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庞中英
形势论文
美国重返亚太意味着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能要进入一个不太好的时期,这些国家中,日本,韩国就不说了,他们和中国的外交与美国重返亚太,没有太大的联系,因为美国在他们的国家有军事力量存在,主要影响的还是东南亚国家,像菲律宾等和中国存在南海利益纷争的国家,可能狐假虎威,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不断的在南海制造事端,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外交来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你认为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强化与亚太地区同盟的关系,无疑会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中国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和战略压力也随之增大。
但是,总体来说,这并不会改变周边环境对我们“机遇大于挑战”的态势。
首先,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互相离不开,它们非常清楚与中国对抗没有赢家,而且会付出代价,“和则两利,斗则两害”;其次,美国现阶段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是防范性质,主要是为了加强遏制中国,而不是与中国对抗,遏制本身并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为了拖延中国的发展步伐和崛起进程。
(本报记者张燕采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太平洋不会有大风浪庞中英近些年来,美国一直不断宣称要“重返”亚太地区,实际上并无重大动作。
但今天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撰文宣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美国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动作是明显的,可以说美国是在回归亚太。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不过,庞中英表示,美国近期的一系列动作不应仅仅理解为是针对中国的,其实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调整,是想通过亚太地区克服美国国内的危机。
“很明显,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权力的转移,这种转移的背景则是:欧元区问题成堆、美国从中东的撤离、美国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政党之间的僵局等等。
”庞中英说,“如果我们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来看,美国今天的动作其目的主要还是在为本国遭遇的危机寻求解决办法。
要有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治理方案——金砖合作与世界秩序的转型
Develop a Non-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Scheme ——The BRICS Co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Order
作者: 庞中英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出版物刊名: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页码: 26-35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18期
主题词: 金砖合作 全球治理 世界秩序
摘要:金砖合作对目前和将来的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有一定影响,但不能高估。
尽管金砖合
作冲击了现存全球治理,对世界秩序转型的意义也是明显的,但是,金砖合作仍然处在初始阶段,存
在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不宜夸大金砖合作对现存的全球治理(全球机构)的影响(无论是正
面的还是负面的)。
也就是说,在西方甚至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关于"‘新开发银
行’和‘应急储备库’是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挑战’甚至‘替代’"的说法,是
言之尚早的论调。
中国周边外交何去何从
中国周边外交何去何从作者:董彦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05期原定于4月10日至12日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因泰国局势未能如期举行,而此时正值全球金融风暴的风口浪尖,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大多怀揣着精心准备的主张和合作诚意而来,却不得不调转飞机黯然而归。
但就在一周之后,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拉开帷幕,使博鳌小镇成为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阴霾下的一盏“明灯”:既集全球智慧为亚洲应对金融危机寻找对策,也用亚洲的力量为全球解困提供帮助。
可谓是,帕塔亚“不亮”,博鳌“亮”。
“东方不亮西方亮”由于原定在泰国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此前“流产”,本次博鳌论坛年会实际成为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洲首次举行的,集政、商、学三界高规格代表商讨共度时艰的会议,同时也是G20伦敦金融峰会讨论全球合作之后,亚洲探讨区域合作的会议,意义之重大引全球侧目。
同时,不少观察人士对本次博鳌论坛能否对被再次推后的东盟系列峰会起到修复作用表示格外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向本刊记者表示,虽然东盟峰会是一个政府间的定期会面机制,而博鳌亚洲论坛相对说来是民间组织,两者在性质方面有较大不同,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亚洲各国都急盼有一个平台共同商讨、推进地区间的合作,因此,本届博鳌亚洲论坛确实对再次延期举行的东盟峰会起到了部分意义上的“弥补”作用。
在本次博鳌论坛的众多报道中,媒体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同一个亮点:全球1600多名国家政要、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共同聚首小镇博鳌,创造了历年来到会人数之最。
八岁的博鳌论坛,已不仅仅是商业、经济名流之间“唇枪舌剑”、“华山论剑”的场所。
正如海南省副省长姜斯宪所言,博鳌亚洲论坛不仅是一个多边国际论坛,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
对此,庞中英认为,博鳌亚洲论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多边外交平台,而是广义的、新兴的多边外交渠道。
“传统意义上的多边外交的每一‘边’都是政府,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者并非仅限于政府官员,它实质上是一次国际会议,在其中会包含外交活动。
中国:包容世界秩序的建设者
中国:包容世界秩序的建设者
庞中英
【期刊名称】《社会观察》
【年(卷),期】2013(000)003
【总页数】3页(P68-70)
【作者】庞中英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J], 曹文振;丁一
