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禅让史实述评

尧舜禅让是中国历代盛传不已的事件，但同时也是一个人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

其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实践的真实性问题，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一）禅贤说；（二）篡夺说；（三）虚构说；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四）新实有说。

在下文中，我将详细分析每种学说，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古籍中所载的尧舜禅让事件进行简单整理。

一、载有“尧舜禅让”的古籍史料整理
在中国古籍中，有关尧舜年代的资料虽然比较丰富，带这些资料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不同文献中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差别巨大，甚至截然相反。

有关尧舜禅让事件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而《尚书》的本子，在经书中又是最为纷歧错杂的，目前得到公认的是许氏味青斋所藏敦煌唐写本《尚书》残卷，包括《尧典》的后半部及《舜典》的全部。

其所载相关正文为：
帝曰：“咨！四岳。

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扬侧陋。

”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

”帝曰：“俞，予闻。

如何?”岳曰：“瞽子。

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

”帝曰：“我其试哉。

”
这段正文的大概意思就是尧让四岳推荐贤德之人，岳举荐虞舜，并列举了他的贤德的行为，尧说要试试舜。

继《尚书》之后，记载了尧舜禅让事件的古籍还包括：《论语·尧曰》、《墨子·尚贤》、《孟子·万章》、《荀子·成相》、《庄子·天地》、《让王》、《盗跖》、《吕氏春秋·去私》、《行论》、《左传·文公十八年》、《僖公三十三年》、《国语·晋语》、《韩非子·五蠹》、《竹书纪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王世系》、《山海经》和《史记·五帝本纪》等，近几年，更增加了一篇刚整理出来的出土文献，《郭店楚墓竹简》的《唐虞之道》。

这些古籍中，一部分都是以《尚书》为基础，所载事件与《尚书》基本一致，但进行了一的定发展，如《论语·尧曰》、《墨子·尚贤》、《孟子·万章》、《左传·文公十八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等。

还有一部分则与《尚书》所载差别较大，甚至截然相反，如《荀子·成相》、《韩非子·五蠹》、《竹书纪年》等。

而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唐虞之道》以舜知命修身，仁义孝弟，起于草茅之中而事尧甚忠，因而受尧禅让之事立论，盛赞尊贤禅让的“唐虞之道”，并进而提出了天子年老“致政”说。

由于目前尚未发现比唐写本《尚书》更在的本子，楚简《唐虞之道》可以看作是现今最早的载有关于尧舜禅让的古籍。

二、“尧舜禅让”四说
在初步总结了记载了有关尧舜禅让事件的古籍之后，我将就尧舜禅让事件的几种学说进行分析。

（一）禅贤说
这一学说主要是儒家和墨家所坚持的观点，主要代表是孔子、墨子和孟子。

孔子在《论语·尧曰》篇中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此命禹。

”首开儒家尧舜禅让的传说。

孟子“言必称尧舜”，他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断,其义一也。

”另一方面他又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
子·万章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禅让观实际上更接近一种天命思想。

与孔孟不同，墨子则以禅让之事作为自己“尚贤”主张的论据而反复申述。

他说：“古者要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还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

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天下之政，政天下之民。

”（《墨子·尚贤》）
道家所认为的“尧舜禅让”并非禅贤，只可认为是禅让。

这里为了归类简洁，将道家的观点也归于禅贤说。

庄子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也。

”(《庄子·逍遥游》)魏晋时期的皇甫谧重复了道家说法:“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

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

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

巢父曰: ……子故浮游俗间,求其名誉,污吾犊口。

牵犊上流而饮之。

”(《高士传·许由》)道家以为尧因为许由等人不愿接受帝位,不得不选择舜。

其在盛赞许由等
人的同时，从侧面证实了尧舜间的禅让关系。

（二）篡夺说
在儒墨两家鼓吹的尧舜禅让之风盛行之时，否认禅让，支持篡夺的学说同样兴起。

荀子和韩非子就是典型代表。

荀子坚决否定有禅让这回事,他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禅让。

’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荀子·正论》)
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更是提出:“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

”(《韩非子·说疑》）除了荀子和韩非子在其著述中所提到的篡夺说的证据外，晋代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中也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语。

