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

闽南民居建筑形式及艺术起源
闽南民居建筑从建筑形式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一种极张扬的、类型化的形式，但它在砖石墙的装饰及美化上却有着较为特殊的表现。我们在认定建筑的要素时，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谈，即空间性、实用性、物质性和审美性。从审美的角度看，闽南的红砖墙反映着其地域的风格特性，形成了所谓的闽南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是有多方面的因素，虽然我们现在已无法追溯其产生的渊源，但我们从整个中国建筑史了解所知，闽南民居特别是砖石混砌和墙面的装饰及色彩纹样在中国建筑史上有它独特之处（见图1，图2），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个区域的民居是属于“红砖文化区”（杜仙洲，1994）。 闽南砖墙是属于实砌砖墙，但上面所说的石建筑的同时存在，于是闽南民居中其墙面的最大特色是在于它能如此协调地混合着砖和石，并在混合中隐藏着艺术化的本义。挖掘闽南民居中砖石墙审美性元素时，特别是砖石墙里面所蕴含的审美样式、装饰图式，某种角度说，对我们现代全球化中本土文化的保持和理解是极富现实意义的。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福建民居有海洋文化的痕迹，特别闽南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海外交流繁多，多文化之间影响痕迹明显，但就从民居而言，这种海外宗教及装饰的影响，更多局限于寺庙等带有宗教色彩的地方。我们认为闽南民居虽有多样性文化的影响，但更多是本土文化，特别是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点及血统等诸多因素，使其崇仰中原文化的痕迹表露无遗，这从一些纹样、一些隐喻符号以及一些建筑样式上得以证明。当然，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建筑也同样存在，诸如土楼、圆楼、吊脚楼、手巾寮等。但这不影响闽南民居特别是砖石墙的类型化的形式。
闽南民居的艺术特点
闽南民居外墙大致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1、勒脚（包括角碑石础），闽南民居勒脚多用白石和青石来作为装饰，图案图像大部分是虎脚造型，麒麟，喜鹊，马踏祥云，狮子戏球，也有吉祥文字之类。 2、墙身（包括山墙、腰线、窗）。墙身最具特色，山墙也是泥塑作浅浮雕呈对称式，腰线有红砖、有白石、有青石影雕。窗的种类繁多，有砖构窗、石构窗、瓷构窗、木构窗等。砖构窗、瓷构窗特点在于本身独立形成一个整体图案。石构窗的窗柱常以一种圆雕形式出现，雕有动物花卉，如果是镂花窗，常见戏曲人物。 3、檐边，一般都是浮雕形式，用泥塑彩绘，多山水人物，有故事情节。

闽南人是汉族的一个民系，他们主要分布于福建漳州、泉州、厦门、龙岩、台

湾大部分地区和温州东南部所说的语言是属闽方言的分支方言称为闽南方言（闽南话）。闽南方言的次方言也相当的复杂分为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龙岩话、台湾话等，其中只有说漳州话、泉州话、厦门话、龙岩话和台湾话的居民能沟通。

闽南语发源于黄河、洛水流域，原称“河洛语”（一说对台统战需要将有音无字的hohlok改为河洛），闽南语曾是中国唐朝和北宋时期的官方语言。由于为了躲避中原的内乱战乱，中原人分别在唐朝中期及以后和北宋末年大规模南迁至福建南部，这样也就把河洛语带到福建，河洛话也因此俗称闽南话，闽南以外的闽南语则是后来闽南人向外迁徙形成的结果。
到了近代闽南语早已跨省跨国使用范围远远超过了福建南部一隅。在中国国内，成片的较大的通行区域，就包括传统上的福建闽南地区泉州、漳州大部分、厦门、龙岩市新罗、漳平市部分地区、福建福清部分地方、尤溪县小部分地方和大田县部分等地,福建东北部的福鼎、霞浦，以及台湾岛大部分。另外，福建几乎全省各地，比如：新厝乡1956年被划到福清，新厝乡北边的福清市渔溪镇的上张、双墩、步上、苏田等村的部分自然村，1958年从永泰县被划到福清的一都乡的王坑、东山、善礼村的部分自然村，福清市也有不少使用闽南话：镜洋乡的红星、波兰、长征、东升等村的部分自然村，上迳乡的南湾、县圃、梧岗等村的部分自然村，音西乡的音西、音埔、演前等自然村，阳下乡的芦院、油楼、奎岭村，东张镇的先锋、香山、半岭、濑底等村的部分自然村，福清市宏路镇的龙塘，圳边、周店等村，总共有近十万人。 顺昌县城关镇的吉舟、文新、井龙等村及大干乡石湖村、埔上乡、富文乡的数个自然村，共有数万人。 沙县青州镇洽湖村、高桥乡上洋村、富口乡罗溪村等，数万人。 还有江西、浙江、广东、广西、四川、江苏等地均分布有大小不等的闽南方言岛。包含被闽南化的人，包括狭义闽南人和 浙南温州平、苍等地的一些居民：不少当地居民是在明清时由闽南迁入浙江，使用的语言是受吴语温州话影响的浙南闽语，也包含被闽南化的客家人等地的人与台湾古闽越族后裔原住民平埔族，被闽南化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南靖、诏安、平和、云霄等县西部。还有数量庞大的被闽南化的马来人、闽南人和马来人融合形成的人群： 峇峇娘惹（或称土生华人/侨生），估计全世界的闽南语使用者（广义），在四千万——五千万之间。
三、 图案内容及所附载的象征隐喻表现出汉文化的传承 我们可以从闽南建筑中找到许多中国传统图案的原型，如云卷

