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凤阳五七干校生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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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日子(二)

我与吴祖光渐渐熟悉起来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

在干校迁到宝坻县后，在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就是种麦子和种下麦子后的田间管理。

另一方面，为了让我们这批臭知识分子在农村“扎根”，就得尽快把校舍建起来。

就在我们三连所借住的南清沟西南的五里地外，有一座废弃的砖窑，军宣队觉得可以废物利用，决定抽调一个排去整修废窑烧砖。

烧砖既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实到我所在的二排头上。

二排的主要成员，来自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

1964年和1966年，先后有15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剧目室从事剧本创作（其中1966年的四位大学生是由其他单位转入剧目室的），因此，在三连，就数二排的精壮小伙子最多。

除女同志外，二排全都搬到窑场去住临时搭建的活动木板房。

那时的木板房相当简陋，均无纱窗纱门，已临初夏，蚊蝇乱飞，加上厕所也是一个临时搭起的苇席棚，卫生条件极差。

一开始，我们主要的活计是用独轮车运土、和泥、脱坯。

一天重活干下来，不知要流多少汗，个个都是灰头土脸。

幸好窑场有一口井，收工后能打盆水擦个澡。

好在没有女同志在，赤身裸体无所谓。

但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每月工资都只有五六十元，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下干校的行李都少得可怜，每人都只有一只搪瓷脸盆。

无论洗头、洗脸、洗身、洗脚，都得用它。

就是在一天擦澡时，我看到吴祖光动阑尾炎手术时留下的疤痕如一条大蚯蚓，甚是惊讶。

我问怎么愈合得不很平整呀？他笑了笑说：“公社卫生院就那个技术条件，能救我一命就算很幸运了。

大夫、护士都很尽心，只是没有机会去看他们，连写封感谢信都不允许……”祖光当时已五十多岁了，哪还适合到窑场卖这样的苦力？显然，让他也去遭这份罪，是因为那里远离村庄，不让他再有“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机会。

而正是在那里，我才与祖光渐渐熟悉起来，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64年8月，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工作，就知道吴祖光、马少波等著名剧作家也是剧目室成员，但我们那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后就下到吉林柳河县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系别：经济管理系姓名：XXXX专业：XXX日期：2011年6月25日五七干校观后感烈日似火，车中人挤人，密不透风，热气熏得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下了车。

走在路上，迎面的风似热浪扑来，马路上扬起一片飞尘。

然而同学们并不受此影响，说说笑笑，对传说中的五七干校充满好奇。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也有人说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

“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8年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

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

“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

宁夏石嘴山这个回族自治区积极响应了毛主席的指示，创办了五七干校。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地方，来体会老一辈学生艰苦的学校生活。

干校以图片、壁画、雕塑和实物来塑造了一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干部、家属和知识分子的艰难生活。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五七中学纪事

五七中学纪事五七中学纪事－－作者：张鸣在我上中学的那个年月，中国的土地上，存在有很多五七中学。

这个“五七”来自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即 1966 年5 月 7 日，毛给林彪的一封信，信里主要说的是军队，要把军队变成一所大学校，学军事，学文化，又是工厂，又能够产生农副产品。

但同时要求各行各业，特别是教育领域，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多半是五四时期他们办共产主义菜园子的设想。

菜园子里无奇不有，自给自足。

一边念书，一边生产自己需要的所有，男欢女爱，诗情画意。

可是当年菜园子没来得及办，同志们就去革命了。

这回轮到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菜园子的理想宏图，竟然又奇景般地复生了。

从那今后，中国以五七命名的学校就比很多了，用于承载下放干部的，叫做“五七干校” ，而装中学生的，就叫五七中学。

但不知为什么，忧如很少听闻有五七小学和五七大学的。

在文革前，中学仍是挺罕有的，乡村出一其中学生，跟个秀才似的，就是大知识分子了。

文革以一触即溃之势，改变了这一贫穷落伍的容貌，一夜之间，就普及了中学教育。

最少在我的视野之内，所有能上学孩子，都上了中学，反正也不用考试，也不学什么，叫你是中学生你就是中学生。

可是，本质上其实不是所有的中学都变成了五七中学，原来基础比较好的中学还存在。

我当时所在的农场，文革中改制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原来没有中学，只有一个小学戴帽的初中班，文革中，无缘无故就变成整天制的中学，这所中学，也没有走五七道路。

