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一个被遗忘的悲惨作家 东西

萧也牧，一个被遗忘的悲惨作家东西
这位新中国第一个被“文学批评乱棍”（主要打手是著名的丁玲）打趴下失去创作权利的新锐作家，后来又被整成右派改造，从此小心做人。

但为了保卫《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不被打成叛徒，他和当年青年出版社的一些编辑豁出去挺身而出了，多么仗义的一个文人！却因此而下放劳动，在那里受到了自己当初的下级和同事及“革命群众”的残酷迫害，直到被打得大小便失禁，还被群殴，终于从心灵到肉体被彻底摧垮，死不瞑目。

死后被埋在乱坟岗，害他的人还在他墓穴里撒尿侮辱。

频道：文化类型：文章专栏：黑马专栏标签：历史, 右派, 丁玲, 罗广斌, 萧也牧翻《作家文摘》，几乎漏掉一篇重要文章，而正是它激发我写这篇小文的。

看了左边关于丁聪的那篇，发现右边那篇文章是写萧也牧的悲惨人生的，而且有他一张照片！这是石湾的文章《她为死不瞑目的丈夫讨公道》。

萧也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可知道这个人却是在二十多年前，而且他的传说为我的小说《混在北京》提供了几段素材。

可我就是没见过他的照片，这个人太传奇了，应该说是新中国第一个被大规模批判的作家，
后来又惨死在五七干校里，据说是被活活打死的，凶手是他的同事们。

我记得80年代我毕业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到文学编辑室，这个地方是新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以出版了“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和《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而著名。

能到那里工作，算我三生有幸。

但可惜的是，我是外国文学编辑，外国文学在那个编辑室里仅仅是很小的一部份，最重要的部分是当代文学。

那些几红几创似乎都离我很远，包括那些同事，感觉我们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我还是隐约听大家讲些这个编辑室的光荣传统，包括说这个编辑室的最早的领导叫萧也牧，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如果不是创作上受了批判也不会下放到这个基层单位。

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不懂，也就是听听而已，主要还是关心萧也牧和老前辈们出的那些书。

《红岩》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红旗谱》。

是我的故乡老前辈梁斌的代表作，我曾专门仔细阅读，从中搜找一些家乡方言的表现方式，很受益。

再有就是《卓娅》那本书，儿时读过多少遍了。

有时就会想象，一个著名的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室里有个把著名的作家领衔，那才叫真正的文学摇篮，想象五十年代这里该是名家出入的地方，想象那样的文人雅士汇集的场景。

可惜，到八十年代，我几乎在那里见不到什么名作家，偶尔记得方方来过，风风火
火的就走了，编辑们也没拿她当名家，她走后还在打趣：跟假小子似的。

后来真正让我震惊的事出现了：有几天有个老女人在楼里大喊“XXX是杀人犯！”声音很是凄凉恐怖。

老同志就嘻嘻哈哈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萧也牧的妻子，非说萧也牧是被打死的，现在到处告状，说凶手之一就是我们现任的某大领导，结果是追的这领导到处躲，都无法正常上班了。

人们似乎是拿这当笑话在说，因为文革早就过去多年了，当年的事几乎都淡忘了，偶尔出来个人找旧帐，反倒成了笑料。

然后是那个女人给每个办公室散发她写的揭发某某某当年在干校里殴打萧也牧的揭发材料。

我记得我的门被敲开后，进来一个老女人，对我说：小同志，你是新来的吧，对过去不了解，发个材料给你看看某某的真面目。

我看了那些血淋淋的揭发材料，不寒而栗，了解到文革中这个出版社也曾血雨腥风过，有过打伤人的事件，还有萧也牧是被同在干校的同事打死的，这些人现在是我们可敬的领导。

我们这些小青年以为那发材料的是社办公室的,很不明白.我还拿着材料去问主任,主任就把我们手里的材料扣下了，说多少年前的事了，都说不清，何况是有了结论的，别乱传了,对社领导影响不好。