纹、花草纹、花形纹及拼花等，举例说，汉代漆器上有一种云气纹是正如意样子 ，而闽南山墙把它反过来以适合于屋顶山墙的三角形 ，同时也喻意“云如意头” 。它通过8象形“吉”，8吉，当然，这是由太极图形衍变而来，在这个骨格中发展为“喜相逢”的图案，以表达喜庆的意味。雷圭元先生认为方冏与圆冏为历代图案创造中的基础骨格③，而且冏形有合乎“光明”的意境(雷圭元，1977)。闽南民居的砖石墙图案传承了这类基本骨格，并予以发挥。冏形骨线中的云、火、水、龙、凤在这些图案若隐若现，特别冏形图案中的火的纹样，与主题花波浪式翻滚的互补地印证了一种艺术化水火相融的和谐境界。主题花纹连续重复更是增添形式美感，反映出一种摄人的复数美。 闽南墙饰细部形象方面有楼台人物、巾帼人物、吉寿文字、海棠花、相思树等，这些图象都有它本身的一些象征和隐喻意义，如六角龟喻长寿，八角喻吉祥，圆形喻圆满，钱纹喻财富，莲花喻清白，石榴喻硕果累累，蝙蝠喻福寿，蝴蝶喻美好，这都寄托一些美好的愿望，比如说，有鱼的形象暗含着年年有余，大象从另一个角度使人联想威武勇猛。通过图案或纹样的双关是闽南砖石墙的特色之一。

　饮食习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第一需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地方文化色彩。 闽南人晨起的第一件事一般是泡茶饮用。厦门人称茶叶为“茶米”，与米相提并论，称饮茶为吃茶，与吃饭摆在同等地位，是以说明茶和米在人们生活中同样重要，正如王安石所说的“茶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闽南的茶俗以饮功夫茶为首，由于所费的时间，功夫多于喝茶，故称“功夫茶”，饮茶一般要有“茶配”，尤其是饮功夫茶，浓度高，有茶配可防“茶醉”，酒宴是闽南人酒俗中最主要的一种。俗话说“无酒不成宴”，逢年过节饮酒庆贺，如春节的迎春酒，端午节的雄黄酒，中秋节的的赏月酒等。 闽南人一日三餐，以稻米为主食，早晚吃稀饭，中午吃午饭，闽南方言称稀饭为糜。它又稀又稠的和稀的两种，稠的粥称“烤头糜”，“烤”的意思即“水干也”，稀的粥称“安糜仔”。至于年节的食俗，则根据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食俗，如春节，除夕的围炉吃年夜饭置办各种鸡鸭鱼肉菜肴外，习惯要一道火锅。旧时的铜火锅中间烧炭火，象征全家围炉团圆。 服饰习俗 随着思想，观念的进步，人们的服饰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其中，闽南服饰中独具特色的是惠安女服饰，其最大特点是“衣短露脐，引人注目”。有首打油诗形象

