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日子(二)

我与吴祖光渐渐熟悉起来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

在干校迁到宝坻县后，在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就是种麦子和种下麦子后的田间管理。

另一方面，为了让我们这批臭知识分子在农村“扎根”，就得尽快把校舍建起来。

就在我们三连所借住的南清沟西南的五里地外，有一座废弃的砖窑，军宣队觉得可以废物利用，决定抽调一个排去整修废窑烧砖。

烧砖既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实到我所在的二排头上。

二排的主要成员，来自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

1964年和1966年，先后有15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剧目室从事剧本创作（其中1966年的四位大学生是由其他单位转入剧目室的），因此，在三连，就数二排的精壮小伙子最多。

除女同志外，二排全都搬到窑场去住临时搭建的活动木板房。

那时的木板房相当简陋，均无纱窗纱门，已临初夏，蚊蝇乱飞，加上厕所也是一个临时搭起的苇席棚，卫生条件极差。

一开始，我们主要的活计是用独轮车运土、和泥、脱坯。

一天重活干下来，不知要流多少汗，个个都是灰头土脸。

幸好窑场有一口井，收工后能打盆水擦个澡。

好在没有女同志在，赤身裸体无所谓。

但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每月工资都只有五六十元，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下干校的行李都少得可怜，每人都只有一只搪瓷脸盆。

无论洗头、洗脸、洗身、洗脚，都得用它。

就是在一天擦澡时，我看到吴祖光动阑尾炎手术时留下的疤痕如一条大蚯蚓，甚是惊讶。

我问怎么愈合得不很平整呀？他笑了笑说：“公社卫生院就那个技术条件，能救我一命就算很幸运了。

大夫、护士都很尽心，只是没有机会去看他们，连写封感谢信都不允许……”祖光当时已五十多岁了，哪还适合到窑场卖这样的苦力？显然，让他也去遭这份罪，是因为那里远离村庄，不让他再有“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机会。

而正是在那里，我才与祖光渐渐熟悉起来，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64年8月，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工作，就知道吴祖光、马少波等著名剧作家也是剧目室成员，但我们那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后就下到吉林柳河县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

搞完“四清”回京，仅休整了半个月，我又先后被安排到吉林的通化钢铁厂和四川“三线”工矿深入生活去了，直到1966年6月初，才接到院党委的电报，赶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而“文革”一开始，吴祖光就被揪了出来，关进“牛棚”。

因此可以说，在下干校之前，我与他，仅是认识而已，从未有过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

到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偏僻窑场，不只是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他被剥夺了通信自由，就连我们这些所谓的“五七”战士，实际上也几乎与世隔绝了。

于是，到了晚上，如不开会学《毛选》的话，也就只有躺在通铺上聊聊天而已。

而我和祖光铺位恰好紧挨着，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说来也巧，我俩都是属蛇，他大我两轮，和我父亲同年。

他虽生在北京，但他从不说自己是北京人，而总说是江苏武进人。

他告诉我，他家原先住在常州青果巷，是个书香世家。

而我正是土生土长的武进人。

于是，家乡的风土人情就成了我俩一个聊不够的话题。

他还告诉我，他母亲是杭州人，生过十五个子女，早年夭亡四个，养大了十一个。

他祖父母是武进人，在孙辈里，祖母最喜欢他，每天放学回家，都是祖母督促他做功课，教他背唐诗，并且有很多年带他睡在一起。

虽他祖母在北京有三个儿子，但一直由他家奉养，并在他家终其天年。

因此，祖光不仅听得懂常州话，而且一些常州话中的日常用语，他也能脱口而出。

我俩平日闲聊家乡的人文地理，他就会不时迸出些常州话来。

对于常武地区历代的学者和名人，如唐荆川、黄仲则、李公朴、史良、洪深、刘海粟，等等，他都远比我了解得多。

尤其是每说到戏剧大师洪深，他总怀着一种敬佩之情，说洪深对他的影响很大，起到了永世楷模的作用……而每聊起这些，浓浓的乡情，也就常使我忘了他是个尚未“解放”的审查对象了。

在窑场干活的那段时光，我们最怕老天与我们作对：一连几天下雨。

因为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靠连里的食堂派人驾手扶拖拉机送来。

一到连阴雨天，道路泥泞，手扶拖拉机手又是个书呆子出身的“二把刀子”，途中出了机械故障便摆弄不了，所以让我们吃冷饭冷菜是常事。

遇到大雨天气，手扶拖拉机陷在泥水里，往往发动不起来，因此，有时我们一天只能吃上一顿手扶拖拉机手徒步?水给我们送来的贴饼子和咸菜之类。

每遇这样的天气，我们也就看不到报纸，收不到远方亲人的信件，有一种被困在孤岛上的感觉。

好在吴祖光有一台小收音机，在寂寞无助的雨夜，能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

迁移到团泊洼后常听到可怕的枪声就在我们千辛万苦，终于烧出几窑砖时，突然接到了立即停工准备搬迁的命令。

干校从怀来迁到宝坻县才大半年时间，想不到就要再一次搬迁，最后定点在静海县的团泊洼新生（劳改）农场。

为什么又要搬迁呢？原因是明摆着的：黄庄洼的地势确实是太低了。

如今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干校所种的小麦，每亩所用的种子是二十至二十五公斤，而经历夏涝之后，平均亩产才五十斤。

也就是说，加上农机、化肥等成本（人力成本还不计在内），每斤麦子要合到八毛多，而在当时，一斤麦子才一毛几分钱，等于是我们白干了一场不说，还要有几倍的亏损，真正是得不偿失。

这个经济账是明摆着的。

再说，要在洼地上盖房、建校舍，也绝对是下下策，一旦遇到洪灾，岂不就得“全军覆没”？为了干校的生存和发展，当时军宣队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无疑是英明果断的。

