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崇祯凄凉末路

1644崇祯凄凉末路公元1644年的春节，是大明王朝崇祯皇帝一生中最暗淡无光的新年，元旦一大早京师大风呼啸，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大风霾在古代星相术士眼中是边事刀兵大起的征象，乃大凶之兆。

按照传统，皇帝要在这一天清晨接受百官的新年朝贺，崇祯强颜欢笑早早地来到皇极殿，元旦吉日出现这种景象，早已让崇祯心烦意乱。

谁知，上朝的钟声敲响后，久久不见一个官员上朝，文武百官在新年的第一次早朝中集体迟到。

1644年的春节，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崇祯比任何时候都真切地感受到，大厦将倾的悲剧已经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正月初九，一封通牒送到了紫禁城，在咄咄逼人的挑战书上，赫然写着大顺永昌年号，一直以来被崇祯视为流寇的李自成已经在春节那一天宣布建立大顺王朝，定都西安，改元永昌。

一天前，这位起义军领袖已经率军离开西安，挥师北上，三月十日是李自成给出的决战日期“自成伪牒兵部约战，言三月十日至。

（《明史纪事本末》）”。

李自成对大明振权的藐视，大大超乎崇祯的想象，如今他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事实。

当初为了混口饭吃而揭竿而起的起义队伍，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流寇，他们的野心很大，甚至已经具备了推翻大明王朝的力量。

明朝政权低效无能的弱点再次暴露无疑，通牒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没有人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崇祯再也无法忍受坐以待毙，他要为自己找出一条活路。

崇祯皇帝可以倚重的兵力原本有三支，一是吴三桂的辽东精锐，正守卫着明朝在关外最后一座城池；一支是湖北的左良玉军，骄横跋扈，却被李自成重重挫败；再一只便是陕西总督孙传庭统率的三边官兵，这是崇祯皇帝对付起义军的主力部队。

然而正是这支朝廷劲旅，却在河南峡县被李自成全部歼灭。

为了保卫京师，除了抽调吴三桂的军队外，崇祯已别无他法。

大概崇祯皇帝感到无兵可用了，所以被迫拆东墙补西墙，挖肉补痈，自己挖一块好肉去补这个烂的，烂的没补好，肉也挖掉了。

1642年3月，明与清在关外的一场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锦州等边防忠贞相继陷落，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攻破，宁远成为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要调动吴三桂的军队，就意味着要放弃宁远，宁远是山海关外的一个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从内阁首辅开始到兵部尚书，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皇帝也不愿意直截了当来讲这个话，他也知道后果，就是放弃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历史上要留下一个污名。

吴军入关，放弃宁远，也就意味着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将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上至崇祯皇帝，下至朝廷要员，谁也不愿意承担弃地入关的万世骂名。

二月十二日，崇祯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商量调兵大计（“诸人不得已，请吴帅之父襄（《绥寇纪略》）”）。

调吴三桂军禁卫北京，需要百万军饷，吴襄的开价让谈话陷入僵局，一百万两白银，对于曾经富庶的大明来说是不足一提的，但此时空虚的国库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推心置腹的话语并未感化吴襄，皇帝囊中羞涩的表白也没有得到丝毫怜悯，调兵计划终因百万兵饷无从着落而终止。

大明王朝的命运因为凑不齐百万两白银而悄然拐弯，这仿佛是历史留下的一个令人尴尬的玩笑。

西北腹地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关外还有一触即发的清军，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甚至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居然凑不齐百万军饷而无法保卫都城，这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描述了大明王朝已经到了如何山穷水尽的末路。

明朝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在1644年被如此窘迫地逼到了生命尽头？清代史学家孟森认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质上却亡于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皇帝；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为明朝的灭亡做了精确额时间判断，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就是在万历皇帝的手中，明王朝开始发生癌变，并导致最后的死亡。

以皇帝的身份消极怠工，万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外，三十年来万历不上朝，不和大臣见面，甚至对于官员的奏章不加理睬。

