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宫颈癌医学专业的论文摘要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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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是全世界妇女发病率和死亡率居第二位的恶性肿瘤[1]，且发病率在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依照2012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统计全世界的妇女估计有528,000个新发子宫颈癌病例，其中266,000人死于该病，其中约85 ％的新发病例和87 ％的死亡人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子宫颈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已急剧下降[3]。例如，在美国，随着成功而全面地筛查工作的开展，其中最有效的筛选方法包括巴氏涂片和人乳头状瘤病毒（HPV）的检测，结合全国教育活动，以及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4]，子宫颈癌的死亡率已比过去60年下降了70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可持续宫颈癌防治计划受到低收入和有限医护资源的限制，其发病率依然很高。我国也是子宫颈癌的高发国家之一，每年有13.15万新发病例。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癌发病率很高，是该民族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次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癌：1979年为590/10万（和田地区），1991年为459/10万（喀什地区），2004年为527/10万（和田地区）[5]；并且维吾尔族妇女的发病率有一下几个特点：（1）明显高于本地区其他民族如：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等；（2）发病年龄早，平均年龄为45.04岁（汉族为50.85岁）；（3）有80%左右的维吾尔族妇女，当诊断出子宫颈癌时已经往往是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目前，子宫颈癌的诊断主要依靠的是阴道细胞学检查、子宫颈活体组织检查等，检查的阳性率为70%，有很多的微小及隐匿性的病变用这些方法很难发现，还需要依靠病理医生的经验。因此，如果能在子宫颈癌的检查中发现一种特异性高，敏感性强的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将不仅可以大大的减轻子宫颈

癌患者创伤性活体检查的痛苦，而且还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确度，进而有望提高子宫颈癌的治愈率，降低其死亡率。

子宫颈鳞状上皮不典型增生发展至原位癌,这系列癌前病变的连续过程统称为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6]。它又根据子宫颈鳞状上皮异型增生的程度分为 3 级：CIN1 相当于轻度不典型增生，CINII 相当于中度不典型增生，CINIII 相当于重度不典型增生和原位癌,低本人系天天论文网就职11年的资深论文编辑；工作中与各大医学期刊杂志社进行学术交流过程中建立了稳定的编辑朋友圈，系多家医学杂志社的特约编辑，常年为医学期刊杂志供稿，负责天天论文网医学论文·分检·编校·推送·指导等工作！工作企鹅1:1550116010工作企鹅2：766085044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等同于CINⅠ级,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等同于CINⅡ、CINⅢ级，各级CIN 均有发展成浸润癌的趋势,级别越高，发展为浸润癌的机会就越多。子宫颈癌的病因包括：HPV感染，女性性生活过早和性生活紊乱，以及与高危男子性接触（包括患有阴茎癌、前列腺癌以及有包皮垢的男子）。其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的持续感染是子宫颈癌发生发展的最重要环境因素。侵袭性子宫颈癌的患者，甚至99%以上都被证实有过HPV的感染，拉莱•苏祖克等在90年代就以提出新疆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癌与HVP，特别是HVP-16的感染有关[7]。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子宫颈癌有关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也在近些年被研究者们证实，例如：C-erbB-2、c-myc、c-fos、Bcl、p53、Rb等[8]。但是，子宫颈癌的发病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缓慢的多因素的过程，以上学说并不能明确完整的解释其发病机制。综上所述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宫颈癌前病变的诊断和筛查方法，寻找对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有诊断价值的生物学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自从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分子生物基础上的研究，如基因研究已进入现代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的领域，特别是近十年，微小RNA——基因调控网络的重要参与者，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到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中[9]。2001年研究人员在C线虫体内发现了lin-4和let-7基因,这是最早发现的microRNA"它们在控制细胞发育速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lin-4和let-7失活时,特殊的上皮细胞发生异常的分裂进而取代正常的细胞分化

