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被人称之为历史之谜”的苏东剧变至今已时过近20年。在苏东，一个个执政党、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覆灭了呢学术界有人把决定性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有人断言政治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体制问题是根本原因，有人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僵化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是根本原因。以上观点都有失偏颇。在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时，学术界同样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对此，我们只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来看待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有价值的结论。

这篇论文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苏东剧变的原因；第二部分是苏东剧变的教训与启发。

一、苏东剧变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合力” 的结果。作为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东剧变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又有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应该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辨证的分析。当然，强调全面分析不是不分重点，强调诸因素综合作用，不是不讲主次，而是要分析其中哪一个是关键的、决定的因素，从中找出根本原因。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l、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 战略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采用各种手段，对苏东国家推行“和平演变” 战略: 他们利用人员往来，“以接触促演变”；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护“人权” 为名，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组织，支持他们搞动乱，乱中夺权；利用经济贸易和援助，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政治上的让步，等等。在上述手段中，最突出的就是支持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

东欧国家的反对派，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和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无一不是依靠西方的赞助和扶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

果没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 ，东欧国家不可能发生如此迅速的演变。在苏联，西方敌对势力也从未停止过支持政治反对派即所谓“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 民主化” 、“公开性” 方针的推行，西方敌对势力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向共产党夺权、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进一步加剧。这在1991 年“八·一九事件” 中表现得最为露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从各方面施加压力，对“八·一九事件” 的迅速失败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说，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对苏东剧变起了催化作用。

2、历史问题的积淀所造成的潜伏危机是苏东剧变的历史原因。

十月革命开辟了新时代，指出了新道路，但革命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问题。“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是在列宁逝世后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的。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实践中长期得不到纠正，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被严重扭曲变形了，从而在整体上减缓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首先，在思想理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使社会主义理论停止、僵化。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将自己定位在各方面都已经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上。其次，经济发展战略失当，囿于产品经济，在经济联系中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几任领导人，不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也不力，官僚主义严重，对干部缺乏监督，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严重脱离群众，逐渐失去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在民族关系上，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地方民族主义严重，民族矛盾复杂化、尖锐化。同时，在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尽管一度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等问题上有过局部性的比较合理的看法，但苏联领导人却热衷于扩军备战，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既延缓了经济建设，削弱了国力，又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这对东欧各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带来了极大影响，所有这些历史问题的积淀造成的苏东社会潜伏的危机，是苏东剧变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3、经济长期没有搞好是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原因。

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 年代到80 年代中期这30 年，苏联的国民经济收人和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比例一直是在走下坡路，主要是由于经济管理体制和国民经济军事化造成的，而这两者又交互影响。对此，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一直是改革不力的。安德罗波夫上台执政的短暂时期，虽然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做出了进步性改革，但是由于他本人不懂经济，也不热衷经济，所以大体上还是没有改变苏联的计划体制。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后，虽然首先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却没有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是把改革推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使原来就处于停滞状态下的国民经济进一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严重地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苏联改革了30 余年，直到解体，旧体制的基本框架仍几乎原封不动，致使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这一时期，东欧国家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经济不发达，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到苏东剧变前夕，苏东各国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有的国家社会生产已从原来的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这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且导致了群众思想混乱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危机，为国内外、党内外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进攻及“和平演变” 图谋得手提供了条件，也为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提供了温床。这无疑是苏东剧变的基础原因。

我们之所以说，苏东经济长期没有搞好是其剧变的基础性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如果党的领导人头脑清醒，路线对头，就可以进行深刻反思，探究症结所在，摸索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换句话说，如果党的路线正确，即使经济没有搞好也不至于发展到丢掉政权的地步。甚至可以这样说，苏东的经济还没有恶化到非要更换政权不可的地步。所以说，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原因，把苏东剧变主要归因于经济落后和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就会在政治上得出有害的结论。

4、“改革” 变成“改向” 是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

苏东各国的改革困难虽多，阻力虽大，但如果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方向,并非找不到一条可行的改革途径，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路线葬送了改革。19 8 5 年，戈尔巴乔夫人主克里姆林宫后就推行改革。但他在执政的6 ~ 7 年中，在如何进行改革，改革的突破点选在何处，沿着什么方向进行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使改革的性质、方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至最后搞得苏联居民面临挨饿的地步，人民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反而怨声载道，对改革失去信心。经济体制改革受挫，戈尔巴乔夫继而转向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政治改革，最初说是为了“ 克服改革障碍机制” ，但很快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