除了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坟墓外，万历居然没有离开紫禁城一步。

万历四十八年，明朝在位时间最长，工作最为懒惰的皇帝万历终于一命呜呼，他给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凋敝、吏治腐败的烂摊子。

接着万历登基的便是崇祯的父亲朱常洛，这位倒霉的天子只当了一月皇帝便魂归西天。

接下来继位的是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正是他的继位给本已败落的大明王朝带来更大的不幸。

天启皇帝少年时没有受过良好的皇家教育，他最擅长最酷爱的事情是木匠活，登上皇位后，他对日理万机的皇帝生活极度不适应，为了心爱的木匠活，天启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为自己打点大明帝国，于是他任命太监魏忠贤代替自己批示奏折，宦官专权带来的恶果拖垮了原本已摇摇欲坠的中央政权，整个国家陷入了是非颠倒的无序和混乱之中。

天启皇帝在登基后的第七年英年驾崩，从天启手里接过混乱局面的，是他的弟弟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

如果说万历十五年，是大明帝国崩溃的开始，那么当江山的接力棒交给崇祯的时候，明朝已经在下坡路上，走了整整四十年。

毕生以历精图治自许的崇祯皇帝就此开始实施他的治国术。

然而此时，大明帝国的危机已是积重难返。

公元1644年，延绵了276年的帝国终于走到了油灯哭灭的最后时刻。

1644年2月12日，崇祯向吴襄提出调兵计划因军饷问题而无从着落而被迫搁浅，但崇祯皇帝并没有就此放弃。

大明王朝藏富于官的普遍现象，崇祯皇帝早已清醒的认识到，在崇祯的一片罪己诏中，他明确提到当时做官犹如贸易，官员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在朝廷规定之外还要私自征收，一旦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今出仕专为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悖旨私征…逯议缮修，乘机自润——《明季北畧》）。

既然国库没有钱，崇祯就把目光投向了臣子们的腰包，崇祯亲自开列名单。

令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捐款捐资准备百万军饷，也就是请官员来捐饷，按照他们的职务大家都拿点钱来，召集大臣开会。

有趣的是，这些官员要给皇帝面子，当然要拿出一点来，常常哭穷说我们家里没有钱了，上次我已经捐了多少多少，这次我实在没法拿钱了。

在皇亲国戚这一边，他们也不肯带头，那么内阁的官员当然也不肯带头，心想着你们朱家王朝快要灭亡了，你们都不起劲，自然不关乎这些作为臣子们的事。

所以大家都不肯捐钱。

也可以说这些官员已经不看好明朝的前途了，他们已经在暗暗做自己的打算了。

尽管崇祯对臣子们进行了强制摊派，但捐资助饷依然以失败告终。

最终筹款不过二十万两，崇祯只好再次搁下调宁远兵的计划。

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皇帝对臣子已经失去了控制，而这种失控，则更加有力证明了此时明王朝统治已经名存实亡。

1644年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李自成的大军很快力克宁武关，山西太原、大同、宣府等城池也相继陷落，一路势如破竹的大顺军，离京师已经不远了。

在一天天的犹豫和恐惧中，崇祯挥霍了调兵守卫京师的大好时机，直到三月初六，他终于爆发了政治领袖应有的强硬态度，强令吴三桂放弃关外的宁远，立刻回京师勤王，然而这个调兵决断来的太晚，永远是太晚了。

直到京师陷落，江山易主，吴三桂也只走到河北丰润，距离京城还有数百里之遥。

1644年的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明朝岌岌可危的命运，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所做出来的决定，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1644年，面对京师之围，除了调兵之外，崇祯皇帝是否还有其他化解的办法呢？如果时光再次倒回1644年的春节，这一年，成为大明帝国末日的厄运在崇祯的手上真的再没有转变的可能吗？1644年正月初三，崇祯召见了左中允李明睿，在德政殿商议应对之策，李明睿提出的是南迁。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曾经南迁的例子，因为中国的国土很大，中国的纵深腹地可以应对很多临时的祸患。

