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伐攻克武昌是谁捷足先登的问题

关于北伐攻克武昌是谁捷足先登的问题

曾成贵（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所以，新史料的发现，新观点的提出，总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近读《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上册，“唐生智第八军首入武昌城”的标题，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作者开明宗义地指出：“唐生智第八军最先攻入武昌城。”“首入武昌城，往昔多论为叶挺独立团。但此种论述缺乏史实根据，只是一种感情推论。”作者是在上一节总体性地叙述了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的始末以后，再做这个安排的，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味。接着往下看，知道参考文献来自《北伐战争中是谁捷足先登武昌城》一文。该文为周勇所撰，刊于《武汉春秋》2001年第1期。我设法找到了这篇文章。反复读过之后，再联系这本新著，不禁生出也来说一说的念头。

学术研究难在创新。就史学而言，新史料的发现难，其中一难在于辨正；新观点的提出难，其中一难在于思维。回答“北伐战争中是谁捷足先登武昌城”的问题，从史料角度而言，其实并不难。中央档案馆编的《北伐战争（资料选辑）》，足以说清这个问题。其中，《武昌之战》就详细记述了从9月1日到10月10日北伐军攻打武昌的决策、实施过程。关于武昌的夺取，这份档案史料在总体上叙述了夺取情形以后，又具体地记载了各部队的作战情形。史料揭示：参与最后攻城的部队是第四军和第八军。10月10日凌晨2时30分，第八军第五旅陶旅长率部到达保安门外，守城的豫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如约开放保安门，由于守军蜂拥出城，该部二十六团一部爬上保安门城楼，二十九团一部爬上中和门城楼。后续部队包括第八军第九旅从这两座城门直驱而入。第四军第十师部署在新便门和中和门外，他们到达时，保安门城门已经打开。第四军第十二师含叶挺独立团，部署在通湘门外，由通湘门入城。从这个入城时间顺序来看，说第八军率先入城是不错的。

但是，如何评价这个“捷足先登”，就不单纯只是史料的问题了。在作者看来，这个“捷足先登”无疑就是攻克武昌的头功，归属于谁不可不议。我认为，说清楚这个问题，以下两个因素必须考虑：第一，第八军一部率先入城，既非强攻，亦非智取，而是按照既定部署，依约而行。第四军部队入城稍后，也是按照既定部署办事。两个部队在“捷足先登”上并不存在主观因素的差异，不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因此，就不好说谁先进城谁的功劳就一定大了。第二，评价武昌之战的功绩，不能只看最后入城这个环节，应当考察全过程。武昌之战分三个阶段，9月1日至5日，两次强攻，为第一阶段，攻城军司令为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副司令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作战部队有第七军、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9月6日至10月8日，实施围城，为第二阶段，攻城军司令为陈可钰，作战部队主要由第四军担任，第八军、第十五军各一部在长江江面负责警戒。10月9日至10日，占领武昌，为第三阶段，作战部队为第四军、第八军一部。这里所说的第四军均仅指在前方的两个师，第七军也不包括后方留守部队。由此可知，只有第四军前方作战部队参加了武昌作战的全过程，他们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因此，仅仅以谁先入城而授予头功，就难免失之片面。当年的败军之将刘玉春著有《百战归田录》，叙述武昌作战写道：“南军军令之森严与士气之勇敢，不能不使玉春为之心折也。南军中有张发奎一部称为铁军者，一日以一团来攻，激战久之，竟至无一人还者。明日又至，仍复如前，盛气不为稍挫。其转战千里，终以制胜，固有其道也。”这个当事者对第四军的评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功绩问题。