2.当好建设者传播正能量共圆中国梦——湖北日报“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思考与实践 [J], 湖北日报编辑部
3.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 [J], 秦亚青
4.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 [J], 秦亚青
5.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 [J], 秦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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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
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庞 中 英 【内容提要】 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是研究地区合作时的三个核心概念。
有必要使用地区性的概念分析东亚的地区性。
东亚存在着两种地区化:以市场为中心的地区化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化。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东亚地区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特征,东亚现存各种地区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竞争性。
东亚地区合作的当务之急是整合已出现的各种地区化进程和多样的地区主义,使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相互兼容,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东亚地区结构,使东亚最终获得整合性的地区化和分享性的地区主义。
【关键词】 地区化;地区性;地区主义【作者简介】 庞中英,法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天津 邮编:300071)【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3)11-0008-06 地区意味着由地理上接近的国家构成中相互依存的经济政治体系。
但是,如何衡量地区的存在?地区性正是这样一个衡量地区是否存在的重要概念。
东亚(东南亚加东北亚)的地区性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健康危机(SARS 风暴)期间已经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地区性的出现是地区化的结果。
地区性和地区化、地区主义密切相关。
但是,人们经常把它们混为一谈。
在东亚,与欧洲不一样,地区化与地区主义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只有一种地区化(即所谓“东亚地区化”)和一种地区主义(即所谓“东亚地区主义”)。
“东亚地区化”与“东亚地区主义”不像“欧洲地区化”和“欧洲地区主义”那样是单数,而是复数,即东亚存在着多种不同进程的地区化与地区主义。
这是为研究东亚地区主义问题的多数学者所忽略的。
本文讨论地区性的概念及其意义、东亚的地区性、地区化与地区主义,试图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多样的东亚地区化能否成为整合性的东亚地区化,进而真正提高东亚的地区性?而多样的竞争性东亚地区主义能否整合为分享性的东亚地区主义?这些问题涉及到东亚能否成为一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未来。
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
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2012-09-01中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庞中英下笔本题之前,犹豫再三。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正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作用。
“全球治理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不仅让世界治理自己而且自己能够去治理世界。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被”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
当然,并非中国如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例外”国家,即不受国际制度约束、调控、规制的国家极少,即使是经常用国内法来“管理世界”和以“例外主义”之名不加入一些国际制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美国,也要受到国际制度的治理。
客观地看,以世界银行为例,过去接近30年,世行在中国发展的方向上一直施加了其作用和影响。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维持“发展(增长)是硬道理”的长期局面,与世界银行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世界银行一直认为,市场和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手段。
同时,世行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也日益发挥中国的作用。
而且,由于世界银行在中国试验的成功,也使得这个全球发展机构得以成功转型。
似乎,世行已经与中国形成了更加双向的互动关系。
类似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许多的国际经济组织在中国过去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货币的改革发挥了也许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同于世界银行,UNDP的“人类发展”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许是中国后来重新反思“GDP至上”,提出“科学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型”的一个知识和知识来源。
让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自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要求中国做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负责的利害攸关方”,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在国际上“按规则办事”。
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调整
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调整亚洲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全球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变化,地缘政治格局也在不断调整。
本文将探讨当前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并分析其中的变化和影响。
一、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亚洲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洲际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多样的文化遗产。
