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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为了探索真理，宁愿受尽磨难。为了实现正义，宁愿个人遭受损失。

顾准在担任中科院高官的时候，敢于违背“全盘苏化”的潮流与苏联专家唱反调；在学部经济所从事经济研究的时候，敢于借鉴“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学术观点；在牛棚接受劳动改造乃至身患癌症时候，仍然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可见他是一以贯之的。

肋骨点燃当火把，这是李慎之借泰戈尔的诗对顾准的评价。

应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顾准的精神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打破时代的思想教条，勇于思考。敢于用手术刀剖析这个社会，也剖析自己。

（钱钟书）

19岁横扫了清华图书馆牛津大学假期泡在牛津总图书馆几乎把十八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一遍

引前人的论述“哭时人的感情比较真实，而笑的后面是什么就很难说了。”

钱钟书一生都离不开书，一生都与书结缘。

“痴气”的钱钟书总是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分不清布鞋的左右，却能记得某个材料在某本书上的某一页上

喜欢读字典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一个名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在逃难中，数被悉数焚毁，被人盗走。用积攒的记忆搞学术研究。撰写了两部著作。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按语：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

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有人找出种种理由说，陈先生有条件坚持这一原则，从而为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未坚守这一立场而辩解。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有声望，起码与陈先生一样有声望，如果不说话，政权也不能把他怎么样的人，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说话，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这是为什么？因此，后来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当他们陆续也被打翻在地，人们只会油然而生“活该”的联想。当然，我知道现在说这种话好象太过苛刻，但是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力，缺乏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愿意卷入权力圈，那么，被权力碾得粉碎也就是该得的报应。大师又提出，“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此乃是万世不易之真理，下一篇奥威尔的文章也支持这一观点。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土地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节自《对科学院的答复》）

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噫，中国当日知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管家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今观陈端生《再生缘》地一七卷中自序之文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岁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