又由于该书是没有经过秦焚书之祸的，所以它提出的关于
尧舜禅让与传统说法不一致甚至截然想反的观点，即尧舜间是“武力逼夺”而非“禅让”，很为学者重视，成为后代学者怀疑尧舜禅让之滥觞。

唐代的刘知几所著《史通·疑古》根据《汲冢书》（《竹书纪年》的另一称谓）和他所知的历代所谓“禅让”事实，推论“尧舜禅让”曰：“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见其情，益与伊
尹并戮，并与正书，犹无其证。

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

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衡，事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

其事不成，自贻伊咎。

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吗乃反正。

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乎？舜禹相代，事业俱成。

惟益覆车，伏辜夏后。

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他认为禅贤说是“因后世奸雄，假借禅让，疑古人亦以禅让饰其争夺也。

”
（三）虚构说
刘知几首开以考据来否定尧舜禅让之风，清末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对尧舜禅让的美谈愈加怀疑。

1936年顾颉刚先生作长文《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用他疑古派的眼光,考定“禅让传说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

此为“禅让虚构说”。

这种说法影响很大，盛传一时。

（四）新实有说
近代以来，现当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尧舜禅让”加以解释，由于他们所持理由与古代学者完全不同，因而称新实有说。

郭沫若以唯物史观考察,认为“尧舜禅让”反映的是部落联盟之民主选举制度,徐中舒等亦持此说；而王汉昌则进一步从对偶婚制之儿子从母族居加以解释。

此为“禅让实有说”中的社会学解释派。

蒙文通发挥《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说,认为尧之子曾与舜、舜之子曾与禹争过王位,但诸侯不归其子而拥立舜、禹,故传为禅让（《古史甄微》）（《虞夏禅让》) ；蒋应荣、杨安平等人所持学说与蒙相仿。

此为“禅让实有说”中的政治学解释派。

此外，吕思勉、钱穆等学者，主要从钩稽史籍出发，从中国史料的古代少数民族史料出发，对此作了较为审慎的解释，也比较倾向于“尧舜禅让”是确曾有其事。

现代学者王玉哲认为，尧舜禹时代正处于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禅让与篡夺的并存正是“传贤”制向“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

周苏平认为尧舜及禹当分别代表先后主盟中原的几个早期城市国家的首领。

钱耀鹏结合应用考古学上的聚落考古学的相关成果，以当时扇形聚落群结构的大量存在，推测当时存在着“平等式联盟”，以其作为“尧舜禅让”发生的社会基础。

类似这样的解释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但这些解释仍属于推测、假说的阶段，没有确切的证据加以证明，所以，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其结论。

三、四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有关政治哲学思想
从上文对四种“尧舜禅让”学说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每一种学说的产生及演变都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各家各派的看法也都与其所持政治或哲学思想有关。

翻阅现存古籍资料，不难发现，《论语·尧典》等记载的禅贤说法，战国前期未见异议。

这一说法得以流行，有学者指出，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和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的政治背景有关。

而不同程度的反对或差异的观点，基本出自战国中晚期。

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应是战国前期承春秋政制，君主权位的稳定性明显不及后世，这一背景无疑对禅让说的流行有推动作用。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相继通过变法改制，大体完成了世袭君权集中强化的过程，孔子时代的禅让说已不合时势。

因此，改头换面、加以调整的说法，甚至公开反对的观点，遂相继出现。

而这一变局的重要标志，就是公元前316—前314年燕国禅让事件的失败。

燕国禅让事件在刀光血影中流产后，不仅反对禅贤的学说陆续出现，而且，最先倡导禅
贤学说的儒家，观点也有了调整转变，突出的表现就是战国中晚期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荀子也对禅贤说提出了异议。

在此之后，历代政权的更迭，都喜欢用“禅贤”来加以解释。

西
汉末年，王莽以“新”代“汉”，他所用的形式就是受汉高祖的禅让，他即位时：“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

