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

一个中国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陈 琦

转载自《中国医学人文评论》

摘要：施思明博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在起草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序言，包括“健康”定义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施思明博士应该被我们所纪念。

关键词：施思明；世界卫生组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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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10 月27 日，一位中国老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的长老会医院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与世长辞，享年90 岁。美国多家主要媒体刊登了讣告，如《洛杉矶时报》“施思明，世界卫生组织创建者之一”[1]，《纽约时报》“施思明博士，90 岁，联合国卫生官员”[2]。当年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成立50 周年，在“WHO西太平洋地区成立50 周年”大会上，WHO 西太平洋地区主任的报告中称“施思明博士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

在SARS 和甲型H1N1 流感后，普通老百姓对公共卫生也开始关注，从而对在全球防疫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个国际组织也耳熟能详了。2006 年，来自我国香港地区的陈冯富珍女士当选为WHO 总干事，国内各界对WHO 就更为关注了。我国与WHO 颇有渊源，是其发起国之一。但是在国内，讲到WHO 的创立时，对于其中的关键人物——施思明却很少提及。

施思明是谁？哪些机缘促使他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一、家庭与教育背景

（一）家世

施思明，谱名施耿元，是施肇基博士的长子。1908 年4 月5 日出生于中国天津，因为当日正好是清明节，故名“思明”。[4]

施思明的母亲是上海买办唐杰臣的长女、唐绍仪（1860‐1938）的侄女唐钰华女士。唐绍仪为清政府第三批留美儿童，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回国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1912 年3 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唐为第一任内阁总理。[5]这层关系对施思明父亲施肇基的仕途不无影响[6]，从而也间接影响到了施思明的人生轨迹。

施肇基（1877‐1958）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1893年赴美，任驻美使馆翻译生。

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任驻俄使馆随员，并派驻海牙出席“弭兵会议”。1902年回国，任湖北洋务文案兼留美学生总督，率领第一批湖北省公费学生赴美。1906年应政府考试，得最优等法政科进士。后历任中国驻英国、美国全权公使（1934年使馆升格，任大使），曾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国际联盟会议、旧金山会议等国际会议，是中国20世纪知名外交官。[7, 8]施思明也跟随父亲游历多国，出入国际场合，结识了各界名流。[6]

施肇基对卫生公益事业也有贡献。1910‐1911年冬春，中国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时日俄正觊觎东北，两国以中国政府无力领导防疫、要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事关主权，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奉派办理治疫之事”，在他的力荐下，“自南洋返国，在京无事”[8]的伍连德(1879‐1960)博士被任命为中国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初到疫地，多数外国专家对他的看法不屑一顾，法国医生梅斯耐甚至对他暴跳如雷。伍连德愤而请辞，所幸施肇基力排众议，顶住多方压力支持伍氏，并免去梅斯耐职务。为取得摄政王对于疫区焚尸的授权，施肇基寒冬除夕哭谏王府，终于感动府台[9]。在政府、百姓、上司的支持下，伍连德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扑灭了瘟疫。清政府遂决定在奉天举办一次国际科学会议。这次会议并非一次简单的纯学术会议，庆亲王奏称“臣等窃维此次开会研究疫症，事关卫生，实为中外观听之所系”[10]。施肇基身为主管大臣，提前多日到会，与伍连德共同筹备。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开幕。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军与施肇基等一干清廷官员身着朝服出席，手捧圣旨宣读祝辞。施肇基代表东道国首先发表讲演，指出会议宗旨是如何防治鼠疫,造福于人类。提出与此次鼠疫扑灭过程有关的问题，要求大会予以讨论。中国近代首次举办的国际科学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中国在哈尔滨成立了第一个自主的防疫事务部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隶属于外交部。[11‐14] 伍连德后来对我国医学贡献颇多，是中华医学会创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14]，当初施肇基慧眼识英才、鼎力支持也算有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施肇基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并创办上海防痨协会及附设医院。[7, 15]

（二）学业

在父亲任驻英国期间，施思明移居英国，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父亲一直希望施思明从医，在自己赴美任职期间，特地安排英国外科医生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1851‐1926）作为儿子的监护人。[6] 康德黎1887 年到中国，是Patrick Manson 爵士

（1844‐1922，英国医生、寄生虫学家，因研究丝虫病和疟疾而闻名[16]）在香港的执业伙伴。康曾任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第二任教务长，孙中山是该院的第一批学生，康对孙颇为赏识，著有《孙逸仙与中国之觉悟》。1896 年，孙在伦敦被清驻英公使馆绑架，就是在康德黎多方奔走营救下才获释。[17]1898 年，康在伦敦创办《热带医学卫生杂志》（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 Hygiene）。1921‐1923 年间，康担任了英国皇家热带医学卫生学会会长，还成立了圣约翰急救协会。施思明很感激康德黎激励了自己在医学和科学方面的兴趣，并教导他观察和推断胜于阅读和记忆。[6] 此时，施思明还认识了另外一位学医人士——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因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而出名的英国作家。施思明将柯南∙道尔视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一，深深崇敬他的爱国情怀、正义感、正直和运动员风格。[6] 中学期间，施思明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自己倾向于以后从事历史、法律或政治方面的职业。后来，他成了学校一个联合国社团的少数创始人之一，显示了对国际组织的浓厚兴趣。

但是施肇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还是希望儿子从医。弱国无外交，祖国内忧外患，施肇基深有苦衷，面对数月甚至常年没有薪水的困境，他不得不举债来维持公使馆的运行。他尤其受朋友梁如浩（1863‐1941，曾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8]）的影响，梁也同样说服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从医。[6]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同样“能及大小生民”。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从医也许是父母能为子女想到的理想归宿。

1925 年，施思明顺利通过了医学学士第一部分的两门考试：物理和机械学，具备了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医的资格。本来施思明还得在中学读一年，但是想到祖国是那么需要帮助，他恨不得早点从剑桥学医毕业。施思明在剑桥接受了良好的医学训练，授课教师都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如因研究有氧运输、高海拔生理学、胎儿循环而闻名的Joseph Barcroft 爵士（班氏丝虫的主要发现者[16]）；因研究神经元而获193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Edgar Charles Adrian；因营养化学、维生素方面的研究而获1929 年生化诺贝尔奖的F. Gowland Hopkins。施思明还聆听了到访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讲座。学生们从这些大师身上收获的不仅是他们教授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人生的启迪。值得一提的是，施思明还看到了解剖老师保存多年的伍连德当年的解剖卷子：满分一百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