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后的感言

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后的感言

1），“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人生道路，磨练了我的意志，也练就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从不怨天尤人，因为我相信党和政府。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退休教师，凡夫俗子，无所作为。但我坚信：若干年的历史组成立我们生命的全部，若干部严肃而庄重的个人史，将汇集成整个时代的璀璨！蓦然回首，岁月成金。”

——蔡某云，1949年生，1970年下乡，学干农活，当过建桥民工，学过样板戏，干过宣传队，当过展览馆讲解员，1979年，在下乡9年后，胃出血‘三个加’，因病回城。现是中学退休教师。

2），“当地乡亲淳朴善良不把知青当外人看，倒也平平和和的，没有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雨》里面知青在北大荒刻骨铭心的遭遇。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回城后分配工作，不久又下岗了，却没有怨言。临近晚年，我自己开了一家日杂百货店，当起小老板。如今儿子参加工作，我同也是山上下乡的妻子一起，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陈某民，1952年生，1969年下乡，回城分配工作、下岗、自己开店。

3），“下乡8年，我独自去空手回，没有任何身外之物。但这8年，却为我以后的生活工作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的财富，人格的力量，做人的准则。回城20年里，尽管登过泰山，领略过黄山，到过香港维多利亚港，日月潭，大峡谷，但总觉得带有青草味的山村小路，走起来特别舒坦。每年多一定想办法抽时间回去看看小山村那熟悉的土屋，朴实的乡亲。每次踏上这片热土就没法不被浓重的历史氛围所包裹，所感染。……尽可能奉献一点微薄之力。乡村那条小溪始终在心中流淌着，乡亲们曾经给过的爱护始终难于忘怀，……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去了，但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那样使我迷恋、令我牵挂。队长的老母亲，今年该有80多岁了吧，我默默地祝福她老人家身体硬朗，留坑山上的柑橘挂果如何？村里哪家的后生考上大学、中专？”

——陈某洲，1953年生，1969年下乡，1977年招干当干事，现为人大副主任，副厅级。

4），“知青生活是锻炼人的。在艰苦知青生活的磨练下，我们慢慢成熟起来。进过繁重体力劳动的洗礼，我们深深懂得了：稻、麦、果、疏的收成凝聚了许多人辛勤劳动的汗水，粒粒皆辛苦，一定要珍惜劳动果实；经过与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同甘共苦，我们看到农民身上艰苦朴素和纯真厚道的亮点，大大陶冶了知青的情操；我们深切体验了农村、农业、农民的贫穷困苦，萌发改变这种面貌的意识。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这种艰苦却磨练了我们更加顽强的人生意志，教会了我们深刻理解“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道理，培养了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品格。”

——李某帮，1948年生，1969年下乡，1978年上大学，1982年分配市统计局工作，1996任局长，正处级。

5），“整整6年的青春岁月，风风雨雨，激情燃烧，苦闷旁徨，酸甜苦辣，汇成一支难忘的歌。……现在说起这些，孩子们像听天方夜谭，年轻人也许不可想象。但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黄某发，1952年生，1969年下乡，1975年任民办老师，后转公办，读师专，留校、调动，今任副处级组织员。

6），“上山下乡，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段歌。如涓涓细流，轻柔流淌于心田，似缕缕蚕丝，久久萦绕于心间，任凭岁月的风雨剥蚀，那遥远的记忆，如大海永远不消失的波涛，总唤起我对下乡往事、对山乡村民及一草一木的惦记。曾记否，韶华易逝，记忆难泯。”劳动千般苦，思家点点愁”虽然领略了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清苦寂寥，但也磨练了坚忍不拔的耐力和淡定从容的意念。山民淳朴，视我们为尊贵的客人，手把手的教农活，劳动时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知青们被山民们的质朴关爱、犹如春风拂面的殷殷情所感动，这种真诚善良的传统美德、这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我今后工作中为人的准则与人格力量的精神基础。绵绵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村民对知青的好，点点滴滴在心头，把我们这些知青当做他们的儿女，我们也将村民当做亲人。我每年几乎都回我的第二故乡知青点去走走看看，知青生活培养我做人做事坦荡真诚的品格、磨练了人生意志，一生弥足珍贵，感谢“广阔天地”为我提供了成长、成熟的土壤与平台体验了人生，使我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能历挫折而不沉沦，经磨难而能奋起。知青们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知青生活，宛如人生一段歌。”

——王某芳，1953年生，1969年下乡，1976年大学毕业，1987年任市妇联副主席，2001年至今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她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诗歌、通讯、小说、文学报告等。

7），“经过两年多的劳动锻炼，知青点的知青符合推荐上大学的条件，1975年，60多个知青，上级给了4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农场党支部决定采用投票产生，通知开会，会议内容没有讲明，100多名知青和农场场员当场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我是4个中的一个，心情格外激动，当时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李某明，1953年生，1973年下乡，1975年大专学习，1978年中学任教，1985年省委党校学习，1987年任科员，现在任市社科联副主席，副处级。

8），“从‘文革’到下乡，尽管我家遭受很多歧视，但我从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和毛主席，那信仰的虔诚，就像土楼一样牢固。有一次生产队开会，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亲自来主持，宣布我为对政治夜校教师，满脸笑容对社员们说‘以后大家要叫吴某明同志吴老师，请大家鼓掌’。白天学大寨，晚上办政治夜校，学什么？学文化，学农业科技，学技术，学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治。100多人的生产队有两间教室，因为队的中间隔条河，所以两边各有一间教室。虽然我在招工招生问题上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从来没有遭到贫下中农的任何歧视。这几年我们兄弟姐妹经常回村民组看望乡亲们。正是：沧海桑田，岁月流金，方显人间真情！”

——吴某明，1951年生，1969年下乡，1978年调公社文化站工作，1980年回城工作，1993年移民美国。今年来以“大地”为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著有长篇回记录和小说问世。

9），“说来真幸运，这是加入全国近3000万知青大军的最后一批，偏偏让我赶上了，这一天曾经让我激动不已。……校园里贴满了用大红纸书写的决心书，豪情壮志处处了可见。…..欢送大会推我上台表态……两侧有干部送行，中小学生的腰鼓队、花束队，沿街边舞边跳，边喊边叫，热烈欢送着。此时心中泛起的激动劲要比刚才在台上表态还强烈。上车后，车站里还是人山人海，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在车旁挥手相送，就连车站的员工和商店的售货员也都加入送别的行列，我再次激动，情不自禁地手持胸花，探出车外，向人群挥别……。”

——周某峰，1958年生，1976年下乡，1978年调平和第二糖厂当工人，历经转折，现为市委编办主任，正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