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的科场案

几乎所有介绍鲁迅生平的资料，都说鲁迅出生在一个殷实之家，少年时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而使家道败落。鲁迅先生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的自叙传略中也说：“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大的变故”指的是他祖父所犯的科场案。科场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案件？为什么会使一个殷实之家迅速败落呢？

笔者最近翻阅《光绪朝东华录》，查看了有关此案的一些档案资料，于是，对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鲁迅的祖父叫周福清，生于1838年，丁卯年(1867年)中举，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做了金溪知县、内阁中书。可以说，周福清使周氏这个农耕家族跃入仕途，创造了最大的辉煌。

壬辰年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接到电报后，周福清从京急返。安葬母亲之后，按照当时惯例还要在家守孝三年。而第二年即1894年正好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了表示庆祝，本应在次年进行的乡试便提前到这一年进行。得知来浙江做主考官的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这个消息，马、顾、陈、孙、章五家亲戚因有儿子应试就凑足万两银子找上门来，让周福清送给殷如璋，以便他们之子乡试中举，并承诺事后还会给一定的报酬。此时，鲁迅的父亲周用吉(字伯宜)已经考取秀才多年，这次也要去参加乡试。周福清虽然知道当时科举贿考舞弊之风甚炽，朝廷惩处也极为严厉，但是，面对一举数得的诱惑，他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答应下来，决定铤而走险。

当打听到殷如璋这次是从水路来浙江、将要在苏州稍作停留后，周福清就决定在苏州与殷主考取得联系。于是，他带着仆人陶阿顺先到苏州等候。果然，两天后殷如璋所乘的官船来到了苏州。周福清便让陶阿顺拿着事先拟好的一封带有关节字样(即在试卷某处用某几个字眼作为暗号)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如殷不见，再投信函。没有想到，在家里办事非常精明的阿顺却对官场十分生疏，居然将名帖和信函一并交给了殷如璋的差人。当差人将名帖和信函送去的时候，殷如璋正好和副主考周锡恩在一起聊天，因不便拆阅，便将名帖和信函置于案上，继续和周锡恩叙谈。可是，在外面等候的陶阿顺却等急了，生怕银票有所闪失，就高声嚷道：“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大人收了银子怎么连个收条也不打啊！”殷如璋听到这么一喊，知道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便让周锡恩拆阅信函。周拆开信后，大吃一惊，发现信中“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各一个等。”至此，周福清贿考事件完全败露。殷如璋为示清白，拍案而起，命差人将陶阿顺拿下，“押交苏州府收审”。很少见过世面的陶阿顺吓坏了，立即供出自己是受主人周福清指使。

陶阿顺送信一去不返，周福清便知大事不妙，吓得生了一场病。待病稍有好转时，他先到上海避居了月余，回到绍兴后自知此事最终是躲不过去的，为了避免牵累家人和亲朋，就自己去县衙投案自首了。这样一桩行贿未遂案，也惊动了朝廷。尽管浙江的一些官员以周福清“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等理由，尽量为其减轻罪责，但光绪皇帝还是坚持对周福清严加惩罚，很快下了一道谕旨：“周福清着改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后来虽然免了

死刑，但被长期关押在狱中。为了营救周福清，家里变卖了所有田产，用来打通官府关节。然而，所有钱财都打了水漂，周福清一关就是八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接着义和团运动爆发，京城一时大乱，刑部的监狱也放松了管理，致使许多犯人逃跑。但过后不久，大部分犯人又自动回到监狱。犯人的举动，让礼部尚书薛升非常感动，于是，上奏光绪皇帝给犯人免罪，得以获准。于是，薛尚书趁机把周福清列入准释名单中。就这样，周福清于辛丑年二月二十一日(1901年4月9日)被释放，而此时他已经是64岁高龄的老人了。周福清回到家的时候，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早已在1896年病故了。自贿考案发后，周家既要变卖田产搭救周福清，又要为长期卧病的周用吉医病直至葬埋，所以花光了所有资产，家道难免败落。周福清就是在日渐困顿的家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于1904年病逝。

此时的周家，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幼年的他只能“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位亲戚在农村，使得鲁迅开始有机会接近农民，了解中国农民痛苦的生活状况，从而扩大了他的观察视野。因此，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正是这次的科考案使周家彻底败落了，但是却成就了一代名人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