诚然毛泽东的指示是说，要学文、学军，亦工亦农，但关于乡村而言，所谓的五七中学，就是要多干农活，半工半读。

其实，在文革最初的革命浪潮一过，复课闹革命的学校，就已经没有正常的授课序次了。

大部分时间除了大批评就是劳动，有时上点文化课，也可是就是让孩子们换了一个玩闹的场所，老师基本上无论怎么讲，都没有人听的。

在讲台上的老师，最重要的不是讲课，而是随时防备飞来的石子也许泥巴，练得个个身手敏捷。

我的五七大学生活

革命 ’ 代，年学校搞斗批改，学生们是
受了极 ‘ ’ 左思想的影响，误地认为错
有名气，根正苗红 ” “ ，队干部和公社
素质不等，高中毕业的，有有初中毕
业的，体各占一半。政治面貌都较大好，多数是基层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和优秀人才，有的是共产党员和基层还干部。其中有许多北京、州、广太原、长治等城市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我们入学后，级指示说：你们上 “ 的任务是上大学、大学，毛泽东管用
不讲业务； “ ，只讲红” 不讲 “ ；专” 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习到的专业知识学确实是少。
政治活动和教育占用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大地影响＿文化课的极『
学习。
当时讲开门办学，际上突出的实是“ 阶级斗争 ” 忽视科学文化课；，强调实践，忽视理论；调群众作用，强否
五ｔ大学
备好课后让学生刻成蜡版，再油印成
册发给大家看。个时候的大学教育那
和生活，实是不正规、规范，师确不老
我们只是被简单地测试了一下，
便填写了入学登记表
没有尊严，有大学风范；没只讲政治，
定教师作用。
在校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还到社会上进行了实践学习。平顺县西到沟大队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那里学习，晋城县的先进典型水东公到社后掌凹大队学习，长治县先进典到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齐鲁潜龙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时侯，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苗馆公社就在土地相对宽余南山脚下，规划了40多亩的试验地，它着落在南山脚下旷野上。

离苗馆有20多里路，北面是马家井，西面是万兴庄，有一排房子，共18间，还有一排猪舍，后来改建成厕所了，在东面有不大的操场，在操场的北面有三间瓦房，没有院墙，定名为五七干校。

那是公社学工、学农、学兵的场所。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1979年教育也发生了重大改革，初中两年制改成三年制。

那时候一个公社突然增加一个年级，哪有那么多校舍，公社教育办公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决定把赵家村、马家井、踅庄、纪卜四个学区的七年级集中起来，在五七干校设立一处学校，把五七干校改成五七学校。

七年级都是在学区驻地上，也就是离家不远处上学，都是跑校，虽然学习比较紧张，但是想学习的人比不想学习的人少的可怜。

听到集中上八年级，全班同学既兴奋又害怕。

不是全班都可以去的，只有考试，按成绩录取，那时候就感到竞争升学的残酷性。

想上学的同学都在偷偷的学习，加班加点复习，重视教育的家长在新华书店排队买复习质料。

我爸爸是教师，他的知道的信息比较早，给我买了一本像新华字典大小的初中复习全解，其中包含了初中阶段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点，重点和考点的主要内容，还配备了相应的复习题，后面有阶段性试题，期中、期末试题，非常全面，我爱不释手。

那是在家里复习用的，首先制定了复习计划，细到明天复习多少页，不论家里有多忙，都要按时完成。

现在的学生会问，那时候学生怎么还忙啊，都忙什么啊。

苦涩的回忆(上).doc

苦涩的回忆(上)作者：陈梧桐来源：《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03期1998年8月，我利用暑假，赴安徽凤阳参加第一届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务组的同志顶着酷热的骄阳，到蚌埠火车站接我，用小轿车送我去凤阳县城。

在车上，他们见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的景物，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凤阳。

我说30年前曾在凤阳乡下呆过三年多的时间。

他们很感意外，都露出一脸的惊讶。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1969年8月，也是在这样酷暑难熬的季节，我和工作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们，被下放到凤阳，在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

当时“四人帮”正在横行肆虐，残酷地压迫正直的知识分子，到教育部支“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又支持一派打压一派，干校的政治气氛十分压抑。

