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论文

唐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论文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年级专业：2013级数媒<1>班学号：155272013006姓名：陈小华摘要：唐朝是我过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历史时期，唐朝的开放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本文就此时期陆路交通，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以及外来人、外来文明与唐朝社会的交流和影响等做了初步研究。

关键字：陆路交通，海陆交通，丝绸之路，外来人，外来文明在唐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是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与技术的一个大输出时期，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也给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居塞内的各个民族提供一个空前的交流融合环境，在过程中亦从外族文明汲取诸多。

唐朝的后半叶，处于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土地、盐铁、赋税制度的改革标志着社会的缓慢变化，藩镇割据势力的壮大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此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陆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交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条件。

交通状况决定和制约了文化交流的规模和程度；反过来，文化交流繁荣与否，也对交通状况起着促进或滞碍的作用。

发达的陆路交通，为唐朝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是举世闻名的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通过欧亚内陆地区进行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发展，是与唐朝强大的国力及其在西域的经营分不开的。

宋朝史臣记叙唐朝疆域称“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

指出唐朝对西域的经营甚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开疆拓土著称的汉代。

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实施的各项行政设施和完备的驿站系统，使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

唐代也是历史悠久的陆路东西交通走向衰落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内部的战乱，在阿拉伯势力东进的影响下中亚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动，中国经济重心从中西部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东移，海上交通工具的长足进步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海上线绸之路取代陆路地位的局面。

二、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唐朝是陆路对外交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海路交通得到长足进步，并取代陆路交通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的时代。

由于唐朝对海外的影响，在宋代时，东南海外诸国在与宋朝廷的交往中，甚至将宋朝管辖下的中国地区称之为“唐”。

历宋、元至明，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地，一直将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物事称之为“唐”。

不仅以“唐”作为“中国”之地的代称，而且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姓氏为“唐姓”，中国衣饰为“唐衣”，中国商船为“唐舶”或“唐船”，而从舶上转贩得到的中国货物则被称为“唐货”。

最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习称的“汉语”，也被宋代海外诸国目之为“唐语”。

中国人留居海外一年不还，称之为“住蕃”；而外国人在中国逾年不归，则称为“住唐”。

沿袭至今，有些流寓海外的华人仍然自称为“唐人”，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则将祖国称之为“唐山”。

历时千载，绵绵不绝。

唐朝在海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影响是与唐朝发达的海路对外交通是分不开的。

唐朝海路对外交往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利用。

在唐代，取道南海前往西方的人数和航海路线都有所增加，直航能力也有所加强，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并表现出了取代陆路交通地位的趋势。

较之前代，唐朝人对非洲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

与此同时，唐朝通过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三、外来人与唐朝社会唐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作“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等，不一而足[1]。

这是一种很含糊的称谓，它既包含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2]；也包括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内，与唐朝从属关系不确定，或属于不同政权的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在很多情况下，还指称生活在唐朝境内，已经归属唐朝，但人种与汉族不同的各民族的人群；甚至有时还指前代就已移居唐朝境内，已经完全汉化的非汉族人群。

本文的“外来人”，主要是指曾在唐朝游历，或生活在唐朝的，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外国人。

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70国[3]。

除了少数属于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这些国家或政权与唐朝的使臣往来，构成了唐朝官方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

唐朝的外来人中，有许多都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

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

这些人有些是王室成员甚至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也有些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等。

这些人的身分高下极为悬殊，在唐朝受到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构成了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四、唐朝的外来文明就外来物品自身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重物质，一类偏重精神。

如动植物、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奢侈品等，都属于前一类；而天文历算及摩尼教、景教等则属于后一类。

但是就外来物品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而言，却很难截然作出这样的划分。

正如美国学者谢弗指出的，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人们所能预料的范围以外，隐藏在一些人类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

一只白鹦，一条小狗，一册书籍，一剂药物等等，每一种外来物品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对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起到重要的作用[4]。

研究唐代外来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弄清唐朝究竟传入了哪些外来物品，而且更重要地是要认识这些物品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生活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从而为认识唐朝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提供有益的借鉴。

1.动植物的输入如所周知，唐朝是一个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时代，动植物的引进也非常繁富。

但是出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统治者总是在引进外来动植物的同时，极力掩饰自己对这些“新奇之物”的喜好，如唐高祖在称帝当年（武德元年，618年）就下诏禁止贡献无用之物，称：“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

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遐迩，咸使闻知。

”[5]但这种庄重的承诺，并不妨碍他在武德四年（621）接受百济贡献的“果下马”（见下文附表，下同），同时又在历史上首次将叭儿狗引进了中国。

同样，唐太宗曾拒绝林邑国贡献的白鹦鹉和五色鹦鹉[6]，但在后来却欣然接受了陀洹国贡献的白鹦鹉和五色鹦鹉。

再如，德宗在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就下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并将代宗朝文单国贡献的32头驯象放归荆山之阳[7]，但同样是他，又接受了环王国贡献的驯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冠冕堂皇的说教，从来不曾减弱过统治者的耳目之欲。

除了实用之外，正是对外来物的强烈的好奇心，为动植物的引进和传播提供了恒久的动力。

2.科技文化的输入科技文化的输入，是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尤以医药和天文历算最为突出。

外来医药受到唐朝人的高度重视。

唐朝统治者不仅屡次派遣专人往海外采访异药，而且对外来医药的性能深信不疑。

外来药物、医生、验方、医术和医学著作等都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医学宝库的内容。

作为具有悠久传统的农业国，天文历算知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唐代天文历算深受印度和波斯的影响。

不仅七曜历、九执历、聿都利斯经等多种天文学著作都传入唐朝，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了一起，而且有许多优秀的天文历算科学家活跃在唐朝，印度瞿昙家族和波斯李素家族就是他们的突出代表。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品产地，唐朝对外来纺织品的吸纳，最能代表唐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

以下分别对医药、天文历算和纺织品等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3.唐朝的“三夷教”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舒元舆为鄂州永兴县迁建的重崖寺作碑铭，对东汉以来佛教的兴盛状况备极赞誉，称“十族之乡，百家之闾，必有浮图为其粉黛。

国朝沿近古而有加焉。

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

”[8]此处所谓摩尼、大秦、祆神，分别是指流布于唐朝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等三种宗教，即所谓“三夷教”。

舒元舆虽然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对由“杂夷”传来的宗教持贬斥态度，但是从这段记载中可知，这几种外来宗教也得到了唐朝政府的正式认可，并在“天下”各地建有寺观。

此时摩尼教借助回鹘的力量，在唐朝各地势焰正盛，从舒元舆排列三夷教的先后顺序上，也反映了当时各种宗教在唐朝影响的强弱。

唐代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和便利的交通及管理制度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

陆路四通八达。

海路开辟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

并开辟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因此，唐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而此时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快速融合，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

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

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

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

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

但唐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参考资料：《唐朝文化》百度百科《唐文化史对外交流编》[1]此外还有“蕃”、“夷”等称呼，此略。

参见《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第2-7页。

[2]历史上的中国，是指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的版图。

请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3]《唐六典》卷四，第129-130页。

[4]参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4页。

[5]《唐大诏令集》卷八○“停贡献诏”，第458页。

[6]《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林邑，第16册，第5270页。

[7]《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第2册，第320页。

[8]主要参考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八编；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30-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