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斯密分工理论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阻碍

浅析斯密分工理论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阻碍
作者：郭婧宋佩瑜张舒雅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14年第13期
摘要：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开篇明确阐述了分工理论及其影响。

本文先对斯密的分工思想进行了简要分析，有助于读者对这一思想的深入理解。

而后主要分析了斯密社会分工理论对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地域分工；部门分工；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0-02
基于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局限性，会为社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笔者主要分为以下两点进行阐述，即地域分工和部门分工。

一、地域分工对当代中国的局限
地域分工与各地区发展生产的条件紧密相联。

自然地理条件的地区差异是地域分工产生的自然基础。

而原有的经济基础、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物价、劳动力状况、工资水平、生活习俗、人口状况等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是引起生产地域分工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地区条件的差异是研究其生产地域分工的基本依据。

地域分工在当代中国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城乡分工，而城乡分工在当代中国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工农分工。

在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城市，而农业则大多在乡镇。

这种明显而直接的分工形式对中国当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在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调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

其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导致城乡收入水平拉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目前，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乡工农分工初见端倪，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大量涌入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中国城乡地域分工越来越明显，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明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比为2.57：1。

到2011年时，该比例变为3.13：1。

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统计表明，无论从收入差距，还是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两者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差距也越来越大。

随着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等。

首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说：“分工之起，由于交换力，分工的范围，亦往往受限制于交换的范围，换言之，常为市场范围所局限”。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不能够自由流动，虽然有一定市场，但是市场范围很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分工的发展。

其次，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机器的发明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政府一度过度强调公平而忽略了效率，抑制了人们的发明创造，所以机器的发明和应用程度相对较低。

所以当时的城乡地域分工程度较低。

而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并且积极参加了国际市场，大大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资料等可以自由流动，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分工的专业化发展；此外，政府实行政策鼓励，引进外资、高科技人才、机器等，这些使分工向深度发展。

同时因为城市交通便利，人才众多，资本充足，所以大多工业落户城镇，而农村则成为了农业的主阵地，城乡分工急剧发展。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乡分工即工农分工越来越突出。

城乡分工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吸引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使分工向专业化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极大的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推动了不仅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收入。

同时分化出了更多的产业，如服务业、高兴技术产业等，而每一种新兴产业的形成都会为城市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副业，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

随着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刺激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相比农村受时间、空间、人力限制而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工业则快速提高着生产效率。

从1952年-1983年中，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6倍，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33%。

工农业劳动效率的不同增大了工农业产品间的价格剪刀差。

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一定程度上剥削了农民的利益，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分工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城乡地域分工的发展，而城乡地域分工的深入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

相比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农业本身小农经济的特点使它的分工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农民外出打工与种粮效益之间的剪刀差逐步扩大。

而同期粮食价格却仍旧处于低价位运行。

从种粮要面临的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这些影响因素来看，农民打工收益明显高于种粮收入。

因此面对城市发展巨大潜力的诱惑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大量的农民纷纷选择离开自己的土地去城市打工，掀起了一股“民风潮”。

二、部门分工对当代中国的局限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人们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对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其在根本上更是促进了个人职业和职能的分工即部门分工。

社会分工中的部门分工，不仅包括个人职业的分工，也包含整个社会中的职能分工。

这种部门分工在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无可置疑，但是，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出现很多严重的弊端。

1.分工对个人职业的影响。

（1）过分细化的分工特别是流水线作业压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维系人的心理健康。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追逐效率的欲望和专业化的提高使促使分工在中国社会中快速发展。

此外，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充足的劳动
力又为分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高度专业化分工中最具有典型性的例子就是生产流水线。

在流水线上，工人从事着单一、重复的劳动。

这种行为虽然提升了生产的效率，但工人长时间重复一种单一又简单的劳动的行为，极容易诱发心理疾病。

这种做业主要是依靠肌肉的等长性收缩以施力或维持一定体位；体力消耗可能不太高，但单调乏味的工作使人的主观能动性被长期遏制。

（2）过度细化的分工使劳动力失去了议价的权利。

在不断细化分工的同时，工人正在长时间重复一种简单而又单一的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

在这其中，由于劳动力的工资由需求和供给决定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远远供过于求的原因，他们获得的报酬屈指可数。

而这，使得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和资本家议价的权利。

中国人口众多，最不缺少的就是劳动力。

面对这种不需要考虑就业年龄层的既简单又单一的劳动，窥探者尤其之多。

即使有人放弃这种就业机会，仍然会有大量的无业劳动力觊觎着。

2.过度细化的分工对社会的影响。

分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加着成本。

正常合理的分工会让产出大大高于其成本。

企业为盈利性的机构，他们要考率成本和产出的关系，因而一般的企业部门的分工是合理的。

因此，企业中的部门职能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更能增加办事效率。

但是在中国，特别是行政机构的分工就不像企业那样合理。

当前中国政府存在职能错位、规模过大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政府的高成本，低绩效，而这其中主要原因是职能分工太过于细化。

政府成本是政府及其行政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和支出，及其所引发出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间接性负担。

在此，只是以政府及其行政过程中所发生的就各种费用和开支为例。

行政管理费从改革开放以来至2011年增长了206.71%。

GDP则增长了128.79%。

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明显超过了GDP的增加。

其实，太过于细化的分工导致了职能的交叉和反复，降低了工作效率和职员的工作责任心和人才利用率。

这导致，办一个证件要拖上个半年甚至一年。

以领准生证为例，一个小小的针对流动人口的准生证居然需要13个章。

这其中，涉及的部门有8个，办证的手续长达16道，而需要花费的工作日是19天。

过细的分工导致办理证件的程序冗杂，不仅办理成本增加，工作人员之多也使政府成本增加，而办事效率却直线下降，职员责任心和人才利用率更是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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