我们不仅要参加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还要参加各种“大批判”和批斗会，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不知过了今晚，明日一早醒来会出什么事，身心都感到极度的疲惫。

度日如年地熬过了三年，除所谓没有查清“问题”的被审查者和专事清查别人的专案组成员继续留在干校外，其他人员全都发往边疆省区或留安徽重新分配工作。

就在那时，我带着惆怅郁闷的心情，远离家人，只身前往广西。

在凤阳的三年之所以令我终身难忘，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

这就是，我因此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龙兴寺、明皇陵等历史遗址，并从老乡那里听到有关朱元璋的种种传说，从而萌生研究明朝开国君主朱皇帝的念头。

三年后，我几经周折，从广西大学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此后大半辈子从事明史特别是朱元璋的研究，就都缘出于此。

30年转瞬即逝，许多往事已如烟消散。

会议期间，凤阳的朋友抽空陪我到离县城不远的干校旧址转了一圈，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

记得有位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于是从凤阳归来，我便在教学、科研之余，断断续续地写了下面一束文字，以志不忘。

初到凤阳1969年夏，我正在南方出差，忽然接到家书，说人民教育出版社让我速速返京，准备下放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

回首“五七”干校的日子

回首“五七”干校的日子作者：胡益贤来源：《钟山风雨》2016年第02期我1965年7月从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留校在院政治部组织处任青年干事。

那时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一样开展“四大”。

1969年下旬，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号召，我随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塞北张家口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总参三部当时确定了湖北省沙洋农场和钟祥县农场作为部队机关人员的下放地点。

这里地处江南，气候湿润，山清水秀，比起塞北“风刮石头跑，冬天穿皮袄”的景象好过多了。

但这里贫穷落后，地势浅洼，气候炎热，每人平均有十多亩地，这里原有的劳改犯已迁走，每个点只留了一两户农工。

我当时年仅20多岁，被编到二连当会计兼连部文书，这在当时较之其他干部的安排要好多了（其他干部大多住茅草屋）。

不过工作任务还是重的，除了要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经常抽空下田劳动，下厨房帮厨。

“五七”干校的劳动主要就是种田，附带种菜、养猪、养牛、养羊。

种田从插秧、施肥、中耕、除草到收割全过程，大部分人都经历过。

我经常抽空到大田劳动，记得一次连里举行插秧比赛，我也参加了，从上午上工到下午五点，除中午一小时吃饭稍作休息外，全泡在水田里弯腰埋头插秧，一天下来我的战果是插了一亩二分田，经过检验，插秧质量合格，我与其他一位同志获得连里插秧能手称号。

虽然如此，但这活十分累人，夜晚腰酸背疼，很长时间难以入睡。

然而这是第一次真正体会插秧的滋味，心里感到充实。

平日连队食堂伙食很单调，除了白菜、萝卜、瓜菜外，肉、蛋很少吃。

但逢年过节会包饺子、包子来改善伙食。

有一天风和日丽，连里组织杀猪、杀牛（自养），那场面热闹极了。

那天，五十开外的连长来了劲儿，他带头杀了一头猪，干净利落。

此时他大声喊：“小胡，你敢杀猪吗？”我说，让我试试，我壮着胆，即刻接过杀猪刀，边请教边动手，勇敢地将一把长长的杀猪刀从猪的喉咙管斜捅进去，直插猪的心脏部位，不一会儿猪血如泉涌，哼了几声，伸了伸腿便不动了。

一个孩子眼中的五七干校

开篇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沉淀，头脑中关于五七干校的记忆早已变得支离破碎。

更何况，离开干校那年，我刚刚十二岁。

1969年的夏天，我正在北宫门小学读一年级。

学校里充满了备战的气息，不仅动员学生挖防空工事，而且还经常组织防空演习。

此时，我的父母都已去了五七干校，只有我和四岁的弟弟跟着姑姥姥留在北京。

有一天夜里，大院里又举行防空演习了，我和弟弟被睡眼惺忪地从床上拖了起来，跟着姑姥姥钻进了经过改造的暖气道。

那天晚上，我们迷路了，在地底下钻了半天，就是找不着出口。

当我们好不容易被人找到时，天也快亮了。

那是一个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年代。

无论大人们想了多少方法试图把自己年幼的子女留在大城市，一道命令下来，举家迁徙就是无法避免的事了。

父亲从河南回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觉得终于有了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心里面多少还有点兴奋。

