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现代文学观念

浅谈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

[摘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突出的贡献，但这个结论往往比较空泛，还没有深入到具体层面。我们从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入手，探索其中的文学观念，发现它们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共性：一是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二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分析和评价“新文学小说”；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否定或漠视的态度；四是尊重作家的个性。这些鲜明的共性深刻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促成了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关注。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言；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新文学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初，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套丛书，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对“新文学”（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宏观角度进行评论，而缺乏具体考察，导致结论往往大而不当。本文以《大系·小说选集·导言》为考察对象，集中分析三篇“导言”中表现出的共性，以求揭示《大系》这套经典丛书的出版对“新文学观念”的形成所具有的突出贡献。

一、现代文学的诞生：１９１７年

茅盾、鲁迅、郑伯奇三位编选者在三篇《小说选集·导言》中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这反映了他们相似的文学史分期意识。

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的开头写道：“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１]（Ｐ１），民国七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被他看作新文学小说的开篇之作。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的开头、郑伯奇在《小说三集·导言》的第一部分也毫无例外地把《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学孕育的文化语境，把１９１７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新文学的开端，他们对新文学的讨论都是以此为起点的。由此看来，三位编选者对“新文学”这一概念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即他们都视“新文学”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新生”事物，１９１７年便是它诞生的时机。

从“新文学”概念的运用方面来看，这一概念中十分重要的限定词“新”具有核心意义。它反映的是“五四”时期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鲁迅、茅盾等文化名人对自己倡导的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的基本态度。“新”与“旧”潜在的二元对立思想使他们积极主张“新”而坚决反对“旧”，即传统中国文学。这种对“新”的事物的追求和张扬在文学转型时期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杨义曾经指出：“转型的基本含义是弃旧求新，因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好的’思想逻辑，并且几乎成了这个世纪文学界的一种思维定式。应该承认，这种逻辑和定式在转型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尤其在转型初期或受某种非文学力量压抑而中

断转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２]?(Ｐ６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正是这样的明显转型期，对“新”事物的倡导更是随处可见，比如，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新潮》杂志，都以“新”字相号召，在当时都带来一股强劲的新鲜气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文学”概念的产生也与此有相似的文化意识，它与《新青年》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在文化启蒙意识方面有着一致的目标和追求。新文学在总体特征上表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的巨大差异，即思想方面的反封建和提倡科学民主，形式方面的以白话为其基本表达方式。在小说创作方面，１９１８年５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显示了新文学的特点和方向，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鲁迅的小说作品为“新文学小说”树立了典范与标准，对此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深刻意识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思想核心与语言形式方面的根本区别，茅盾、鲁迅、郑伯奇三人不约而同地把１９１７年“文学革命”的发生作为“新文学”的开端，而把伟大作品《狂人日记》看作新文学小说的开篇之作。他们对“新文学”和“新文学小说”的描述就此开始，这也是他们心目中“现代文学”的诞生之时。

二、现代文学的理论参照：西方文化

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在对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现象进行分析描述时，都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状况为参照，表现了鲁迅、茅盾、郑伯奇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和文学进行积极借鉴的热情。这使得三篇《导言》的理论视野相当开阔，为中国新文学小说与世界文学发展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在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分析评价方面对外国文学发展状况的关注，我们能够看出他以西方文学创作为典范来引导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文化立场。茅盾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时，明确指出：“这一个团体的发起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的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１]?(Ｐ２－３)在对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情况进行总体描述时，茅盾以１９２１年为界把这十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小说一集·导言》的第四部分，他以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八月《小说月报》上郎损（即茅盾）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为例来分析前期新文学小说创作以恋爱为主要题材且观念化严重、“贫弱单调”的形成原因时，“西洋文学名着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少到几乎等于零，因而所谓‘学习技巧’云者，除了能读原文，就简直谈不到”[１]?(Ｐ１１)被他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在对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运动做总体评价时，茅盾同样以外国的情况做参照，得出了“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过写实主义的实”[１]?(Ｐ１２)的结论，很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新文学小说创作的总体成就。另外，在对朴圆的《两孝子》和李渺世的《伤痕》的评价中，茅盾分别把它们与巴尔干那些小国的作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对比，突出了这两位作家的特点，也表现出茅盾在作家作品批评方面的广阔的文化视野。

与茅盾一样，鲁迅同样把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看作新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