予甚祗畏，敢不钦受！’”东汉末年，曹丕以“汉帝以众望在魏，……持节奉玺绶禅位。

册曰：‘咨尔魏王，昔在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

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

……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

’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

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登坛受禅。

整篇受禅文书的用语和口气都套用《论语·尧曰》篇。

及至近现代，袁世凯称帝前夕，国民代表大会上表奉袁世凯为皇帝，其历叙袁氏功德，如历代禅让之九锡文，其中有云：“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

昊天眷佑，亿兆归心。

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翼衷勉抑，渊鉴早，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实命。

”正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希望证明
其继位“顺应天命”，具有“合理性”，由“尧舜禅让”传说演变而来的禅贤说始终影响巨大。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各种西方学说不断输入并和本土学说相结合，许多学者尝试着用西方政治思想理论来理解“尧舜禅让”事件。

另一方面，由于现当代的考古技术的发达，众多古籍、古迹相继被发现，为“尧舜禅让”事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

这两点都为“尧舜禅让”的新实有说陆续出现提供了可能。

除了历史背景的影响，各家各派所持政治哲学思想也对他们的“尧舜禅让”观点的形成影响巨大。

孔孟的儒家最高道德理想是仁，而尧、舜之间的禅让传说与儒家所宣扬的孝梯观念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根据《尚书·尧典》、《孟子·万章》、《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的记载, 舜之所以被尧选定为继承人，是因为舜的行为符合孝道伦理。

孟子在《万章》中详细列出了舜行孝梯之道的具体事实。

该书记载舜的父母让舜去修补仓糜, 等到舜登上屋顶后, 父母抽去梯子,并在底下烧火，后来父母又让舜浚井，想把舜活埋在井中，舜设法逃脱, 等到他回家时，发现父母和弟弟正在分割他的财产。

但舜没有责怪父亲和弟弟，一家人得以保持和睦。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以自我道德不断完善的办法来完成天下的统一，儒家把最高的政治目标定位在平治天下之上，实现这一终极目的基本措施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

而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又犹以修身为最根本的前提。

”根据《尚书·尧典》及《孟子·万章》和《史记·五帝本纪》的有关资料记载来看，舜在修身齐家上与儒家的理想是一致的。

史载尧为了考察舜的治家才能，还“厘降二女于沩，嫔于虞”。

而舜也在治家方面表现出杰出才能，这与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一致的。

“兼爱”、“非攻”、“尚贤”是墨家的主要思想，他主张“选举天下之贤可者, 立以为天子”（《墨子·尚贤》）。

不仅如此, 墨家还把禅让制付诸实施, 其首领“巨子”之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行，以贤任之。

根据道家的观点，君王让天下不仅无可称颂, 甚至还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有失为君之道。

言外之意, 不仅臣子不该受之于天下, 君王亦不该让天下于人, 一切当顺其自然。

这一思想与老庄的“无为”思想是一致的。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庄子盛赞许由等人在尧、舜欲让天下时坚辞不受的做法了。

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在《韩非子·忠孝篇》云“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 是以有乱臣, 有曲父。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 乱后世之教者也。

”可见他顾及的关键是担心后
人效仿, 以致天下永无可治, 遗害千秋。

韩非子提倡中央集权，而禅让制对皇权的集中和稳定有很大妨害。

因此，韩非子所言着重在批评舜逼上弑君有失为臣之道, 同时也彻底否定尧舜禅让事件。

四、“尧舜禅让”研究史料辨析
研究历史，最重要的莫过于史料的审查和运用。

研究古代史尤其是如此，因为古代距今时代遥远，我们惟有通过史料才能窥得史实的一鳞半爪，若无史料或史料不真，对于古代史我们是寸步难行的。

研究“尧舜禅让”同样面临着史料这一大难关。

就《尚书》而言，由于它是最早记录了尧舜禅让事件的古籍资料，因此之后所有古籍中的有关资料都需从《尚书》发展而来，才具有可信度。

所以说，弄清《尚书》的源流与演变系统对“尧舜禅让”事件的研究至关重要。

就目前的史料分析来看，在《尚书》古本和校本的系统里，除了刘歆的本子和孔国安的关系，受历史资料的限制无法确定之外，总的来说，有三大系统：
其一是隶书本, 从伏生开始, 他用汉代的通行文字书写,支配了两汉的国定本, 现今存在的是《汉石经》残字。