幸好那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虽然我们不是部队的家属，却仍然领略了一种“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豪爽”。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年。

等我终于又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到了该上中学的年龄。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四年的时间似乎很短。

但是对于一个当时只有八岁的孩子来说，四年却几乎等于他生命的二分之一。

2007年的10月，我忽然有了打算，准备顺着自己的记忆走回当年的生活。

不过，等到真正开始上路时，才发现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回忆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回忆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1968年秋末冬初，我们地、专两大院的干部，扛着红旗，高唱着“语录歌”，步行70多华里，走进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坐落在华县莲花寺北边的渭河滩。

原是渭南专署民政局办的盲流人口农场。

我们到了五七干校以后，实行军队建制，地委序列编为一连，专署序列编为二连。

负责“改造”我们的分别是军宣队和工宣队。

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实五七干校际上是一个农场，500来名干部，耕种着2000多亩河滩地。

农村有啥这里就有啥，有牛有马，有猪有羊，有架子车有大马车，有犁有铧有耙，有镢有锄有锨，有豆腐作坊，有电动磨房，有果园有鱼塘......给我们的感觉是，从此再回不了机关，要在这里改造到死。

我们班的一位同志，有天晚上和我到大门外散步，他指着眼前黑魆魆的山峦悲凉地说：“伙计，我们的尸骨将来就要埋在这张家山下。

”五七干校的气氛令人恐怖而窒息。

满院张贴着“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砸烂×××的狗头”之类的大幅标语，血淋淋、阴森森。

无论走过哪一排房子，都会听到和“走资派”“拼刺刀”的口号声和斥骂声。

尤其在地委统战部老部长朗瑞亭同志被逼的自杀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军、工宣队要求连、排、班层层召开声讨会，书写“自绝于党死有余辜”、“愤怒声讨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朗瑞亭”等大标语和大字报，校园里杀气腾腾，搞得人人自危，好像厄运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如同住进疯人院，精神一天到晚绷得紧紧的，精神被折磨得难以忍受。

进五七干校的人被分为三等：一等人搞专案，二等人搞批判，三等人遭磨难。

一等人多数是掌权派的红人；二等人是连、排、班干部，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组织者；三等人主要是“牛鬼蛇神”和派性斗争的失败者。

这一部分人白天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晚上接受批判教育。

若是“牛鬼蛇神”，挨批挨斗；不是“牛鬼蛇神”，也要“洗手洗澡”——交代你在“文革”中的问题，人人过关，一个不漏。

我是介乎二等人和三等人之间的，当过半年领导生产的班长，经受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严峻考验。

在五七干校劳动

■冉乃彦在"七干校&动朝花夕抡1969年7月，我开始在北京西城区五七干校当学员。

我们“少年之家”的其他人员也被安排在这里劳动％后来，又陆续来了许多新学员。

我是三连一班的班长，学员多是各学校的校长、主任。

当时的劳动条件很艰苦，比如用板车拉沙的时候，身体最强壮的驾辕，次强的当 “二驾”一帮助驾辕的使劲，弱一些的拉v %运的是沙子，相当沉。

当拉着沙子下坡的时候，的在我们三个驾辕人的身上，了％最的活儿是收玉米，我们要在没小腿的烂泥田里，下整根玉米儿，把几根一捆，然后，的车上％扛%最的活儿是糊顶棚％工人我们用儿子，用，后用% 干了后，，子也来，真是！的顶是我们糊的，这我们％最的是的劳动一九腊月、，要我们一大早% 了，一下，一% 一些了：“这叫战严寒？根本不出活儿！ ”我们这个班，是教师和校长，纪律性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扛着铁锹，雄赳赳气昂昂%尤其是排的、吴师，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头。

吴是总务，平时很少说话％ —他们学校来人说要让他回学校谈问题，一没有再回来。

再，我们这支队伍就神气来了，缺少了一子排头兵％在五七干校,待的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在水稻班％我们所在的白家庄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沙土，据说很适合种水稻％种水稻，对土质要求比较高一了好浇水，全 . 齐动员来土地，接着是修沟渠，然后是插秧％这之后，除了除草需要调配劳力、收割需要大会，别的活儿就交给我们水稻班管理了％我们班的成员素质错，多是四中、八中、宏庙小学这些名牌学校的，或者是知名，劳动的觉性没得说％是最大的考验。

