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姜胜基

【提要】苏联的解体，综合了苏联自身的制度、执政党的建设、民族、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美苏争霸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等问题。苏联的解体也给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方向改革方向，坚持理论与本实际相结合，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苏联改革解体原因教训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的解体，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仅仅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是一个历史性的综合，有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性的经济政治制度问题

斯大林于30 年代创建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虽然在战争期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

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69年历史上（如果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算起则为74年），除了短暂的列宁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压制社会和压抑人性的本质，那种统治上的专权，已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尽头。

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因而始终无法在国内给人民营造出真正安居乐业的和平稳定的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与西方的经济鸿沟和技术差距愈益加深和扩大。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平均主义的心理和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已经根深蒂固。社会的停滞使得社会遇到了产生严重后果的威胁，这些后果在各方面都已经暴露出来。在停滞和停顿年代，国家已经滑入悬崖。而对这种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就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

（二）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出现严重失误。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执政党政治上集权过度，民主法制不够健全，官僚主义严重。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没有搞好自身建设，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组织体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有严重错误。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法制制度长期不够健全，官僚主义、个人迷信、家长制、终身制、特权现象比较普遍。苏联在二战前斯大林领导时期就存在着个人专断和家长制问题，以致党和国家政权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如肃反扩大化的发生等。二战后，赫鲁晓夫脱离国家建设实际，主观武断，随意发号施令；勃列日涅夫极力扩军备战，推行霸权主义。这些严重问题和错误的发生，又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到80年代末，苏共党内出现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稳健派”（又称为传统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的分裂格局[1](P390)。党内思想混乱，派别林立，组织涣散，争权夺利，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1](P397)。这样，党逐渐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

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深处没有真正根除大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和观念，他们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口号，其目的无非是要赢得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但在夺取政权后他们却试图通过对民族地区的苏维埃化，让这些民族强行接受选择苏维埃的自决和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决。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又在违背各民族意愿的情况下，按照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强行把其他共和国拉进了一个名为联邦实为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里。

俄国的居民有半数是非俄罗斯的其他民族。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的重要性。他们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就明确宣布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

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苏俄承认了波兰、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但是，正是这些原沙俄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独立和自决，使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具有浓厚的大俄罗斯国家意识和传统的领导人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开始以阶级立场来审视民族问题，修改和背离了原先承认的民族自决原则。

在1918年1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所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可以被视为修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预兆。斯大林在报告中把苏维埃中央同前沙俄境内民族边疆地区政府的矛盾归结为政权问题的冲突，似乎当地的资产阶级把这个问题涂上“民族色彩”只是为了有利于他们同劳动群众政权的斗争。由此，斯大林认为，“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不是该民族资产阶级的而是劳动群众的自决权”。他说，“自决原则应当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具，应当服从社会主义原则。”这里，斯大林实际上否定了民族问题的独立意义。

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这个长期不予承认和得不到解决的顽症终于以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公开性和民主化所创造的宽松的条件和环境，揭露和激化了积压已久的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复活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势力，他们对联盟的统一形成了强大的挑战。

1987年，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开始出现了民族骚乱。1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了反俄罗斯人的示威。8月23日，在苏德1939年互不侵犯条约纪念日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举行了抗议游行，要求恢复历史的真相。而正是这一步以后又引出了三国要求恢复吞并前现状（也就是独立）的要求。

在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联盟中央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各民族共和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事态的发展完全脱离了联盟中央的控制。

进而在公开性条件下，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后成为毁灭联盟的火药桶。

（四）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条件下，决意要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改革。开始时他深信由斯大林体制所产生的苏联社会的一切畸形状态和不正常现象，经过治理是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他先是提出加速战略，并进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后，又发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给这个重病缠身的制度带来了致命的危险，使开始时对制度的改善到最后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变。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动摇了苏联的政治基础；以多元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动摇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基础；“混合所有制”和私有化，否定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动摇了苏联的经济基础；在承认各民族应有权利时，片面强调共和国“主权”，动摇了联盟结构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的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仓促出台，且朝令夕改，效果不佳，人民对改革失去信心。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结果是：瓦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促进了非官方组织的产生，结束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从而动摇和摧毁了制度本身，造成了联盟无法生存的条件，导致苏联解体。

（五）美苏争霸使苏联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人民群众开始对社会状况不满，社会各种矛盾激化，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

美苏争霸中，苏联为了达到在军事力量方面领先于美国，不得不加大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程序，在投资和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向军事部门严重倾斜。如：从1961年到1975年，苏联的实际军事费用增长了两倍多，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年增长率比美国几乎高一倍。1978年，苏联的实际军事费用已增加到1250多亿美元，比同年美国的军费多20%，居世界首位。苏联军事开支高达国民收入的1/5和财政支出的1/3[2] (p361) 。这样，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助长了苏联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政机关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经济停滞，社会矛盾尖锐[2](p362)。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失望，对执政党和政府不满。同时，“西方国家和国内自由化势力也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