据说杨副政委为此几度上北京、去天津，找领导、托关系，申述理由，立誓表态，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我们得以从宝坻县的黄庄洼撤离。

“文革”期间，宝坻县出了个农民写诗占领文化阵地的小靳庄，是江青亲临种的所谓试验田，树成了全国的样板村，有点儿第二个“大寨”的意味，前往参观学习的人多如潮水。

直到许多年后，还有人问我，你们下放在宝坻县，一定去过小靳庄吧？殊不知在我们干校迁往团泊洼之前，是军宣队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最起劲的时候，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把我们管束得死死的，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

因此，下宝坻干校后我既未去过小靳庄，也再没有到过后来《潜伏》中提及的临亭口。

静海县的团泊洼劳改农场，在天津城东南的五十多公里处，位于独流减河南侧。

独流减河宽有二百米左右，是一条人工开掘的泄洪水道。

这座劳改农场建成已有很多年头了，通电、通水、通路，生活条件自然比在黄庄洼好多了。

劳改农场除给干校拨出了两千多亩地外，还给了干校一座两层楼房、一座原先住着右派队的小院和一个停办的养鸡场。

养鸡场有一个冷藏的大仓库与宰鸡的大工场，还有一些附属设施。

大工场后来改作了干校的大礼堂，冷库则做了干校的仓库。

搬到团泊洼之后，我们就过上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了，每天准时起床、出工、熄灯，周围不仅筑有防范劳改犯逃跑的铁丝网，而且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卫兵日夜值岗巡逻，若再有许树我那样的“乱子”发生，也就不难处置了。

刚搬到团泊洼时，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的，见有的带着脚镣的犯人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下地劳动，令我们都生出了一种自己流落到此，是准劳改犯的感觉。

劳改犯夏天统一穿白褂，冬天统一穿黑袄，据说这两种颜色的衣服在远处容易识别，一旦有犯人逃跑，卫兵举枪瞄准，一眼就能看清射击目标。

而当时越狱的事件接连不断，我们常能听到可怕的枪声。

为了不被卫兵误毙，我们都警觉地把白褂、黑袄藏了起来，谁也不穿与劳改犯靠色的衣服。

尽管这种被误毙的事件只是我们的一种担忧，在后来的几年里从未发生过，但无论怎么说，把我们集中到劳改农场来接受所谓“再教育”，心里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由于劳改农场划拨给干校的农田不是整片的，东一块、西一块，因此，我们时常在与劳改犯在上下工的路上相遇，有时候，还会因灌水等农事与劳改犯发生矛盾，争执起来。

干校学员中有不少是入党很早的老革命，自然瞧不起那些劳改犯，难免在冲突时对他们恶声恶气，未料有的劳改犯竟然反击道：“我们判的是有期徒刑，你们可得在这里改造一辈子，等于是判了无期徒刑！”突然搞起紧急集合和野营拉练就在我们这些下放干部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之时，军宣队却一个个斗志昂扬，分外神气起来。

尤其是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校部，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小食堂、停车场……一应俱全。

当时管我们三连的军宣队由四人组成，除河北省军区独立师的王副团长外，还有一个来自承德军分区的孙参谋，再有两个年轻战士当通讯员和勤务兵。

王副团长是大老粗出身，据说在朝鲜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立过功，是个领兵打仗的好手。

但一见到我们这帮文化人就头疼，加上他把随军家属也带到干校来了，还在校部食堂吃小灶，就很难与我们有什么共同语言。

记得刚搬迁到团泊洼没有多久，为整肃纪律，树他的军威，就以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为由，在一天深夜，突然搞了一次全连的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是军队新兵训练中必有的一个科目。

像我这样年轻的“三门”（出家门进校门再进机关门）干部，在读高中、上大学期间，都参加过为时一至两周的军训，有过紧急集合的经历，能做到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

可是，对于当时已五六十岁的一些老文化人来说，因白天的劳动强度本就很大，累得精疲力竭，晚上睡得很死，所以一遇这样突如其来的行动，就难免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

记得那次紧急集合，跑到独流减河的大堤上按班排站成一长行，在连点名报数时，就发现少了好几个人。

正在王副团长开始训话，说当年八国联军就是从这里登陆入侵的，万一苏修的侵略军打过来，到时你们这些人不能立即转移就必死无疑时，掉队的几个人才气喘吁吁地陆续赶来入列。

但最后还是缺了一人。

等我们回到离宿舍只有十多米远的地方，才发现路边躺着一个人。

一看原来是患有哮喘的“反动文人”陶君起。

他身边的背包上没有系带子，军宣队的通讯员小马过去抖开一看，仅是用被单包了一个枕头而已。

惊惶的陶君起说：“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任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

”陶君起也是我们戏曲研究院剧目室的同事。

因他的专著《京剧剧目初探》被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点名批判，加上他曾写过一篇《一朵鲜艳的红梅》的剧评赞赏过孟超编剧、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被康生定性为“鬼戏”的《李慧娘》，所以“文革”一开始，也就被揪了出来。

但他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是党员干部，就只得给他戴上了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

其实，像陶君起这样属老弱病残的学员还大有人在。

可有的连不只是搞紧急集合，竟然还搞野营拉练，一天来回走四五十里路，把一些年老体弱的学员整得苦不堪言。

倒是学生出身的孙参谋，虽不与我们同住，但他在连里与我们一起吃饭，又主管生产，领着我们干活，田间休息时爱唠嗑，就很快和我们熟悉起来，打成一片。

感觉他在清查“五一六”运动后期，也比较掌握政策，没搞逼、供、信。

据说，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还到北京来看望过重返领导岗位的干校三连的一些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