我们都以为是那女人发疯了,
就没当回事.等后来明白了真相,想找回那"揭发"材料就不可能了,否则那也是史料呢.
从此萧也牧就在我头脑里变成了一个想象。

后来写《混在北京》时，我就凭着这种想象，写了一个大作家兼编辑在文革中被当成坏人批斗殴打的事，还给这个作家起名“伍仁”，因为萧也牧的本姓是吴，叫吴小武。

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他的照片。

才知道萧也牧是在干校里被活活打死的，死时身上有鞭伤，脸是青肿的，很恐怖。

自己的同事就是这么害自己的同事的。

文学编辑室前主任江晓天回忆说：他看到有人用门板抬着萧也牧的尸体，身上盖着脏破的白单子，“两条劈柴似的的长腿大脚，直愣愣地挂在外边。

夕阳西照，一道道鞭打的发紫的伤痕，清清楚楚。

”他死后不能在公墓里下葬,只能葬在乱坟岗里,后来再去找,他的坟早被平了,根本找不到了,种上的庄稼,他的骨肉就永远地肥沃着那里贫瘠的土地,哪里的黄土都埋人.
但他的妻子在那个时候因为条件限制，没有相机，没能拍下丈夫的鞭伤和青肿的脸，后来找各级领导告状时，丈夫身上有伤的事实只能靠旁观者证明，而且也不能确认到底是谁打的。

所以当时的团中央下的结论是“患有重病。

反被认为他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加重他的劳动，使他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使他病情恶化，
以致死亡。

”我想这个结论是出自保护当时一些“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的原因吧。

在极左路线下，萧也牧被说成“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身体有病干不了活还被认为是抗拒改造，肯定有“阶级觉悟高”的人为改造他而加重他的劳动量，干不好，还会殴打他，这样的人估计不止一人，他们是带着“阶级仇恨”打他的，可能也不排除有些人公报私仇。

但在那个年代，打一个坏分子简直就是正义行为，是为党除害，法不则众，调查起来大家都不承认，就混过去了。

想想那个年代有多么恐怖，一个人一旦成了坏分子，就成了人们恣意迫害的对象，成了贱民，打死都没人认账，最后“组织上”也无能为力，还要保护“革命群众”，被打死的就白白死了。

我估计被肖妻揭发的那几个人肯定是打过萧也牧的，但谁也不知道那最后一鞭子是谁打的，那致他死的一鞭子是谁打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前面更多的鞭子积累起来让他死的。

但谁也不会认为是自己那一鞭子抽死了一个当代重要的作家。

但这些人后来肯定有做噩梦的时候，有梦到萧也牧的鬼魂找他们算账的夜半。

我无法想象萧也牧死前是怎样被一些革命派鞭打折磨的，他心里想什么，那些打他的人想什么？我只知道，我小的时候看到隔壁小学的校长被揪出来游街时，我们往他们身上扔石子儿，那时的感觉是：坏分子打死一个少一个，而且小小的心里有一种折磨人的快感，是哈哈笑着扔
石头的，那是因为我们在砸坏人，砸伤流血才好呢。

我想，那些打萧也牧的人肯定不乏这种心态的人，对一个反党作家，他们肯定是恨他不死，抽打他时看他挣扎，这些人肯定感到很愉快。

估计萧也牧是在人们哈哈笑着抽打下悲愤地死去的，他重病在身，根本无力反抗和自救，连逃出来的力气都没有。

那场殴打，就成了一场只有少数人头脑里的狂欢记忆了。

那天写了萧也牧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查找与他有关的文字，终于找到一篇，骇人听闻！
这位新中国第一个被“文学批评乱棍”（主要打手是著名的丁玲）打趴下失去创作权利的新锐作家，后来又被整成右派改造，从此小心做人。

但为了保卫《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不被打成叛徒，他和当年青年出版社的一些编辑豁出去挺身而出了，多么丈义的一个文人！却因此而下放劳动，在那里受到了自己当初的下级和同事及“革命群众”的残酷迫害，直到被打得大小便失禁，还被群殴，终于从心灵到肉体被彻底摧垮，死不瞑目。

