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私营企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私营企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第11期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张厚义刘平青
一、私营企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中国个体、私营企业从被改造被消灭后得以复苏和勃发，数量由少到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形态日渐成熟，且发展形式丰富多样。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私营企业获得快速发展。

在过去的10年里，私营企业的主要指标都在成倍地增长着。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资料，从1993年到2002年，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由23.8万户增加到243.5万户，增长了11.1倍；从业人数由372.6万人增加到3409.3万人，增长了8.1倍；注册资本金由680.5亿元增加到24756.2亿元，增长了36.4倍。

工业总产值由421.1亿元增加到15339.0亿元，增长了36.4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0.5亿元增加到7929.4亿元，增长了40.6倍；缴纳的工商税收由10.5亿元增加到945.6亿元，增长了89.1倍。

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私营企业法律地位的确立。

然而，随着私营企业群体的不断扩大，发育中市场经济的新矛盾及其同传统计划体制惯性之间的摩擦、冲突日益显现，转轨经济中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束缚私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私营企业主普遍关心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他们合法的私有财产的安全。

有位企业主曾经说道：“老实说，不少从业者仍心有余悸。

要发展就得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

假如你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投进去了，却没有法律保护，谁能塌下心来？”这位企业主的话无疑反映了这个新生阶层的共同心声。

现在，他们的政治地位显然明确了，但内心深处的困惑没有彻底清除，这就是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问题。

2002年，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国内700余位市民作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赞同为此修宪。

这反映出居民对增加财富仍心有余悸，希望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

我国目前的产权交易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主要原因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尚未得到法律严格保护，对于进入产权市场充当买方不能不有后顾之忧。

我国的具体国情是，一方面，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许多人没有事情做；另一方面，同时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和把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形成改造自然、创造社会财富的经营管理人才，有许多事情没有人去做，有许多领域还有待开发。

如城市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及城乡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

随着私营企业群体的普遍兴起，特别是产品市场由供不应求向供过于求逆转之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已越来越低，而且投资风险不断攀升，寻求新的投资领域是当前民间资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用企业家自己的话说，“现在钱好找，难就难在选择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行业准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原因之所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管理制度和组织形式
的创新，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程度和范围不同程度地被削弱，使得这些以前具有自然垄断性的经济活动，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民间资本的进入提供了机会。

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私营企业发展的理论创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

伴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改组改制，非国有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背景下，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有许多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将非公有资本提到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并列的战略高度。

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全会又指出，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

其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全会认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要求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

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

第三，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产权问题一直是制约非公有经济扩大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

所以说，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

第四，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领域，包括参与垄断行业改革。

全会要求，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让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

加快推进铁路、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三、私营企业发展迎来又一个春天
在我国理论界，20世纪80年代围绕所有制改革和价格改革孰轻孰重展开过讨论，20世纪90年代又围绕产权、管理、市场环境哪一个重要的问题展开过讨论，应该说这两次讨论都绕不开产权问题。

产权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在于它是效率的基础。

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要发展，都必须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又依赖于激励，没有产权激励，就无法挖掘出种种潜在的价值。

虽然产权的有效运作要有相应的市场环境和微观管理，但不难看出，即使法律制度健全，管理技术先进，若产权激励不到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也不会产生好的经济效果。

正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后看到的现象，同样体力的农民，在“公家地里”与在“自家园中”的劳动劲儿判若两人；同样的地亩和天气，“包产到户”前后的作物产量却迥然有异。

产权对效率的作用早为孟子所言中，即“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他又指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强调的是界定产权在经济制度中的基础作用。

权责明确、对等是社会信用的基础。

目前“三角债”问题是私营企业主十分头痛的问题。

2002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表明，企业经营遇到过的纠纷，最多出现在与买方企业之间，高达55.1%（主要原因是不付款或迟付款），其次是与供货方，为18.7%（供货不及时或质量低）。

被调查企业被拖欠的最大值是19000万元，而被调查企业对外拖欠的最大值是5000万元。

可见，市场经济能否有效地配置资源，关键取决于信用制度的建立。

信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部分人享受某种权利而无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投资失误”、“上市圈钱”），或者说人人都只想收益而不愿意支付成本，这个社会的信用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通过思想教育或外部监督能够起到部分抑制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个人的责任心。

提高责任心的根本在于建立权责明确的产权制度。

可以说，没有早期私营企业主倾家荡产的投资风险压力，不可能有今天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

实践证明，每一次政策上的突破，都意味着私营企业发展迎来又一个春天。

私营经济作为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又一支异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将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占领着或开拓着新老市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