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沙洋五七干校

追忆沙洋五七干校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与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如今，更因“文革”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沙洋“五七干校”成为当时在全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

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

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

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

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

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

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

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

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

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了北京和武汉。

如今，在沙洋城区周围的小江湖分洪区、湖北省沙洋警官学校旁、李市镇蒋台村、七里湖劳教所等原“五七干校”所在地，当年那些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一栋栋简易红砖瓦平房仍在，书写在墙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语录”仍清晰可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变得破旧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们却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仍向世人讲述着“五七干校”的故事。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

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五七战士”们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

而且由于许多人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

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

“五七战士”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蔬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语录歌”。

最初大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人还将小麦认成韭菜。

为了使“五七战士”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

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与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如今，每当谈起这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五七战士”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

有的人年龄大，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

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五七战士”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五七战士”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

而地方上有事请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

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样板戏和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

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组织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片断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颂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当地的江汉油田、农村慰问演出，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

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

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运动，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还要“早请示，晚汇报”，“革命生产两不误”。

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

那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五七战士”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年龄尚小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红卫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董场中学等中小学读书，财政部还自己办起了“五七中学”，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

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2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农场化纤厂、沙洋变电站、沙洋邮政局等单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

几年后，招工到沙洋各单位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了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深深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

著名画家周韶华回忆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经历时，曾深情地说：“五七干校”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书本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忆，在沙洋“五七干校”的两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风恶浪，而且“体健心宽”，以至，连感冒都没患过。

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在沙洋留下了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和矢志不移的信念。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现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在这里，冰心真正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一古诗的内涵1970年初，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分别到“五七干校”劳动，冰心随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吴文藻则随中央民族学院到沙洋“五七干校”，1971年5月，因吴文藻身体不好，组织上把冰心转到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来照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