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与中国佛教

“方便力”释为“计量之能力”。

还有把“方便知见”解释为“唯知图谋之方法”,这从教义学者眼光来看,未免太简单化了。b rahm an 这一词在梵文、巴利文等古印度诸语言中经常出现。然而,对于汉民族和日本人来说则是极为难解的概念。经一番努力,中华民族将它音译为“梵”,日本人则在《假名

法华经》中将它意译成“洁”(きよし)。把“梵音”译成“洁声”(きよしごえ),把“梵行”译成

“洁行”

(きよしおこない)。“辩才”读成“くちきよく”(口才好之意),在后来的日语中读成“くちぎよしい”

①“饶益”读成“ねうやく”意译为“たのしめ”,即指荣华富贵。

②“乐说”读作“ぎようせつ”,意译为“叙说愿望”。

③结论:以上不过是本人对《假名法华经》的管见。但也可以说涉及到了世界思想史上值得注目的一个问题。

(一)《假名法华经》的要旨与扎根于民众的德国、荷兰等地的神秘主义思想家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二)不论欧洲的神秘主义思想家,还是日本的假名法语的作者,皆重视向女性传法。(三)上述两者都是从民众俗语的精神氛围发起的。但时间上讲,东亚的作者们要早于欧洲神秘主义思想家。

(作者中村元,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院院长　金勋译)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

任继愈

佛教自印度次大陆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交流融会过程,形成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有佛教外来文化因素,又有中国文化特色,它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不是“佛教在中国”。它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出现了三大分支:在云南省与缅甸、老挝接壤地区的中国佛教,带有中国云南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特色,我们称它为“云南佛教上座部”,流行范围不大,信徒不多。在藏族聚居地区传播的中国佛教主要流行在中国西藏地区,后来扩展到西藏以外的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一支系,我们称之为“藏传佛教”,外国称之为“喇嘛教”。流行地区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并由中国内地传播到东邻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这一支系,我们称之为“汉传佛教”。由于这一支系人数众①②③同上,第27页。

同上,第27页。

《假名法华经》,妙一本。

多,地区广大,与中国传统结合得最密切,学术界所讲的中国佛教,一般指汉传佛教这一系统。本文所说的“天台宗”,就是汉传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汉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凭借中印双方古老文化深厚的根基,得到充分发展而繁茂壮大。它对后世的影响及绵延的历史大大超过了印度次大陆,佛教的传播中心后来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释迦牟尼已被中国人民接受为圣人,与中国的孔子、老子并称为“三圣”,受到同等的尊奉。

佛教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中国佛教,经历过四个阶段,或可称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介绍阶段——汉至魏晋。

第二个时期为融会阶段——南北朝。

第三个时期为创造阶段——隋唐。

第四个时期为儒化阶段——宋至清。

佛教为适应中国的国情,取得传播的机会,中国佛教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曾涌现过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和主要流派。这些重要流派和杰出人物对佛教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国佛教也曾作为文化交流的纽带,对中国及其邻国起着友好桥梁的作用。

在第一阶段(汉至东晋)的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都是译经大师。佛典的翻译者同时又是所译佛典的宣传者。通过翻译佛教经典,引发出不同流派。主译者多为外籍僧人,他们为传教,在中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很多译经僧人为了传布佛教终生留在中国。早期的佛经译者来自古天竺者少,在西域(即中亚一带)者多。早期译经多由“胡语”(即中亚语言)译出。直接从梵语译出的佛教经典,南北朝后期逐渐增多,隋唐以后,汉译佛教典籍底本才完全出自梵文。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人才的原因,有中外交通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政治的原因。

经过长期系统的介绍,中国佛教信徒到了南北朝时期,当时佛教众多流派,包括早期的、晚期的、佛教正统的、佛教以外的,差不多都有汉文译本,有些佛经多达二、三种以至多种译本。除了译本,中国佛教徒还对译本进行了某些加工,有的改编加以重新组合。随着译经事业的大力开展,中国佛教徒对佛典进行注释,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著作。中华民族是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善于继承和创新,用阐述的方式来表达其创新的见解。就是古人所沿用的“述而不作”,以述为作。佛经由介绍阶段自然地进入到创造阶段。

由于中华民族有善于以述为作的治学传统,在介绍阶段已孕育着开创的成分,融会过程中已包含着创造。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一向有选择地吸收,从而产生了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近代从事佛教研究的有些外国学者,看到中国佛教未严格遵循古天竺佛教原意,天竺佛教传入中国后,都有所变革,认为中国佛教失去印度佛教原旨。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发展传播的特点,从而看不到这恰恰是中国佛教的优点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的特点和优点所在。了解这个特点和优点,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

中国历史有它发展的轨道。当时当事者未必意识到这一轨迹的来龙去脉。事过境迁,

回头看看,才能看清楚所走过的道路的大方向、总轮廓。试把中国历史几千年经历的道路作一回顾,不难发现这几千年间,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能载入人类发展史,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的,也属于全世界。

第一件大事是结束了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混乱局面,建立了秦汉统一大国,此后二千多年来竟成了中国历史上固定的模式。世界上外国知道中国的存在,是秦汉时期,秦汉以前中国的各族人民活动范围只限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以内,向西不逾葱岭,东以东海为限。

建成统一的大国以后,国内众多民族不断融合,各自发挥各自民族的特点,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从交流中受益。壮大了国力,发挥大国物力、人力的综合优势,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了有益的成绩。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世界文明有她的奉献,都得力于几千年来国力充实、科学昌明、社会生活相对稳定。

在古代小农经济、小生产为主的社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保持生产发展;只有生产发展,才能有余力从事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古代中国的三大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对中国社会的统一、稳定都起过积极作用。这三大宗教在思想、人生观、道德生活、家庭生活方面都有过教化作用。

中国佛教的四个发展阶段并不只限于佛教自身的分期,它与中国历史的过程密切关联。

天台宗创建于隋朝,兴盛于唐朝,这一宗派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隋唐大一统王朝走过的道路。经过几百年的南北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南朝和北朝各自形成民族融合(南方各民族的融合,北方各民族的融合),都为恢复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作准备。佛教也在这个统一的大形势下,起着配合作用。政治上南北两大政权的统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也是人民的愿望。总的历史任务是结束长期(近四百年)的南北对立,走向和平建设的道路。隋唐两朝的统治者顺应了这一潮流,完成历史使命,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历史的肯定,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件大事。

天台宗从宗教神学理论上,论证了大一统王朝存在的必然性。宗教哲学不同于政治学,它不是为隋唐的某一政策、措施作说明,而是从整体上论证世界事物的融会、统一、互相补充的合理性。

隋唐时期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中对统一支持最有力的有两派,即天台宗和华严宗。唐代后期,统一王朝走向衰落,中央集权的政府失去控制全国的力量,禅宗继起,占有优势,逐渐取代了天台宗、华严宗的地位,上升为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

天台宗的基本教义,从创始者智　开始,建立了止观并重的宗教哲学,成功地融会北方重禅法,南方论义理的佛教两大主流,构建了新的宗教哲学。天台的基本经典“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基本理论都是反复强调止观并重,不可偏废的宗教修行方法,从止观并重的理论来调和佛教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用天台宗的教理教义统一评判佛教一切经典,把佛教内部的派别论争都安排在一个庞大的判教体系中,提出“藏”、“通”、“别”、“圆”的不同层次为不同听众说法的解释。这样,既协调了佛教各派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