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_郭学信

2007年3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M ar.2007 第44卷第2期Journal o f No rthw est No rmal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Vo l 144No 12

[收稿日期]2006-06-21

[作者简介]郭学信(1960))男,山东招远人,聊城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

郭学信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生存的历史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归于自我的内敛心态,从一定意

义上讲,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联。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K 244/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2-0059-06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宋代士大夫们,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与宋前社会的不同,其文化心理自然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既带有传统的成分,又具有新时代的特点。

本文拟就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及其成因略作探析。

一、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

我国古代士人的道德风尚,至唐末五代为之一变。时军阀混战,干戈纷扰。由于长期战乱,加之武夫权势的恶性膨胀,士子们朝不保夕。为了远祸避害,士子们卑躬屈膝于武人,苟且偷安,廉耻不分,儒家的伦理纲常出现失坠。司马光哀叹那是一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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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65)

的时代。当时除了一些乱臣贼子以外,一般文人士大夫亦毫无忠义名节。对此,欧阳修这样哀叹道:/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然期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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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3)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来的赵宋王

朝,思想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改变五代沦丧的士风,重振纲纪,光大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为此,北宋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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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8)的文化政策,尊孔读

经,大力倡导儒学教育。为此,宋代诸帝尽力抬高孔子地位,扶持儒学。如宋太祖即位之初,/即诏有司增葺祠宗,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0[3]

(卷3)。真宗即位后,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5文宣王赞6,称孔子为/人伦之表0,称儒学为/帝道之纲0。大中祥符二年又亲作5崇儒术论6云:/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此,,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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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9),施政纲领中贯穿了儒

家思想。宋初以后诸帝也大力倡导儒学,积极宣扬儒家伦理,一再强调儒家思想是赵宋王朝统治的主导思想,由此而形成了继中唐以来儒学复兴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在儒学复兴和重振为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伦理纲常的时代氛围中,儒学便成为宋代士林舍身报国、建功立业的思想指南和行为规范,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汉唐时代士大夫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立功、立言而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王安石所说的/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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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34),已成为宋代士大

夫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所以5宋史#艺文志6称:宋代士大夫多/以经术为先务0,/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0。

应该说,与宋前相比,宋代士大夫非常重视内

心道德的修养,他们注重道德涵养、人格境界的培养,把守身行道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根本体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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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在完善道德主体问题上个体人生的自觉和自律。欧阳修针对唐末五代以来士大夫的道德不修和人格堕落,极力强调立足现实的道德追求,强调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境,是贫是富,都应该保持道德精神的独立自主,做到/势力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0[2](卷345一行传6),并将文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陆九渊则说:/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0的道理,认为/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0;/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0[4](5语录下6)进而指出:/君子所贵在德。0[4](5杂说6)周敦颐更是明确主张以有德作为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他按照宇宙的生化图式,经过推演,将儒家/仁与义0的立人之道提升到宇宙的本体地位,指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0[5](5通书#师友6)。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则把伦理道德赋予永恒的/天理0意义,将它提高到本体的高度,并由此构建了一套/涵养德性本原0的学圣/心法0,把/尊德性0作为人们成圣成贤之根本。无论是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还是居敬穷理的修养论,实际上都是让人们按照德性原则,来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达到/与天地参0的超道德境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士大夫更是自觉地将道德理念与政治融为一体,以理统情,自我节制,而不使人欲得以干犯,表现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像包拯、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在当时都是以道德而著称于世之人。可以说,立足个人成圣立贤的道德追求,是宋代士大夫中一大批高洁之士的共同价值取向。

宋代士大夫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也可从其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品评标准中体现出来。宋代士大夫特别是强调义理的理学家,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也主要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欧阳修说: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0[2] (卷465杂传6),将道德作为支配社会治乱兴衰的根本。因此他认为,五代由于/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0而陷/干戈贼乱之世0[2](卷175晋家人传第五6)。朱熹更是以道德作为评判历史、论人之准绳。他指出,三代由于推行德治,/致诚心以顺天理0[6],所以成为至善至美的盛世时代(王道时代),而秦汉以下由于崇尚力治,不讲义理,所以成为/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0[7](卷10)的霸道乱世。与此相适应,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亦是侧重于道德修养方面,而不以成败论是非。他指出,三代君主之所以能称得上圣人、仁人,是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他们是义理的完整体现者。而三代以下,几无完人,譬如管仲,虽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0之功,但/仅能以功利自强其国0,所以管仲虽/资禀极高0,本领却极/浅0[8] (卷25);即使如汉高祖、唐太宗这样一代天骄人主,亦不足称道,因为他们的功业/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0[8](卷25)。他们虽都建立了一番伟大功业,但他们行事合于义理者很少,即使有合,也是一种/暗合0,从总体上来讲,/却只在利欲上0,所以他们终不能与三代之君/合而为一0[7](卷36)。他还设喻说:三代帝王是/金0,汉高祖和唐太宗在本质上属于/铁0,其用心行事偶然合于理者,只不过是/铁中之金也0;而像曹操、刘裕这样的篡臣,/则铁而已矣0[7](卷36)。

5宋史#太祖本纪6有云:/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0与汉唐相比,宋代/道德仁义之风0之所以能/盖无让焉0,其间主要原因之一,应与宋代士大夫普遍存在的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汲汲用世的外向追求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后,鉴于唐末五代武人政治为害天下的政治教训,立国之初便确立了/偃武修文0、/与士大夫治天下0的治国方略,一面削弱武人的兵权,一面开始重用文士,以为/作宰相当须用儒者0[9](卷1、15),地方上则命/士人典州0[10](卷1),并明令/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0[11](卷1)。以后太宗、真宗及历代嗣君,都实行了以文官治天下的国策,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和待遇,/待遇学士尤重0[12]。宋太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他曾对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0[3](卷23)强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兴文治,尊孔礼儒。他言而有行,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乡贡进士孔士基同本科出身,褒元圣之后也。0[3](卷18)为了标示崇文的决心,宋太宗还不惜巨资,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进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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