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历了多次重大调整。
下面就是一些这方面的重大事件。
1. 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亚洲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
亚洲地区分为社会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集团两大阵营。
这导致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地区冲突和对立的爆发。
2. 各国独立:二战后至今,亚洲多个国家相继独立,形成了现在的国家格局。
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独立,导致整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世界格局的重构。
3. 中国崛起: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成为亚洲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崛起对整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的竞争和合作,将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二、目前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当前,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和趋势。
下面将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重点分析。
1. 大国竞争:亚洲地区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争夺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地缘资源,相互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
2. 区域合作:亚洲地区的国家也开始意识到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性。
东盟、上合组织、南亚合作联盟等区域组织的崛起,促进了亚洲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3. 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亚洲地区的经济实力快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和韩国的创新技术等,对整个地缘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4. 北朝鲜核问题:北朝鲜核问题成为亚洲地区最紧迫和棘手的地缘政治问题之一。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仅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安全,还对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专家指出新亚投行将掀起全球规则制定权之争
专家指出新亚投行将掀起全球规则制定权
之争
来源:综合
一个由中国发起、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本文作者庞中英坚持认为应该叫“新亚行”),在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的几天里,竞引得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的热闹相应。
一时间,西媒中那些热衷于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敏感心灵又开始躁动了,这“预示着美国世纪的结束,亚洲世纪的开端”;“中国正在体验自己的布雷顿森林时刻”。
西媒的想入非非,部分国人也难免当真,频频以中国挑战国际金融秩序立论评价亚投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专为观察者网撰文,客观冷静分析认为,中国并不是通过“新亚行”,以及一带一路来挑战现存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
在金砖银行诞生之初,中国官方就曾明确做过表态,这与中国一贯的“不外交”,不重走美国的霸权外交一脉相承。
欧洲加入,救了中国的急,解决了AIIB的国际正当性问题;美国也乐见欧洲的加入,缓解了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担心。
庞中英认为,AIIB尚未正式成立和运行,就过度政治化,会加剧“出师未捷”的风险。
庞中英:东盟外交手段限制中国用武力处理南海
庞中英特约撰稿人东盟各国并非不知道中国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东盟通过诸如上述的政治外交手段,成功地‘管束’或者甚至‘解除’了中国的武装。
自1979年中越战争结束后,中国再也没有实质性、有规模地在东南亚使用过武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原因是中国和东盟之间已经成立的这些协定。
为什么这些东盟国家不惧怕作为大国的中国及其武力?为什么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难以简单使用武力?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重要问题。
在过去20多年(1990年到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改善,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也愈来愈受制于这一外交关系。
笔者把这一矛盾而冲突的困境叫做“外交陷阱”。
如同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的“陷阱”概念,笔者并未在主观上否定中国针对东盟国家的外交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因为改善与东盟的关系而带来了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地区稳定,也不想在此论述与东盟关系在改善的同时又引起了新的不稳定。
本文的目的仅仅是,为什么这样的外交关系改善、进展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与东盟国家的主权争端上的被动。
东盟外交“管束”中国武装中国在南海面对的不是主权争议,而是主权危机,即东盟一些国家利用各种机会(包括中国在冷战后时期的海洋及其海洋权力意识仍然淡薄、中国重外交讲和)瓜分南海。
中国在南海的地缘外交格局中已处不利地位。
中国失去在南海等本来绝对属于中国的近海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中国已经被更加牢牢地锁在狭义的“东北亚”,由此可能永远失去了成为一个标准、正常意义上的世界海洋强国的可能。
中国原以为东盟地区是中国走向蓝海的一个突破口,因为东盟并不是一个整体。
但自从东盟成立,以及所谓“全部东南亚国家已经是东盟的成员”后,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属性在法理和事实上被东盟剥夺。
在地缘、社会、经济、文明等许多方面,中国是地地道道的东南亚国家。
美国本来并非西太平洋国家,却不断地重申其为“太平洋国家”。
东南亚国家非常不愿意中国也是东南亚国家,所以,东盟这一组织从其一开始就具有清楚的排斥中国的战略考虑。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郭伟华王红续2012-9-6 11:17:56 来源:《当代亚太》(京)2011年6期作者简介:郭伟华,国防大学危机管理中心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红续,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东亚当前出现“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状况的根源在于新旧嬗变中的地区秩序远未就域内各国的政治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在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