比如唐朝，皇帝曾经迁入蜀中暂时避乱；又比如宋朝的宋金打仗，最后往南迁，统治者把首都迁到现在的杭州（当时称为临安），南宋也延长了一百多年，而且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造也很可观。

所以不等于说南迁之后划江而治，这就是一个很消极的政策，在这时对于崇祯来说，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积极的应对措施。

明朝的先帝也同样为明朝江山的延续准备了退路，明成祖朱棣在将国都迁往北京的同时，仍然在旧都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差的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皇帝愿意出狩南京，南京可立即成为大明帝国的新的心脏。

不仅南京早已做好准备，此时的形式对南迁也十分有利。

李自成主力集中在陕西。

长江中下游、河南、河北、山东基本没有起义军，崇祯完全可以从容南行。

此外，长江中游、下游还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可保南迁万无一失。

崇祯又何尝不想南迁，酝酿此事已有多日，但他又十分矛盾，自己没有率兵亲征，就有南逃之意，万一泄漏消息，对于崇祯皇帝来说，不仅有失体面，而且有可能招来内阁大臣的轮番攻击（“朕有此意久矣，无人赞儴，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诸臣不从奈何？然此事重大，不可轻泄”—《平寇志》），因为他的想法还得得到内阁大臣的同意。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杀掉了左丞相胡惟庸以后，就取消了丞相以及丞相的办事机构中枢省，明朝已经没有了丞相，所有的朝廷事物，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但是皇帝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也不会随着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以后皇帝就一人大权独揽，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内阁就出现了。

从开始一个参谋、从一个秘书班子似的机构到最后成为一个决策机构，只要内阁不同意，六部大臣不提出建议，你皇帝的想法就没有办法实施，这个程序就行不通。

崇祯皇帝为了要让窃窃私语变成公开行动，其间还得经过朝廷公议的难关，这便是崇祯恨之入骨的内阁制度。

按照传统，迁都计划必须通过内阁商议才可执行，然而崇祯深知迁都等于放弃了宗庙陵寝之地，一旦提出必然会遭到内阁大臣的反驳和拒绝，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南迁不成，自己还要颜面扫地，那么如何才能保全脸面，又能冠冕堂皇地顺利推行南迁的方案呢？所以崇祯帝也希望自己的意见由大臣来提出，经过内阁的程序，皇帝的认可并下发大家讨论，觉得可行，最后才由皇帝再次下命令正式实施。

如果从皇帝嘴里实施，在大臣们看来，第一首先是破坏祖制了，你这皇帝太不顾及下面大臣的意见了，这是祖宗不允许的；第二个皇帝自己承担一个迁都弃守陵寝的名声，崇祯当然也不愿意承担这个罪名。

一个人的命运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

纵观崇祯一生，他无时无刻对他人的评价极为敏感，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病态的自尊，孤独寂寞和缺乏母爱的成长历程，让他内心患得患失。

自小经历无数充满阴谋的宫廷斗争，使崇祯变得敏感多疑，对手下人薄情寡义。

为了保住这可怜的自尊，崇祯开始导演一场大臣请求迁都的戏码，他选中的对象，正是内阁首辅陈演，并由他来主动提出迁都显然再恰当不过。

1644年2月底，李自成破豫北三府之后，兵分两路对京师形成包围之势，崇祯终于决定在朝廷上提出南迁计划。

这是崇祯南迁行动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此刻内阁首辅陈演已然明白，崇祯是要自己在朝廷上提出迁都之事。

崇祯的伎俩，陈演十分明了，如果这时自己提出迁都，日后追究起放弃北京的责任，崇祯一定会把过失甩给自己。

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陈演装聋作哑，绝口不提迁都，而是建议崇祯迎战李自成的大顺军，他的突然变卦大大出乎崇祯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