虽当顾问，也能在身边％幸亏史克校长是在农村长大的，基本的活儿都懂，辅导我们这些“四体不勤、五 ”的知子％诃矗捉步基教一 O 一！第十期61朝花夕抬水稻班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管水,要根据水稻生长的需要，及时灌水和排水"大小水渠像蜘蛛网一样密，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我们扛着铁锹,查看每一个渠道和田S,防止漏水。

下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日子(三)

下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日子(三)作者：石湾来源：《世纪》2016年第03期陈昊苏来信及陈毅诗词在干校传抄开来干校搬到团泊洼的头一年，劳动强度非常之大。

因为除了种地，还要盖食堂和一部分宿舍，常常要挑灯夜战。

最令人恼火的是，军宣队违背科学种田的规律，非要改旱地为水田，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试图创造奇迹。

结果，秧苗插下去也就一周时间，便统统死了。

可是军宣队领导仍不死心，又从别处调来秧苗，请来老农当顾问，重插了一遍。

这一回秧苗倒是勉强成活了，但长得稀稀拉拉，像瘌痢头似的，到秋天每亩也就收二三百斤稻子吧，仍是成本都收不回。

可军宣队却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说广大干部在战天斗地中如何经受了锻炼，思想上获得了大丰收，等等，完全是欺人之谈。

1971年秋，即“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干校的气氛明显宽松起来。

先是在国庆节前，军宣队的所有成员，都突然回部队集中学习去了，临时从各连抽调了七名干部，组成了干校的领导小组，任命五连的李之华（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为首任“校长”。

等国庆节后，总把“林副主席”挂在嘴边上的军宣队学习归来，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脸上不见了神采，威信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面前，就耍不起威风来了，不敢再瞎指挥，做下令我们在盐碱地上插二遍秧苗那样的荒唐事了。

因此，我们平日的劳动强度也就大为减轻，可以有时间看点书和搞点娱乐活动了。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思想最活跃的是由音协、音乐研究所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组成的四连。

因为那里有几位陈毅的老部下，像何士德、章枚，分别是《新四军军歌》和《黄桥烧饼》的曲作者，与张茜是新四军文工团的老战友。

那年国庆节，他们回北京休假，就与张茜恢复了联系。

从北京回干校，就给大伙儿带来了林彪确已摔死的惊人消息，尤其是章枚，越说越激动，竟情不自禁地当众唱起《黄桥烧饼》来，仿佛重新焕发了战斗的青春。

也就是自林彪折戟沉沙之日起，我们感到“文革”的形势有了变化，或许不久的将来还能干文艺这一行，就开始练起笔来了。

腾冲五七干校的前前后后

腾冲五七干校的前前后后★回忆人:杨学才★整理人:杨永明原载:2009年10月21日《腾冲报》四版回忆人简介:杨学才(1928.04.28_2019.11.11)，云南腾冲北海乡人。

一九五二年任富裕乡乡长，五三年初复查，三月再被选任富裕乡乡长。

五四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区委指定为代理支书，后转正并先后在富裕、盈河、下村、新乐、打苴、双海大队任支书。

六四年四月调县委组织部任教登员。

六六年抽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农水组。

六八年入五七干校，后为炊事班长。

七○年抽去固东甸苴做整党工作，后去上营公社郑山大队整党并在上营公社做整党验收工作。

七二年中期回五七干校，十月调云华任民政调解员。

七七年底调固东粮管所任支书所长。

七八年调云华公社任组织员。

八四年底调打苴任纪检委员至八七年五月退休。

我对腾冲五七干校的总体印象是：应时而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落实政策。

不是文凭进修的地方，但也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评说的“牛棚”。

腾冲五七干校产生之前1964年4月，我从新乐公社（小公社，包括现在的北海乡下村村和新乐村）调到组织部任教登员（党员教育和重新登记）。

先是参加了率先进行了第一批社教的一些验收工作，后于1965年到大理学习社教（学习期间曾经回县下乡驻点）。

大理社教学习结束时，回到保山参加社教，我分在罗明分团整党组，当时组长名沈珍学。

秋收结束后，回保山全面总结第一批社教工作。

总结结果是第一批社教工作无效，于是，第二批社教不再进行。

文革开始后，我回腾冲县委组织部参加文革。

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进入大字报阶段，领导多数成为“走资派”，党政机构基本失灵，成为无政府状态。