历史上,东亚地区秩序曾经历了天朝礼治秩序、条约秩序和冷战下“自主”秩序三种形态。
依据历史脉络的梳理,本文认为有美国、中国、日本等七个要素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
为明确这些要素的特征及相互作用,本文提出了反映国家和国家关系总体形态的“锥体”模型。
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决定性变量,利用“锥体”模型,本文认为,美国现实主义的热情与贪婪,地缘战略的坚持与冷静,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等特征共同勾画着东亚战略。
中国的复兴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突出变量,其显著特征在于整体性的成长。
日本“正常化”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主要变量,其特征在于日本自身的“二重性”。
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东南亚由于其关键性和不稳定性而成为东亚地区秩序的缝合口。
此外,俄罗斯要素也不可或缺。
在美国要素与中国、日本等要素的复杂互动中,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的主轴,作为其中一方的中国,如何把握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至关重要。
关键词:东亚危机地区秩序现实要素冷战结束后,东亚危机事件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仅在2010年,先有中美在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南海主权等问题上出现纠葛;后有韩国“天安”号事件引发半岛局势紧张,乃至朝韩之间剑拔弩张;又有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上争端加剧,以及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纠纷不断等。
2011年初,一度由利比亚战事等外部事态有所转移的东亚紧张局势在下半年又生波澜,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等方向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紧张事态。
但从另一方面看,东亚如此频发的危机事态竟没有一次“擦枪走火”,由危机失控引发大规模冲突。
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_庞中英
庞中英* 全球化不仅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而且产生了种种高度复杂的全球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在加强。
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自从1945年以来的“国际治理”(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g o v e r n a n c e)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全球治理”(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则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
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依据。
全球治理是当今世界最强烈的政治呼吁之一。
全球治理概念及理论的逐步提出和深化是对传统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挑战。
主要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内社会”、“国内治理”与“国际社会”、“国际治理”泾渭分明,但全球治理论者并不这样认为。
全球治理的理论试图探讨如何把世界———全球化的世界———当作一个集体的存在来共同治理。
如前所述,许多全球治理的主张者一再强调,全球治理不是较早前具有深刻忧患意识和未来意识的思想家提出的“世界政府”(世界国家)理念,即不是排他性的政府间关系。
西方全球治理主张者常常涉及和讨论的不仅是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而且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运动、全球大众媒体等非政府力量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治理不能说是20世纪后期才提出的世界政治目标。
早在19世纪后期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全球治理(不一定使用“全球治理”这个词)就具有这样的思想和实践。
全球治理成为当时管理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管理)的选择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政治家勃兰特(1969-1974年担任西德总理)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他指的是建立和发展多边规则和管理体系以促进全球相互依存和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世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是名不副实的。
因为有了中国的广泛参与和巨大贡献,全球化才是真正趋向于全球的。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庞大人口的国家,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作用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包括中国的经济实力、外交政策和文化传播等方面。
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自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实力不仅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来参与全球事务,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中国的经济实力对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中国的崛起使得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全球发展与合作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倡导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参与地区合作组织,推动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此外,中国的文化传播也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传播不仅能够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能够促进文明的交流和对话。
