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三国水浒是人心的地狱

刘再复：三国水浒是人心的地狱

答《瞭望周刊》记者杨天问

1.您在《双典批判》中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称为“中国人的地狱之门”，而在我国民间，也早有“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着眼点各是什么?在您看来，“双典”对于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最黑暗的地狱是人心的地狱，“双典”便是这种地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把中国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渊，使中国人原是非常纯朴、非常平和的心灵发生变形、变态、变质，变得愈来愈可怕，此时，我必须大喊一声：同胞们，请小心自我的地狱。中国正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过程，此次现代化，不是枪炮推动的(即不是殖民过程)，而是技术推动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发展，所以我非常支持，也为现代化的成就而衷心高兴。但是，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三个负面的东西：(1)生态的破坏；(2)社会的变质；(3)人心的黑暗。这三种代价中属于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破坏是“人心的黑暗”。在此历史语境下，我对“双典”展开批判，正是期待减低付出的代价。

“双典”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蔑视生命、蔑视妇女、蔑视孩子，嗜斗、嗜杀、嗜血，一切都可当作英雄的祭品等等，我不想再复述了，但今天面对你的问题，我要再次指出：“双典”对中国人心有一种共同的巨大危害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水浒传》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让人觉得“目的”神圣，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这就是所谓“造反有理”，武松血洗鸳鸯楼，滥杀仇人之外的十几个无辜(连马夫、小丫环也不放过)有理，李逵按照吴用的指示把四岁的婴儿(小衙内)砍成两段也有理，为了逼迫卢俊义、朱同、秦明上山而欺骗、嫁祸于人、屠城等一切手段都有理。《三国演义》也是如此，为了自己设定的目的(如刘备的维护正统和曹操的维护一统)便不惜使用各种权术、心术、诡术，不惜施行各种阴谋、阳谋、毒计。为了打下江山，脸皮像刘备那么厚、内心像曹操那么黑，均理所当然。中国人一代代地欣赏、崇尚武松、李逵、刘备等，到了当下，“厚黑学”竟成了中国一部分聪明人的生意经和升官发财的潜规则。面对这种现象，我在“批判”中强调“目的”和“手段”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卑鄙的、血腥的、黑暗的手段不可能导致崇高的、圣洁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换句话说，手段重于目的。这是我感悟到的一种人文真理。对不对，可以讨论。不能简单地说“造反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造反，那么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也不能简单地说“正统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维护道统，使用什么阴谋权术都是合理的。

2.您说过，“写作《双典批判》，其实是在写作招魂曲。中国文化的魂，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何到了《三国演义》时代，“诚”字会丧失殆尽?

答：在美国落基山下，常听李泽厚先生讲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其中有一点是说基督教讲“信”，因信称义;而中国讲“诚”，至诚如神。《中庸》讲“不诚无物”，后世讲“诚则灵”，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基督的“信”，派生出主、爱、赎罪、忏悔、得救、盼望、原罪等基本范畴;中国的“诚”则派生出仁、礼、学、孝、悌、忠、恕、智、德、义、敬、哀、命等范畴，这些范畴可视为“诚”的文化内涵。而我们通常讲的“诚”比较简单，主要是指诚实、真诚，即对天、对地、对人、对事、对生、对死、对他人、对自己都要真诚、真实。这种“诚”是真，又是善，是中国原型的价值文化，也可以说是本真本然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观以情感为本体，不以功利为本体。如果说，信上帝是西方的魂，那么，诚内心则是中国的魂。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则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功利，一切都纳入权力角逐和利益平衡的政治体系。为了夺得政权，战胜对方，即实现功利的最大化，争斗的各方全都掩盖真相，全都带假面具。谁“伪装”得最好，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这是三国逻辑。那个时代，表面上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权术、阴谋的较量。以生命个体而言，当时最有力量的是吕布，但他失败得最惨，因为他的诡术、权术不如刘备、曹操等，他临死时，还期望刘备能替他说话，还给他一点“诚”，结果适得其反，刘备报答他的是“落井下石”。在争权夺利进入白热化的时代里，绝对不可能有“诚”字的立足之所。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诚实”丧尽的时代。

3.您曾提及，鲁迅先生最早发现了“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的相通。可否谈谈“双典”的这种国民性基础最早可溯源何处?对于鲁迅先生所述的“三国气”与“水浒气”，您作何解?您认为，“双典”的产生又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双典”产生之后，其文化价值观就一直在统治着中国，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为何其会有如此巨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

答：鲁迅所说的“三国气”和“水浒气”，可理解为“三国气质”与“水浒气质”，也就是中国人早已具备三国式与水浒式的国民气质即国民性了。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因为有国民性的基础，所以就喜欢“双典”。说得明白透彻一些，便是：中国人早已成了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所以自然就乐于接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超阶层、超阶级的全民族共有的国民性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不是某时某地某处发生的事件，所以很难回答你的“溯源于何处”的问题。

鲁迅指出中国人接受“双典”有国民性基础，这一点对我有启发。我补充说明的是，“双典”产生之后五百年来，它又加剧了中国国民性的坏的方面，起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中国国民性中“瞒”的方面、“骗”的方面、“伪”的方面、“凶残”的方面找到“英雄的榜样”，从而进一步恶性发展，以至形成相信“造反有理”、“权术有效”等新的民族性格。五四之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引入西方的许多人文经典，但是，他们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都不如“双典”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刻，真正统治中国人心的还是“双典”。国民性是一种历史的惰力，“双典”产生后又强化了这种惰力，很难改造。鲁迅一生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很伟大，但他的改造事业並没有成功。他的《阿Q正传》並没有战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现在中国仍然到处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也到处是阿Q。

4.您将中华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能否谈谈做这样划分的原因和其现实价值?您认为《山海经》是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为什么?以《山海经》为参照，《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又是如何发生“伪形”的?

答：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划分，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首先提出的，他用这两个概念描述了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变形变质，我借用来描述中华文化，並不是套用，而是中华文化也有原形与伪形之分，也有原形文化变质为伪形文化的现象。每一种大民族文化，本身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大系统的质都不是单一的，列宁早就说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便是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但是，分清精华与糟粕是静态分析，而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这两个概念则包含着动态过程，这种划分更能呈现文化历史的真实，也更能帮助我们在评价文化时免于落入本质化即简单化的陷阱。我把《山海经》界定为中华民族原形文化的经典，是因为《山海经》虽然是神话，但它却呈现出中华民族最真实的原始精神，是中国最内在的历史。中华民族心灵的本真本然是什么样的?中国历史的开端拥有什么样的“基因”?《山海经》全都形象地呈现出来了。《山海经》这部“天书”见证了中国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经》“救人”、造福人类的建设性文化为参照系，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典”中的英雄已完全变质，双典文化已变成杀人的、破坏性的英雄文化。

5.您为什么说“五四”运动选错了旗帜和靶子?这是否说明，“五四”主要着眼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运动，而您对“双典”的批判等工作，则更多关注的是整体国民精神人格的病灶?

答：你作此解读也有道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它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文化内涵，也包含着伦理主义的文化内涵。我的“双典”批判，的确更多地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