死后被埋在乱坟岗，害他的人还在他墓穴里撒尿侮辱。

这种残害简直是丧尽天良。

新中国第一个遭难的著名作家就这么含冤而死。

这些本来我二十多年前看到他的遗孀散发的申冤材料时就该受到触动，可当时刚参加工作，听一些老同志说那女人发疯找后帐，想推翻上级的审核结论是另有所图，我居然就信了。

后来又听说这些确有其事，但老女人的申冤终究是不了了
之了，因为据说当初参与打人的人位居高位了，要安定团结什么的。

我在那个出版社用的都是很旧的桌子和柜子，还不知道哪个曾经是萧也牧也用过的呢。

于是我开始怀念这么一个我之前二十年的前辈和屈死鬼。

这样的事发生在1970年，都是后文革时期了，还是那么血淋淋。

现在的人不能忘这些。

以我们“窝里斗”其乐无穷的民族劣根性，天知道如果再有个类似文革的运动，会不会还有人遭毒手。

这文章的作者是萧也牧的同事张羽，我在80年代曾偶尔见过他，是《红岩》的编辑。

但那个时候他好像退休了，偶尔来办公室一下，我也不了解他的过去，只听人们说是《红岩》的编辑，就没留下什么印象。

他的文笔竟然这么好。

向张羽前辈致敬！这年头值得我们致敬的人真实寥寥可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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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

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

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

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
斌竟被整死了。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

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活。

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

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

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

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子写的。

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

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

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

可是他死了。

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

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

”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

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

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立了起来。

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

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

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牧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

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覃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

《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

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

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现在舌头一转，《红岩》就成了大毒草。

这么一来，社会上反《红
岩》、反罗广斌的人顿时气焰嚣张。

青年出版社一些人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

一个闷热的夏夜九时，支持过《红岩》和罗广斌的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四人被押到原二编室办公的大房间里，遭到非法审讯。

专案组长宣布要追查那次“黑会”(指议论为《红岩》鸣不平的那个会)的内容。

从印度归国的爱国华侨严绍端患肺癌开刀不久，受到残酷的折磨。

我在另一次深更半夜的单独审讯中，被扭断了左肱骨。

只有一百六十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四十个人以种种“罪名”被赶进了“牛鬼蛇神”队伍。

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被“横扫”进了这个“黑窝”。

军代表根据谋士们的建议，让解放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萧也牧担任“牛鬼蛇神”队伍的领队。

这支以萧也牧为首的特种队伍，活动在北京东城的大街小巷里，在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在后圆恩寺，在东四北大街420号宿舍大院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白菜窖，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

从一处向一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

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

为了示范，他做得一本正经，了无差错。

他仿
佛是罪责最轻的，又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他似乎是检讨最好的，又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好像是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可以从宽了，可以轻松了，但好像又是欠债累累，负担越来越重了。

他努力挣扎着，想从深渊中拔出来，但却是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

1969年4月初，在“九大”进行期间，北京城内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根据“林副统帅第一号手令”，将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清理出北京城。

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和家属，全部搬家，到豫东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动身之前，青年出版社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被恩准放假回家，收拾行囊，和家人告别，准备随大队出发。

萧也牧又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了。

当他回到家里和老妻见面时，四个儿子围在身旁，他的心情却是十分压抑而忧伤的。

专政小组有条规定：受审查人员回到家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每日晨昏两次，仍必须在毛主席像前请罪。

一向把检讨、请罪当作家常便饭的萧也牧，当着妻儿的面，站在毛主席像前，弯着腰，喃喃地说：“毛主席，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我没有听您的话，没有改造好，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我罪该万死……”妻子李威在一旁忍不住了，劈头问道：“小武，前一次批你不说了，这一次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萧也牧一愣，也惶惑了。

真的，仔细想起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在南行的火车上，萧也牧向我和几个坐在一起的人念了两句话，是把郭沫若的《归国杂咏》改装后的诗名：“五十一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他转过脸来，又悄悄地对我说：“我小时，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能活到五十三岁。