中国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设立孔子学院、组织文化展览等活动,使中国的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全球问题的影响力上。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反恐、网络安全等国际问题的解决。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发展理念等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日益强大,中国的候任主席国身份使得中国对相关组织的议程和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经济实力、外交政策、文化传播和影响力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金砖峰会:“另起炉灶”新秩序
作者: 庞中英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出版物刊名: 中国报道
页码: 38-39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7期
主题词: 金砖国家 福塔莱萨 国家领导人 新兴大国 全球治理 大国关系 经济治理 州首府 中国外交政策 国际机构
摘要: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金砖国家间的合作是"新兴大国"为塑造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努力和尝试。
中国应该竭力推动金砖国家峰会成为新型大国合作的场所。
在万众热心的世界杯时刻,巴西轮值金砖国家峰会主办国。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将于7月15日、16日在巴西的塞阿拉州首府福塔莱萨举行。
根据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两会"期间透露的国家领导人出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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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亚洲地区秩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少“地区结构”化。正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所指出的那样,“东亚还尚未决定其地缘政治的未来:是如同20 世纪的上半期的欧洲,还是20 世纪下半期的欧洲?”。“一系列崛起的亚洲国家威胁着该地区的稳定。该地区缺少地区安全的任何约束性的合作结构”。“今日的亚洲各国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结构化的地区环境(unstructured regionalcontext)中,其中之一是缺少如今在欧洲或者拉丁美洲那样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多边框架。所以,亚洲既是不断兴起的经济成功,又是社会火山和政治危险。”[3](P107)
第四,亚洲目前的地区秩序的一个特点是发展。发展是各国最重要的日程。研究亚洲的地区秩序,必须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发展是亚洲地区秩序演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亚洲发展,基本上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单一的、各自为政的发展。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如今是南亚,出现了一系列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s)。发展的“奇迹”和“故事”到处都是。但是,这样的发展加剧了对资源、市场的竞争和争夺,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跨国问题、地区问题。目前亚洲国际对话中谈论的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除了全球化因素,主要就是这种发展的结果。没有地区协调的发展必然导致发展的竞争和冲突。
我认为,不能把地区秩序等同于地区范围的国际秩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更不能简单地用国际秩序的思想来理解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如果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地区体系,而且这些地区体系内部不断发生着变化,例如经济上的地区化和政治上的地区主义,那么,地区秩序就可能与国际秩序有所不同。因为地区体系内部的国家互动的方法、方式、规定、安排、体制与国际体系内部的国家互动不应该划等号。欧洲地区体系内部的互动的这些方面已经与国际体系的同样方面越来越不同。显示地区秩序已经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国际秩序在地区范围的表现。
什么是地区秩序?
国际关系学者往往致力于世界秩序或国际秩序的研究,但很少研究地区秩序。人们经常使用地区秩序的概念,却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特别是,在多数情况下,地区秩序被当作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或者是局限在地区体系(体制)的国际秩序。尽管如此,关于地区秩序,还是有一些理解。例如,有的人把地区秩序定义为“特定地区内的正式或者非正式安排,以规则来规范国家间为了追求单个国家或者集体目标而进行的互动”[1]。这个定义把地区性的规则或者安排当作地区秩序本身。根据鲁杰(J. G. Ruggie)的定义,秩序意味着一种关系。国际秩序意味着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秩序描述的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关系—— 行为体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2]。
在亚洲的地区合作和地区组织过程中,冷战后出现了两个所谓“开放的”地区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与美国有关,最早由澳大利亚推动,不包括欧洲联盟;亚洲和欧洲会议(ASEM)与欧洲联盟有关,不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性质上,这两个地区机制都属于跨地区主义(trans- regionalism)或者地区间主义(inter- regionalism),即地区外的全球力量介入亚洲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进程。客观上,正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促进了真正具有亚洲性(Asian- ness)的地区合作意识。
首先,亚洲不正常地、不合理地以非亚洲国家的美国为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洲构筑和巩固了一个叫做“中心和轮辐”的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这里,美国是“中心”,而参与这个体系的亚洲国家则是“轮辐”。这是关于美国与亚洲关系的根深蒂固的主流看法(2)。美国分析者从来都是把美国当作是亚洲地区的一个主要国家,且事实上是位于真正的亚洲国家之上的国家。在美国人的关于亚洲问题的文献中,没有哪一个不是把美国放到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之前的。这一点似乎无需多讲,因为这似乎已习以为常或者视作当然。不过,由于直率地接受,美国人取而代之的说法是“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总之,美国是亚洲地区的“域外霸权”,即“外来的支配力量”。
因此,地区秩序应该是介于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第三种秩序,是地区体系的联系和结构方式、安排。在当代,地区秩序有各种表现形式,例如军事上的同盟体系、由各种双边安排组成的多边网络,甚至地区“经济共同体”和地区“安全共同体”。
目前的亚洲地区秩序
任何地区体系都是独特的,亚洲体系不同于欧洲体系。那么,到底如何认识亚洲体系的秩序呢?