一九六六年秋末成立军管会代行党政司法职权，我被调入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农水组。

一九六八年底，腾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切权力都归革命委员会。

原来县委、县政府的干部职工，除了结合“结合”（近似于今组合）着在革命委员会的外，包括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全部集中到水映寺办五七干校，全体干部职工的身份为学员，实行军事管制，封闭式管理。

五七干校述论

五七干校述论作者：郑谦来源：百年潮来源日期：2006-12-5本站发布时间：2006-12-5 9:29:18阅读量：911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重要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

”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

“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

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

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自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颗耀眼的“新星”出现在世人面前。

五七干校产生的现实原因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尽管在报刊宣传中五七干校的成立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它的成立首先是满足大量精简干部的迫切需要。

1968年下半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建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岁月里

很快到了４月，天气逐渐转暖，空气清新湿润。清晨大地常常会被浓浓的雾气笼罩。当太阳出来后．雾便很快散去。站在河堤上会突然发现，青岚湖水又涨了许多，
湖面更宽了。对面山坡上的杜鹃花也开得红艳艳一片，
天都是泥水一脚，每天都是腰酸背痛。这种境况使我们
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古人所说的 “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锄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 深刻而痛苦的内涵。当太阳西下，幕降临的时候，夜男人们放下农具，就跳到青岚湖里痛痛快快畅游一番。不去湖里游泳的人就围着井边，出井水，打淋浴似的从头到脚往身上冲，好像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我所在的第三连第一排负责数百亩水田的手插稻秧。其实那时连里有很多插秧机投人春插．留下大片却水田去用人工作业，知道是为了赶农时．不还是特意为我们安排锻炼的机会。这些都容不得你多想。大家只是一
个个赤着脚，子卷过膝盖，到田里，字排开。后面裤下一然
◆ 集体中的另类人
“ 五七 ” 校是个大集体．干大家平时都在一块干活．在
一
过一个田埂，在平时只要一抬腿就可以过去，此时此刻但脚却很难抬起来，只有手扶田埂弯腰爬过去，然后又继续在这块田里用一种不变的姿势将秧苗插下去。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农忙，广阔的田地已穿上绿油油的春装。时光如流，眼春去夏至。转我们亲手插下的秧苗在我们眼皮底下很快长成齐腰高的稻子．湖面一阵风吹来。广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岁月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岁月作者：苏维民来源：《百年潮》2011年第05期1968年秋，黑龙江省委为安置大批被批斗、离开了工作岗位的干部，以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名，率先办起了一座柳河五七干校。

同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阅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上批示：“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按语中，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上述批语。

中央办公厅不仅马上效仿，并且独树一帜，称之为“五七学校”，而不是“五七干校”。

中办五七学校从1969年1月正式开办到1979年1月宣布撤销，历时整整10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一所五七干校。

中办五七学校的一个“创举”，就是不分干部、工人，不分中办干部还是非中办干部，只要和中办有些牵连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均被“一锅端”，一律被送到五七学校劳动改造。

因为我曾任杨尚昆秘书，“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杨家死党”，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命运。

中办学习班的继续和扩展1968年12月30日，中办学习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批斗所谓“杨家死党”，由已撤销的中办“后楼”即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和原中直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等单位的人员拼凑起来的一个临时单位）突然宣布：元旦后全体人员去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

出发前夕，学习班内的批斗对象“杨家死党”们承蒙有关部门宽大，破例放了一天假，回家告别。

1969年1月2日晨，学习班全体人员列队从宏庙胡同出发。

途经灵境胡同东口时，“革命同志”去中南海西门“向毛主席告别、表忠心”。

“杨家死党”们原地等候，随后与“革命同志”汇合，徒步去北京站乘开往福州的45次列车。

经鹰潭转车，学习班成员4日晨到达江西省进贤县。

在车上，无论“革命同志”还是批斗对象，也不分年老体弱还是青壮年，一律坐硬座，只有几个重病号享受了硬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