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

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第一个冬天5万人死亡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切是后来决定将日本战俘从各个工矿企业撤回、将他们……遣返回国并且逐步关闭战俘劳改营的原因。

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日本战俘问题。

本文以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以及从苏联劳改营生还的当年日本战俘的见证和回忆及其他相关文献为根据，解读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 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毙日军共计8万多人，俘虏日军约60万人。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

日军战俘总数为6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匮乏，除特别重要的战犯和一部分战俘是乘火车前往苏联的之外，不少战俘是徒步离开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

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劳动主任1名，政治部主任1名，军医官1名。

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劳改所所长命令对战俘们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按照战俘们各自的房号有序地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院子里。

洗澡之前，战俘们必须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

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

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的讯问，看其有无反苏反共的劣迹，一旦发现有战俘从事过反苏反共的活动，这些战俘就立刻被转到专门的战俘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了苏联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之后得出的结论：“通过检查，我们确认：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准备。

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所、厨房、厕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第一个冬季夺走了大批日本战俘的生命没有住处，日本战俘只得被迫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

到了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日本战俘的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档案文件《1946年1月17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得到证实：“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

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

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

”当年的日军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遣返回国的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的住处情况：“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

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即1946年1月――笔者注）。

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们被迫住在窝棚和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过冬，而这样的住房显然难以抵御严寒的侵袭。

苏联劳改营当局给日本战俘发放了棉袄和毡疙瘩，一直穿到第二年春天，由于冬季多暴风雪，所以棉袄很容易湿透，而毡疙瘩沾上雪也容易湿透，又没有备用的冬衣可以替换着穿，所以需要每天晚上送到干燥室烘干。

从事伐木劳动的日本战俘的日子要稍好一些，因为他们在收工的时候每人可以扛一根粗大的白桦劈柴回去烧炉子取暖。

在工地上一般都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

为了防止有人困乏睡着了被冻死，战俘们彼此之间时常会互相招呼几声。

由于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还远不适应苏联的严寒气候，大批日本战俘在第一个严寒的冬季就失去了生命。

那么，在第一个冬季，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死掉了呢？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掉了。

加川治良退休前是一名公司职员，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掩埋因疾病和饥寒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情形：“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

一个冬天过去，据说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那位担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也给送进了劳改营。

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营地的状况渐渐有了好转。

”在苏联境内日本战俘主要从事哪些劳动日本战俘在苏联境内主要从事哪些劳动？让我们以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战俘的情况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

俄罗斯学者指出：“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

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详细地介绍了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

”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本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俄罗斯学者列昂尼德？姆列钦指出：“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

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1950年5月2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呈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关于战俘问题的报告也记载道：“为关押战俘，共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战俘所、392个工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领域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90%……”战俘劳动，自然不同于平常的自由人的劳动。

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战俘劳动有着一套特殊的运作规则和程序，一名日本战俘在被遣返回国几十年后对当年的劳动经历作了回忆：“每天到劳改所外面的工厂去劳动……早晨 6点钟出工时，所长、劳动主任、军医和战俘大队长都到门口监视……冬天早上 6点钟，天还没有亮，战俘们列队由大门口一个队一个队地往外放，每5人一排。

经带队卫兵点好数，即领队出发……出工的战俘必须完成任务，如故意怠工则扣减食物、罚关禁闭；如屡教不改者，则被编入惩罚小队……我们小组担任建筑煤矿工人宿舍的劳动任务，工地四角岗楼有卫兵监视……我在现场开卷扬机，午餐由所里带来干粮，在工地上自己料理。

”日本战俘为苏联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日本战俘不仅在苏联的工矿企业劳动，而且还为苏联的一系列城市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比如，阿穆尔河上的共青城，是阿穆尔河下游的河港，距离哈巴罗夫斯克356公里，1932年来自苏联四面八方的共青团员们开始创建这座城市。

多年之后，人们才清楚：建设这座城市的不仅有当初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共青团员志愿者们，而且还有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后被押解到苏联的日本战俘，也就是说日本战俘为这座共青城的建设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

一份统计材料表明：有9000多雇佣人员参加了这座城市的工程建设，此外有 39400名日本战俘参与了这座共青城的建设。

同样，日本战俘在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建设中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第一批日本战俘于1946年10月5日抵达哈萨克斯坦，最后一名日本战俘在1949年8月离开哈萨克斯坦。

在这期间，日本战俘建筑了1500多座居民楼和大型工厂。

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日本战俘居住在潘菲洛夫大街与阿雷奇娜娅大街交会处专门搭建的简易窝棚里，而他们为阿拉木图不仅建筑了一座座居民楼，而且还建筑了科学院大楼、科学家之家大楼、原哈萨克内务部大楼、旧机场，此外他们还建起了阿拉木图重型机器制造厂和电车场，所有这些工程和建筑物至今仍在装扮着阿拉木图。

日本战俘参与苏联原子弹工程建设此外，日本战俘还在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披露了相关情况：“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1949年7月底，在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前的一个月里，苏联政府下达了一个指示：参与了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重要特殊工程建设的各类战俘和犯人都应成为幽灵……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阿尔扎马斯―19工程一结束，包括日本战俘在内的一大批参与了工程建设的战俘就被分别疏散到科雷马等偏僻地区，他们被禁止向别人提起他们是谁，又是怎么来到此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