使得资产阶级维新派确立了“兴学强国”的目的，明确提出废除八股取士的旧制度，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三级学校制度，废除书院，设立学校，开始了“被逼无奈的文化自觉”。由此可见，建立中国近代大学的历程并非社会和文化的“自然分娩”，它是“后发移植型”（潘懋元语）的，是在古代书院被强行改制，“活活斩伐”的基础上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带有非常浓厚的模仿与照搬的痕迹。而且，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是与技术工具理性“联姻”的，是清政府培育人才以救亡图存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譬如，1895年由盛宣怀奏请设立的“天津西学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大学”[2]，就凸显了非常明显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它早期首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学科，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在其技术工具理性的操控下，中国近代大学采借西方大学模式更多地停留于貌似可以达到救亡图存的“制度层面”，而被视为“无用”的大学“理念层面”的东西却难以落地生根。所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被奉为经典的大学理念一直都没能渗入中国大学的血脉骨髓，得到长足发展。

与中国近代大学相比，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是在相关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环境的形成之下产生的。无论是教俗共举的加洛林文化，还是宗教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都在11世纪开始

结出足以影响以后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丰硕果实[3]。随着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的重大发现不断增多，新翻译的古代著作的增多以及罗马法研究的复兴等等，真正的知识爆炸出现了。大学产生的时期正是一个知识大复兴的时期，当今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4]4。与此同时，西欧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在城市和贸易的复兴之下，出现了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行会和联合会组织。在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这股新的知识潮流冲破了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枷锁，创造了学者的职业；它吸引着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就像下一个时代里乔叟（Chaucer）笔下的牛津教士“心甘情愿求学，心甘情愿传授”——翻山越岭、越洋过海，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组成了许多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给了我们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大学定义，教师和学生的社团[4]4—5。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一个文化催生下的自发的学术组织，一直对非学术性因素的介入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并由此形成了其本质特征，即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诞生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与其创建过程相伴随的是饱受外敌侵略的中国为谋求自救而寻求的策略。它是政府政策的“孵化物”。缘此，中国近代大学成为现代化的军事和技术人才的养成之所，它的创办是以“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为旨归的。在这种工具价值理性的导引下，教育的社会本位目的自动地凌驾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上，凸显了教育的政治和经济功能，从而忽视了完整人格的塑造。而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在理论兴趣基础上自发产生的，它是“以学术自由为自己的生命而高度敏感的机构”[1]361，具有深远的“间接意义”。正如学者拉什达尔所说，中世纪大学的荣耀在于“知识的献祭”[5]。它从事的大多是无功利的精神活动，是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的产物。简言之，中国近代大学是“创建”的，其产生之基是“政治”；中世纪大学是“生成”的，其产生之基是“文化”。政府“创建”的中国近代大学不但完全背离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精华，而且在学习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过程中没能采撷到其所具有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经典大学理念的真谛。

二、中国近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的主要办学特色比较

1.办学主体的差异

“创建”的中国近代大学自建立起就表现了明显的政治化和官方背景（虽也有私立大学的出现），失去了中世纪大学那“原始的毫无掩饰的近似童贞的自然个性”[6]。洋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的最初建立都是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由封疆大吏直接推动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培养高级人才之所，也是清政府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并统管全国教育事宜，后又改设学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以代替清末的学部，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1917年，教育部公布了教育厅暂行条例。各省教育厅的建立标志着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基本形成。这样，从地方到中央，大学行政管理制度基本确立。教育部隶属于大总统，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事务。教育总长、厅长、次长都由大总统亲自任命[7]77。这一大学行政管理体制具有明显的中央集权制的特征。后来，虽然又历经了名称的改弦更张，但都是“换汤不换药”，大学的办学权力依然紧紧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如“大学课程的统一标准”，甚至“助教讲师资格的认定都要报教育部核准”[7]85。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建立的绝大多数新式高等教育机构都是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尽管如此，由教育界、社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