[10]。从此microRNA作为一种新的小分子RNA成为了许多研究的着眼点。

微小RNA（MicroRNA, miRNA）是一类长约18-25 个核苷酸(nt)的单链非编码小分子，它的合成过程首先在细胞核内由DNA在RNA聚合酶Ⅱ或RNA聚合酶Ⅲ作用下形成70-90nt具有发卡结构的单链RNA的前体(Pre-micrRNA) ，再由Exportin5转运出细胞核，在细胞质内经Dicer酶加工成RNA二聚体，二聚体解链后，一条被降解，一条形成成熟的microRNA[11]。成熟的microRNA可以选择性的整合入RNA诱导沉默复合体（RISC），RISC 通过与靶mRNA的3’端羧基完全或不完全互补配对结合，导致靶基因降解或抑制其蛋白质翻译。它的特点是具有物种间高度保守型、表达时序性以及组织特异性。截止到2011年4约，Sanger microRNA 序列数据库已发现的成熟的miRNAs和miRNAs产物共19724条，涵盖153个物种。它们广泛存在于各种动植物中，通过剪切或抑制靶mRNA 的翻译，介导基因转录后的负性调控。关于miRNAs的功能研究表明，miRNAs在生物的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细胞增殖，凋亡和细胞分化。目前通过计算和实验结果预测miRNAs 至少调节了30%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约有超过50％的miRNAs基因定位于与癌症相关的基因组脆弱位点，即易发生断裂、移位、缺失或重复的区域。这些都提示miRNAs可能是促进肿瘤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并且有可能通过作为肿瘤抑制基因或癌基因来调节肿瘤的发展。例如，研究者们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PCR）、miRNAs微阵列芯片等技术证明miRNAs广泛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如肺癌、食管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等。一些miRNAs可通过调控靶基因来发挥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作用，如miR-7，miR -128[12]已经被证实在肿瘤中是低表达的，可作为肿瘤的抑癌基因；miR- 17和miR- 21[13]已经被证实在肿瘤中高表达，可作为原癌基因在肿瘤中出现。这些研究表明，miRNAs的异常表达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不同的肿瘤中miRNAs的表达是不同的。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研究人员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 time PCR）、miRNAs微阵列芯片、Western blot、Northern bolt等方法来分析人类不同肿瘤中不同miRNAs 的异常表达，来证明miRNAs广泛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其中包括如前列腺癌、结直肠癌、肺癌等多种实体瘤中也存在miRNAs的异常表达。还有一些研究是关于子宫颈癌与miRNAs，国外研究者发现miR-34a，miR-146a，miR-155等早子宫颈癌中表达上调[14]，miR-126，miR-143，miR-218等却在子宫颈癌中表达下调[15]。miR-199a可作为子宫颈癌潜在的治疗靶标。国内却尚未见到有关miRNAs与宫颈癌的研究报道。

MicroRNA的表达谱已被证明在运用于人类癌症各种各样的诊断，分类或结果预测中是很前途的生物标志物[16]，它的临床价值正如上所述，在子宫颈癌中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本实验的前期工作中，我们应用了miRNAS微阵列芯片技术, 检测了miRNAS在3例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癌和3例慢性宫颈炎组织中的差异表达, 结果发现有12种差异表达的miRNAs,它们在子宫颈癌中均为表达下调,分别为has-miR-101,has-miR-572,has-miR-424,has-miR-409-3P,has-miR-365,has-miR-675,has-miR-187 .,has-miR-1247,has-miR-634,has-miR-1224-3p,has-miR-1238,has-miR-125a-5P。[17]提示这些异常表达的miRNAs可能参与了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这些microRNAs不仅在正常宫颈上皮细胞恶性转化的早期参与了癌变，在中晚期子宫颈癌中也持续表达异常，这些都提示上述miRNAs可能在正常的子宫颈细胞转变为子宫颈癌的发展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期我们又通过Real-time PCR实验发现miR-101在子宫颈癌和慢性宫颈炎表达丰度平均值为 1.41士0.84和.19士0.94,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提示miR-101在维吾尔族子宫颈癌中的表达呈明显降低趋势,可能参与了子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因此本实验我们选取了miR-101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它来进一步探索子宫颈癌的发病机制。

MiR-101是miRNAs家族中的一员之一，它是一类由单链核糖核酸负调控作用的基因表达产生的非编码小RNA。其基因序列是UGCCCUGGCUCAGUU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