再说《北伐战争中是谁捷足先登武昌城》一文的史料，最核心的史料取自王东原1985年在台北出版的回忆录《浮生简述》。据说，王东原在武昌之战时身为第八军团长。但在前述武昌之战的史料中，见不到他的姓名。可见，即使身为团长不假，也没有多大名气。根据作者转引的文字来看，王东原的叙述细致而且传神。在他笔下，武昌之战克敌制胜，主要靠了宣传攻势，而这个攻势的发挥效力，则是他的部下连长朱兴曙主动请缨，经他批准，孤身进入敌营，凭借一身虎胆和三寸不乱之舌，经敌方连长，至营长、团长，最后到了旅长那里，一路说功了得，令该旅长大为所动，当场派了参谋随他到王东原团部议降。王立派团附经师长何键处转送汉口面见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唐当即决定与守军达成议降条件。于是，便有了10月9日午夜的攻城行动。王部从宾阳门东侧越城而入，为大部队打开通道，并负责挖开邻近保安各城门，让友军分别开入。王写道：“由此一役，从知宣传攻势效力的伟大，四军攻城，牺牲官兵千余，而攻坚不成，我则兵无伤亡，不费枪弹，固获得辉煌战果”。这段文字，明眼人一看就知，王东原在刻意渲染自己的作用，实不足以取信。核对前述武昌之战档案史料看看，进城部队首先通过的是保安门，哪里是宾阳门？劝降情节，固富传奇色彩，但也与档案差距多多。劝降之事，前述武汉之战档案史料揭示：“一直到九月三十日，与敌人几次谈判都无结果”。“虽然刘玉春和陈嘉谟曾请我们同他们讲和，但同时他们又准备防御我们，他们的野心很难猜度。唐总指挥和邓演达与河南第三师订了开城条约，十月九日，唐总指挥、邓演达与河南队伍第三师团长来到南湖军司令部商议一切”。陈可钰下达的攻城命令也有所涉及：“今晚城内第三师何旅长在保安门助我们，他的总参谋刘盛南在中和门和楚望台两处帮助我们”。这份档案史料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原件由外文译成，其人名、地名大多是编辑者按照音译完成的。经查陈训正所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二，这个命令的前两条是：“（一）十月九日夜，贺团长开保安门，其参谋长李循南开中和门，迎接我军入城；（二）第三师分由保安门、中和门出城后，由我军派员引导至造纸厂待命”。另据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记载：武昌守军于“十月六七两日，迭次派员前来，表示诚意投降，旋商定开城条件”。但刘玉春不愿交出大炮，谈判归于破裂。“然一部分则斗志已失，其第三师长吴俊卿遂单独派员与我议降，约于十日拂晓，由担任防守保安门之该师部队自开城门，并派该师贺团长及参谋长李循南接应我军入城。”综合这些材料看看，哪里是王东原叙述的那么回事？如果真是那样，也似乎太儿戏了。

王东原的这部分回忆，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史学研究活动单仅凭个人回忆并且作为核心材料，是有风险的。研究者如不加甄别，难免轻易受了误导。《北伐战争中是谁捷足先登武昌城》一文的作者，也对一些回忆文章做了考辨，不过，似乎是顺着自己的意愿去做的。比如，他说郭沫若没提到是叶挺的独立团最先进入武昌城，而字里行间则让读者推测到是第八军最先进入武昌城的。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说到刘玉春、陈嘉谟派过私人到第八军通过款曲，但其要求被拒绝，他的部下倒着了先鞭，约定把宾阳门打开迎接北伐军。郭的回忆，仅此而已，毫未涉及进城部队谁先谁后。作者还评价了章伯钧的回忆录《血战武昌城下》，说章著写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在攻城战中如何如何，却不愿为唐生智第八军评功摆好。笔者未能见到章的回忆录，如果章述说的重点只是叶挺及其独立团，没有提到第八军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如果是全面记述武昌之战，完全不提第八军就不全面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如何评说武昌之战中的叶挺独立团。过去的某些回忆文章，的确存在一些与史实不太相符的地方，比如把独立团与第四军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强调“铁军”就是指的独立团，第四军也被称为“铁军”不过是沾了独立团的光。这当然并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也大多是历史环境造成的。研究者同样应本着择善而从的心态，运用时把握去伪存真的原则。但是，不管怎么说，独立团的功绩是明摆的，并不需要“捷足先登”来加分。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从入湘援唐到武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