第三,与“弱”的地区结构化相反的是亚洲民族主义的继续勃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包括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日本在内,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仍然在蓬勃发展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亚洲的军备竞赛同步进行。从这个角度看,亚洲的发展似乎不是为了人类本身的安全、发展与和平,而是为了狭隘的各自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潜藏着国家之间大冲突的可能。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而在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属于过去。亚洲之外的不少现实主义取向的战略观察家把亚洲比之为19 世纪的欧洲,这个隐喻并不为过(3)。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日本大国化的持续。“日本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长期性、未来性的问题。受到20 世纪在欧洲存在的“德国问题”(the Germanproblem)的启发,笔者使用“日本问题”的概念。在东亚的地区政治中,1945 年前,日本一直是决定东亚地区和平和战争的关键因素。1945 年后,尽管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直到今天,中国和朝鲜半岛两国都合理担心日本可能再走“军国主义”的暴力道路。二战后,分别面对“德国问题”和“日本问题”的欧洲和亚洲,采取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众所周知,法国提出欧洲整合思想,“舒曼计划”是困扰欧洲的战争问题的解决方案。德国(当时的西德)积极回应法国,法德联合,欧洲整合启动。从欧洲煤钢共同体、《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货币欧元,一直到今天正在进行的政治一体化,欧洲范围内的传统战争与和平问题彻底解决(4)。除了战犯问题,“日本问题”解决主要是单边方式而非多边的。美国占领日本并强使日本解散财阀、土地改革、制定《和平宪法》和实行民主改革(5)。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决定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扩张,对日本的改造中断,使亚洲和世界面对的“日本问题”并没有获得彻底解决。日本在1945年后的相当长时期,一心只发展经济,而暂时不问(国际或者地区)政治,实际上成功地起到了回避实质政治问题的作用。冷战刚结束,日本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正常国家”的目标,增加军事力量、试图修改其《和平宪法》,更加广泛地介入国际维护和平和缔造和平行动,作为美国的盟国重新使用武力,卷入战争行动中,以及试图成为改革后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问题”再次现实地浮现在亚洲和世界上。
由于各种因素,地区体系内部的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不断变化的,相应地,地区秩序是变化中的。变化的基本因素,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国家力量在地区范围的此消彼长,尤其是大国的兴衰。20 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则是地区体系内部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地区化和地区主义改变了国家之间在地区范围内互动的秩序,产生和出现了一些只适用于地区范围的新的国际制度。也就是说,在一般的国际制度(如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作用和战争)之外,又增加了地区范围的有效多边谈判,形成复杂的地区安排和地区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缺少处理各种问题和管理各种关系的地区结构的一个基本原因正是美国的存在和美国按照其私利干涉、亚洲地区国际关系。亚洲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够,许多安全问题实际上要经过华盛顿,而不是在两个首都之间直接联系。这一点如同非洲。非洲任何一个国家与其前宗主国的联系都比两个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要强得多。这种情况只是在最近才有所改变。
庞中英: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2006-07-16 21:58:15
摘要: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亚洲地区秩序;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中国的亚洲政策
秩序是人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价值。地区秩序涉及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社会等方面,是关于地区体系(地区国际体系)内处理国家之间互动的方法、规定、安排和体制。亚洲地区秩序正在变化之中。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地区主义在重新组织亚洲地区秩序中的意义,以及中国在亚洲地区转变中的作用。
亚洲的大国结构正在形成,美国、日本、印度和中国,甚至俄罗斯构成这个结构的主体。中国、印度和日本是3 个正在快速崛起或者重新崛起的大国。亚洲内外,许多人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研究这种21 世纪的大国崛起及其后果。对于地区和国际社会来说,这3 大国的雄心本身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印是否崛起,国际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这可以从许多方面衡量之。例如经济规模,中国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成为知识和服务业(尤其是美国为基地的知识和金融产业)的重要替代生产基地。日本也是崛起的大国。许多人并没有把日本崛起与中国和印度崛起相提并论。尤其是不少只关注中国和印度的人士,对日本的崛起相当忽视。“在亚洲其实有两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是日本。”,“美国‘鼓励’日本的崛起。”[4]其实,冷战后,日本即提出要成为“普通国家”或者“正常国家”,后来这个建议很快成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正常国家”意味着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是政治大国,甚至是军事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