地勾画出惠安女传统服饰的牲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此外，目前尚保留的民众有穿木屐、妇女、儿童戴手镯、脚镯等。 建筑习俗 建筑与百姓安居紧密相连，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民间风俗。如建房前择定方向，选择黄道吉日动土及上梁祭、落成祭等礼俗，如动土前要选黄道吉日，并设案摆猪头三牲供品，焚香燃烛，燃放爆竹，拜神灵祭土地，俗称动土祭或奠基祭。仪式后，用丰富的酒菜款待建房的师傅，此外，还有木门槛上钉竹板、择地凿井觅甘泉等习俗。 结婚习俗 闽南的婚姻礼俗，自古以来遵循汉族传统的周礼“六礼”的基本程序进行，即纳采（即求婚）、问名（即女姓氏）、纳吉（定婚丧嫁娶）、纳征（婚成送礼物）、请期（通知婚期）、亲迎（迎娶）。其中，特别注重“迎娶”这一道习俗。新娘一般在婚后第四日回娘家省亲，称“做客”、“归字”。“做客”必须当日返回婆家，到家时又必须是天黑，俗话为“暗冥摸，生干埔”。意即这样做就会生男孩。 寿诞礼俗 旧时由于生活和卫生环境等因素，人们能活到50岁就被认为是长寿了。所以闽南民俗从50周岁开始逢十做寿（有些地方从60周岁才开始做寿），也有提前一年或推迟一年做寿的（即逢9或11做寿的）。一般在寿堂上悬灯张彩，正中贴一金字“寿”字或寿星图，两旁挂寿联，寿星着新衣或寿衣正坐高堂，接受儿张的拜祝。寿宴是做寿的重要内容。一般在寿庆日的中午或晚上大宴宾客，在菜肴中必有一道“猪脚线面”的菜，这是取猪脚意强壮，线面寿长的吉利。 民间禁忌 禁忌是民间关于社会行为、信仰活动的某种约束限制观念和做法，是一种传统的风俗。闽南人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些关于饮食、衣着、起居、交往、语言等方面的禁忌，如忌吃饭时以筷子敲碗，因为旧时只有乞丐才敲着空碗乞讨。亦不可将筷子插在饭碗的米饭中，这与民俗中“拜脚尾饭”的丧俗有关。忌用扫帚打人，否则被打者会倒霉，因为人们把扫帚认为是有灵性之物。忌在庭院内种植香蕉树和榕树，传说因香蕉无籽，故不利生育。而榕树被视为神树（因它树龄最长），种在家庭小院是对神的不敬，也不吉利。


闽南总人口约一千万。闽南历来是东南的富庶商业之地，泉州港在宋元时期更是世界第一大港，闽南人分布广泛，台湾，新加坡都有四成的闽南人，海内外使用闽南方言的人超过4000万，不少被闽南人同化的人和马来人也会使用闽南语。 闽南这个词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提出的，之前闽南地区人迁徙到外地都自称福建人，东南亚

人也称闽南人为福建人。闽南包括的县市有：泉州市、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金门县。厦门市、漳州市、龙海市、云霄县、漳浦县、诏安县、长泰县、东山县、南靖县、平和县、华安县、龙岩市、漳平市、大田县。 闽南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传承下来，其影响实为深远，受其他方言影响之地也通行闽南语，也是有着大体一致的文化认同，因此他们也同属闽南根源，我们即可称其为泛闽南。以下介绍通行闽南语的形成及今通行之地：闽南语，乃是闽语的一支。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发生内乱和战乱，难民开始进入福建，造成原有“百越族”土著民族的语言发生变化，而逐渐形成了最初期的闽语。然而，汉人大规模入闽，则是始于隋唐，由于中原的再次内乱和战乱，大批北方汉人入闽，而带来了6世纪时北方的口语音，亦即所谓“十五音系统”，而所谓的“泉州语”亦于此时渐渐形成。

的移民潮有密切关系。

福建在秦汉以前为蛮荒之地，虽有闽越人的开发，但社会经济的发展仍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社会相对安定，自汉晋开始，北方汉人就不断迁入福建，使福建成为一个移民社会。北方移民的继发性开发，使福建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同时，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在与当地原有文化交融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闽南地域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般说来，一种方言的历史，往往是与该方言区的文化并行发展的，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的关系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对闽南民俗的研究，自然也应以闽南方言为切入点。尽管大家对闽南方言形成的时间看法不一，但都认为社会的分化与人们的迁徙是闽南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由于北方移民入闽，是先闽江流域，后晋江流域，再九龙江流域，故闽南地区的开发迟于闽北地区。就闽南地区本身而言，今泉州地区的开发又早于漳州地区，因此，作为历史上闽南第一县的东安，即于孙吴永安三年(260年)在泉州晋江下游南畔设置。东安县的设置，是闽南开发和汉族人口初步汇集的第一个标志。北方移民定居闽南后所形成的闽南方言，其过程相当漫长，唐及北宋为其成熟发展的时期。闽南民俗即是在闽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地域特色的闽南民俗最后形成的时间定在北宋。

闽南民俗是讲闽南语的族群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并传承的民俗，闽南民俗史的发展轨迹与闽南移民史大体一致。闽南民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闽南的民俗”，不能与闽南民