其二是古文本, 实际上由东汉初的杜林开始, 衍为《伪古文尚书》, 用隶定古文书写, 今所见的敦煌、日本古写本都是派分为卫包改字本, 现今存在的是《唐石经》及宋以下各种刻本。

其三是蝌蚪文本, 导源于杜林、许慎、邯郸淳三家所传的古文而施以一律的蝌蚪化, 现今存在的是《魏石经》残字,派分为郭忠恕所定本, 其加以隶定的是薛季宣本。

这三种本子恰好代表了西汉、东汉、三国三个时代，其派生的则代表了唐、宋两个时代。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 自从有了这部书之后, 直到十一世纪, 在这两千年里, 《尚书》文字是怎样动荡不定。

文字千年传抄,音变意转,以致古奥难训。

伏生背诵《尚书》也好,孔壁出土蝌蚪文《尚书》也好,总有译解传抄之误。

竹简帛书在传抄过程中稍有残缺模糊，文字即可能混淆。

今《十三经注疏》本《尧典》由西汉孔安国传解,唐孔颖达正义,其开篇有“尧典第一”四字,正义认为是后人加的。

又由于甲骨金石学和言韵训诂学均成熟于清代以后,故对汉、唐经学家的训解不可全信。

至于《尚书》之后的古籍，首先无法确定其是否是根据《尚书》所著，此外，从上文的禅让四说的分析中也可看出，各家各派在著书过程都会受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影响，并且会基于自身的政治思想考虑，加入自身的理解甚至杜撰的部分。

单就孔子与荀子同为儒家，两者又同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而《论语·尧曰》和《荀子·成相》中关于“尧舜禅让”居然会形成截然相反的观点而言，古籍中的相关记载应是谬误百出。

如此，历经千年，这些古籍的可信度完全值得怀疑。

五、结语
杨希枚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再论“尧舜禅让”时，综合运用现代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全面分析和审查古代文献和近人的论说后，认为“尧舜禅让”则“纵然原是史实，或确含有若干史学成分，或竟纯属子虚乌有之说，但由于缺乏传说时代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史料可资参证，则其可信性或非可信性乃属相对的，便无由论其是非了。

”因此杨先生倾向于认为“有关尧舜及其禅让的传说既应是源远流长的古老传说，纵
非全系史实，也至少该有其若干史实背景。

”他最后做结论时说：“尧舜禅让传说应至迟是春秋时代以来就已经流传的古老传说之一。

”
我认为杨先生对于“尧舜禅让”事件的研究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他没有他所批评的近代那些解释该事件的学者们的“或失之于疏忽，未能详考史料，而以偏概全；或失之于套用其他学科理论，任凭比附，而致主观的臆测多于史料之证明”的弊病。

所得出的“‘尧舜禅让’是有若干史实背景的传说”这一看法也是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利用现有研究资料及方法后，最令人信服的推测。

综上所述，以现在所掌握的“尧舜禅让”研究史料来看，由于史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此所谓“尧舜禅让”是无法证明确有其事的。

【参考文献】
[1] 《墨子·尚贤》上，孙诒让《墨子间诂》
[2] 《荀子·正论》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9月
[3] 《韩非子·说疑》陈奇猷校注《韩非子先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6月
[4] 《竹书纪年》
[5] 刘知机《史通·疑古》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
[6] 《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6月
[7]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中华书局2000年6月
[8] 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9月
[9] 薛居正《旧唐书·本纪第一》中华书局2000年6月
[10] 杨安平《关于尧舜禹禅让制传说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1] 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13] 王汉昌《禅让制研究——兼论原始政治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14] 蒙文通《古史甄微》八《唐虞禅让》巴蜀书社1999年8月
[15] 吕思勉《唐虞夏史考》，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均见《古史辨》七的下册。

[16] 钱耀鹏《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线索》，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载《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尧舜禅让传说的考古学研究》，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等等。

[17] 王树民《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载《河北学刊》1999年第4期
[18] 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载其《先秦文化史论集》第7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