我可能还有两年阳寿。

”我不由得心一跳，忙说：“信这个干什么？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

”看来，他那时已多次想到了死。

他意识到前途莫测，有了不祥的预感。

他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这次南方之行，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4月18日，大队人马开到了黄湖农场。

第一个晚上，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

我和萧也牧等八个人被分配在里间从南到北由六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通铺上。

自右至左排列的次序是：顾均正、张羽、覃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吴小武（萧也牧）、吴家刚。

吴家刚是萧也牧的三儿子。

因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他同父亲作伴，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

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跟上挨整的父亲，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和白眼。

刚到黄湖时，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

换了个农村环境，给受审查的人创造了一种除旧布新、从头作起的气氛。

有段时间，萧也牧的情绪也很昂奋、乐观。

虽然他担任的“牛鬼蛇神”队伍领班这个并不值得羡慕的角色，这个时
候因大家都分散到各班、排劳动，而无形中被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

4月的大别山下，春回大地。

干校的水田里，开始了犁田、平地、育秧。

几套水牛由农工赶下水田，萧也牧也挽起裤脚，跟着跳下水田，想学习赶牛耕田。

他虽然生在南方鱼米之乡，但从未干过水田作业，两手又没力气，摔了好几跤，滚了一身泥巴。

他没有泄气，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不久，我们的劳动作了一次分工：我和陈斯庸等人是强劳力，分到大田班；萧也牧、叶至善、覃必陶等人作为弱劳力，被分到牛组放牛。

少数人已被“宽大处理”，分散住到“革命群众”的宿舍，萧也牧、陈斯庸、严绍瑞、李庚、马振、杨永青和我等十多人仍集中住在“牛棚”里。

白天，各到各的岗位去劳动，不常见面，晚上才得到各自的消息。

不断听人说，萧也牧因身体虚弱，步履蹒跚，连放牛也难胜任。

放群牛时，牛撒欢奔驰，他跟不上，常被拉下半里之遥，望牛兴叹；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拉不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由于活动范围限制，牛吃不饱，肚子经常是瘪的。

为此，萧也牧经常受批评。

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也被取消了。

这年，“牛棚”里没有一个人能回北京探亲。

萧也牧曾想早点“回到人民
怀抱”(对“牛鬼蛇神”来说，就是可以回到家人身旁)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

当时，一切完全军事化。

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

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

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

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

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

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

一发发“炮弹”落在萧也牧头上。

原来同一部门的一个人说：“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

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另一个接着说：“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

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

现在像打了霜的叶子，全蔫了。

给你路，你不走，还有什么希望?你完全是对抗态度。

”
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

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

有天早上，赶着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都是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簸地跑着。

待到下工回来，左脚被扭得几乎走不动路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昏昏沉沉，两眼发花。

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挨屋走去，却错进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糊糊涂涂地睡着了。

谁知这竟是我们隔壁的××的床位。

那人一进门，看到满身牛粪的萧也牧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床上拖下来，轰出房间。

萧也牧仓皇后退，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

××赶上去，一脚猛踢萧也牧的下部。

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门口，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

善良的老关夫妇，扶着他送回他的床位。

为此，后来还给萧也牧加了一条罪状：“老右派吴小武无故闯进农工家中。

”
这天，萧也牧从下午五点躺到第二天七点，一直没有下床。

旁人喊他吃晚饭，他不吭，也不动弹。

连喊几声，他才无力地回答：“我不吃，我一点也不饿。

”次日早饭
时，牛组的老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你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因为神情呆滞、行动迟钝，还遭旁人的辱骂：“好狗不挡路!”
从被毒打这天起，萧也牧的小便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

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

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也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给萧也牧检查。

他要患者立即取尿。

萧也牧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

年轻医生眼睛看也不看一下瓶子，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

他的“诊断”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

消息传回七连，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

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

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萧也牧被摧残得愈来愈衰弱的时候，致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更猛烈地袭来了。

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

一年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