俗形成前的闽南闽越民俗混为一谈。在我们所说的闽南民俗中，汉民俗居主体地位，同时保留了部分古闽越民俗，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具有多元互补蕴蓄的内涵与特色。在福建现存最古的旧方志《三山志》卷40《土俗类·岁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主要岁时年节习俗，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中元节、重阳节等，宋代时都已在福建普遍流行，闽南地区也不例外。《三山志》的作者梁克家(1127-1187)为南宋初年的泉州人，志中所载的岁时土俗绝大部分至今在闽南与台湾等地仍然可见。而古闽越人风俗的遗留在现代的闽南民俗中亦能见到，如泉州城乡旧时端午节独特的驱邪消灾习俗“采莲”，即被认为是古闽越人的遗风。


闽南民俗形成之后，又随着闽南人移民的脚步进一步向海内外传播。随着北方汉人不断迁入，宋代以后，福建经济快速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面对生存的压力，福建逐渐由移民的迁入区域转变为移民的输出区域。闽南自唐宋以来就是福建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地矛盾尤为突出，为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闽南人在对外移民上表现得更为积极，自宋代以来即先后大批地移入广东潮州、海南岛、雷州半岛、台湾岛、浙江温州，以及江苏、江西、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乃至东南亚诸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随着闽南人向四面八方扩散、外迁，闽南方言和闽南民俗也向省内外、海内外广泛传播。据了解，现在温州地区讲闽南话的地方，民间都有布袋戏表演，特别是在苍南县，现在仍有26个戏班，他们都是用闽南语演唱。广东潮州与闽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们世代所传承的清明节吃“薄饼”(闽南人称“润饼”)、冬至节吃“冬至丸”、除夕“围炉”等民俗，都与闽南人一样。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今天全岛说闽南话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0%，由于在岛内的人口比例中占绝对优势，故早年从原住地传去的闽南民俗，至今保留完好。例如，台南安平有种著名小吃“煎饣追”，过去是安平人平常居家的零食，尤其到端午节时，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节庆食品。关于“煎饣追”的由来，当地人相传是郑成功故乡福建泉州的民俗食品，据说食用“煎饣追”有“补天”的作用(泉州人认为，农历五月初正处梅雨季节，阴雨连绵，难得放晴，这是天“漏”了，应设法弥补)，并寓以消灾解厄与补运之意。泉州人的“煎饣追”食俗，至迟在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卷20《风俗·岁时》已有记载,称“煎堆”,其所用的制作原料、制作方法及读音都与今天台南安平的“煎饣追”完全一样。又如，作为闽

南民俗主要内容之一的民间信仰，两地的源流关系非常鲜明。台湾的民间信仰，历史上自闽南地区传入的最多，如妈祖、关帝圣君、保生大帝、开漳圣王、清水祖师、广泽尊王和各姓王爷等等，其中以妈祖信仰的历史较为悠久，社会影响最为广泛。如果以主祀神的庙宇数量而言，根据1919年、1940年、1960年和1992年的四次调查，全台湾则以王爷名列前茅。在台湾众多的王爷庙宇中，以台南县的数量最多，有130多座，其中被尊为全台五府王爷信仰大本营的南鲲鯓代天府，即认定该宫祀奉的五府王爷来自素有“闽台王爷庙总部”之称的泉州富美宫。

在海外讲闽南方言的华侨华人聚居地，也同样传承着闽南民俗。例如印尼的苏门答腊，祖籍闽南的华侨华人对从家乡带去的岁时习俗十分重视。他们除夕以“嫩饼”奉祭厝主、门宅诸神，长辈给孩子们分“过年钱”，在各自大门外“烧火囤”，合家老小围坐守岁；正月初一早放鞭炮“开春”迎新，互相拜年；元宵节“游鼓仔灯”、“听香”、吃元宵圆；清明节“扫墓”；端午节“煎堆补天”、吃粽子；中秋节赏月、吃月饼、“烧塔仔”，等等。此外，南音、舞狮，以及民间信仰中的“普度”、“跳铜”等习俗，也都是从闽南传去的。

闽南民俗是闽南文化中的小传统部分，比较能体现地方文化的特色。从民俗史的角度，对闽南民俗的形成及传播进行考察，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闽南民俗的内涵、外延及其特征，而且有助于当前学术界对闽南文化概念的解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闽南文化就是闽南人的文化，而“闽南人”又有两种含义：从地域的角度看，指的是“福建南部人”；从文化的角度看，则为“讲闽南方言的人群(或族群或民系)”，其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已远远超出了“福建南部”。我们在探讨历史上闽南民俗的形成时，其空间界定在闽南地区，而进一步讨论闽南民俗的传播时，传承闽南民俗之“民”，则指“讲闽南方言的人群(或族群或民系)”，其生活的空间就大大超出了闽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