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教育的理论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5日/第008版

教育学

融合教育的理论反思

邓猛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融合教育自197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特殊教育领域讨论最热烈的议题。尽管融合教育模式的效果还没有被研究有效地证明，却已经成功地导致了对传统的隔离式特殊教育体系的完全否定。事实上，西方各国特殊教育实践表明传统的隔离式特殊教育学校体系基本上已经崩溃，隔离的特殊学校(班)已经或正在消失。融合教育也越来越成为我国特殊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对我国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逐步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融合教育的理论基础进行理性的批判性分析，有助于厘清融合教育的本质，探索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特殊教育模式，促进教育公平与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

美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融合教育的思想根源在欧洲，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发端于美国，打上了浓厚的美式理想主义烙印，成为美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会议上各国达成的《萨拉曼卡宣言》确定了融合教育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也体现了美式理想主义的特殊教育目标: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一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实施此种融合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建立融合型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这些表述用“每一个”、“必须”、“都有”等完美主义的陈述表达了极端平等主义的道德诉求。理想主义思潮下的融合教育，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其理想高渺而美好，近乎完美。融合教育者将所有美好的愿望寄予融合学校，然而，融合学校是否能够提供如此美好的前景?什么学校才算融合学校?对这些问题尚缺乏实证研究的有效证明。

融合教育似乎已经逐步成为各国特殊教育的主要发展模式，然而，对融合教育的挑战与怀疑却也从未停止过。多数特殊教育专业人士都倾向于认为完全融合的观点过于极端、理想化。西方大多数关于特殊教育发展模式的研究证明，在普通学校设置资源教室的效果优于隔离式特殊学校(班)和完全融合模式的全日制普通班，即传统的带有一定隔离服务性质的教育模式更有效。

有意思的是，在融合教育理念发源地美国，实用主义却是其根本传统。许多美国学者指出美国提倡融合教育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当时的里根、布什政府削减教育经费，而融合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节约教育经费。美国2002年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明确规定:教师必须使用经实证研究证明为有效的策略进行教学。这意味着学校应该采用的是现实而非理想的教育方式。事实上，特殊班与资源教室还在美国各州的学校里广泛存在。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制约着融合教育的理想，使其不至于成为空想。我国随班就读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特殊教育模式，旨在为我国大量还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形式教育的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提供上学的机会。而融合教育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念在我国倒没有或很少得到强调。

建构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范式的分野。

长期以来人类对于残疾的研究采用“心理一医学”模式，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方法，其基本假定是残疾由个体生理、心理缺陷所致，认为应对残疾人进行医学诊断、训练与缺陷补偿，并在隔离性质的特殊教育学校或机构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一范式从18世纪末特殊教育诞生到20世纪中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以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在可控制的条件下对残疾个体或群体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的、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实验与观察，以期揭示残疾及其背后的病理学依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获得不受研究者价值观及时间和场景影响的、可以广泛推广的诊断结果与干预方法。

二战后随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建构主义逐渐取代实证主义成为揭示社会现象、人类经验的主要范式。建构主义者认为残疾的产生与境遇受到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造成残疾的主要原因不是残疾本身，而是由社会的不平等与社会机制的缺陷导致的，同时指出以“心理一医学”模式研究与认识残疾是不够的，应该着重于残疾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并强调发展促进“残疾”人士与社会沟通的干预与治疗项目。

基于建构主义的融合教育理论认为“特殊教育需要”源于社会分化与分层，是社会不公平现象在特定社会群体身上的复制。这种理论认为人类个别差异是自然存在的，用正常/异常的二分法标准划分儿童是武断的做法；应该取消残疾与正常人群的区分，因为各种残疾种类的划分都会带来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融合就是要使普通学校成为所有儿童学习与成功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殊教育从重视学生的缺陷转向重视学校的能力，希望改进学校管理，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建立融合性学校。

带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迅猛发展，以反对科学理性、尊重多元、拒绝强权叙述、强调对话等为标志性话语对传统的哲学与文化进行猛烈批判。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国19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等西方追求平等、自由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奠定了融合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建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孕育了融合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融合教育论者赞成“异质平等”的后现代观，认为学生的个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将残疾及其他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边缘化是不公正的做法；强调平等的对话，不赞成对对话中的对立面进行歧视和压制，希望解构传统的“金字塔”等级制特殊教育体系，认为这种根据残疾程度的不同决定教育环境、根据诊断儿童异常的程度来决定儿童生存环境受限制的程度(即隔离的程度)，是不公平的等级制度。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为了满足特定阶层需要的语言叙述，是优势地位群体牺牲其他文化群体利益来保持自己权利的工具；应该让那些以前受到忽视的少数族裔、草根阶层、残疾人士平等参与主流学校与社会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融合教育论者认为，在现代理性与精英文化背景下，残疾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是由于学校没有能力应对学生多元化的结果。学校应该尊重日趋多样的学生群体与学习需求，多元化带给学校的不应该是压力，而应该是资源，学校应成为每一个儿童获得成功的地方。

实证主义仍然没有过时

融合教育理论的发展与变迁紧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主义、实证与建构主义之间对立与转换的脉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叛与充满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并未被广泛认同，逻辑实证主义的声音仍然强劲。然而，带有浓重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融合教育理论在特殊教育领域似乎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顺利地成为各国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依据与动力。在融合教育日益垄断特殊教育领域话语权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反思融合教育理论发展的轨迹及其范式变迁。

在社会科学中，理论范式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用处多少的区别。融合的根本特征就是接纳与包容，不仅指接纳所有儿童，更要包容不同的实践与理论范式。如果融合教育占据绝对的道德制高点不放，并成为不可挑战的新的理论权威，其本身已经违背了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平等与多元的理想，从而失去其独特的理论与人文价值。

如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彻底的颠覆与反叛，融合教育也是在彻底反思与批判传统的隔离式特殊教育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社会公正与教育公平的理想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渐进式的步骤来实现。当融合教育的理念进入学校课堂的时候，多数研究认为特殊儿童在融合学校里所取得的学业进步不能令人满意。更多的情况则是，观念上、原则上支持完全融合教育的理想，但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却仍然采用传统的资源教室等部分隔离式教育的做法。可见，融合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是一个从隔离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折中与妥协的过程。如果我们毫不怀疑地接受西方自己都没有全部接受的融合教育的理想主义思想体系的话，其结果可想而知。

从方法论范式的角度来看，融合教育体现了建构对实证、人文对科学的批判与颠覆，这是西方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