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议论文经典时评

“差生绿领巾”是教育暴力复活

2011年10月19日08:22东方网朱四倍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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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教师

随着下课铃响起，小学生在老师引领下排队回家。最先走出校门的是一年级学生，队伍自然地被他们佩戴的领巾颜色分成了两类：一半孩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另一部分孩子则戴着绿领巾。“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口，两个放学的孩子嬉闹起来，来接佩戴绿领巾孩子的家长的表情尴尬（《华商报》10月18日）。

早在2004年就有媒体报道了甘肃有小学给那些学习不好、思想品德等“不符合”少先队条件的孩子佩戴绿领巾，当时引起了争议。那么，何以到了现在又有学校把“给差生戴绿领巾”当作了教育的法宝呢？

声称“给差生戴绿领巾为激励其上进”的说法是可疑的。

一般来说，教育暴力表现为躯体暴力、心灵伤害和思想钳制三种形式。“绿领巾”逻辑的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个体尊严的羞辱和对教育暴力的盲目崇拜。我们知道，在基础教育中，教师对未成年人拥有过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利，而儿童和少年对教师的职业行为缺乏相应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加上教育部门对教师监督的缺席，常常导致教师认为儿童需要成人的严厉管制，成人对儿童具有随意处置的权力。由此，“绿领巾”逻辑出现了。之所以说，“绿领巾”是对个体尊严的羞辱，在于真正教育意义上的惩罚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要求，一种饱含尊重与信任的要求。惩罚既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又要保护被教育者的自尊心，这才是教育意义上的惩罚。但是，“绿领巾”逻辑显然背离了这点。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缺乏科学远见，如果不善于今天就在儿童和少年的心中撒下数十年后会发芽成长的种子，教育就变成一种原始的照料，教育者也就成为没有文化的保姆，而教育学就会成为一种巫医术。”教育者的首要任务是让儿童和少年学会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促进其健康个性的发展，而不是羞辱学生。这是我们看待“绿领巾”的前提。

孩子美好人生的开始，掌握在教师手中，教育者应用耐心、充满智慧的教育方法在儿童心中播撒智慧、宽容、自尊、平等的种子，而不是用有形无形的暴力去伤害学生。美国全国专业教学标准署制定的优秀教师知识和技能标准指出：优秀教师热爱青少年，一心扑在学生身上，承认学生有不同的特征和禀赋并且着手使每个学生都学到知识。他们的成功在于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相信每个孩子内在的潜能。但是，“绿领巾”之下，我们看到事情正在走向反面。

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就“绿领巾”逻辑来说，显然是属于心灵伤害

形式的教育暴力，其虽没有躯体伤害，但造成儿童情感冷漠、个性扭曲，容易形成奴性人格，在儿童的心灵造成更深的创伤。

教育是研究人的学问。陶行知先生关于教育暴力明确指出，“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哪怕是在“教育人”的名义下，行教育暴力之实，也是一种伤害。正因为如此，应认识到“绿领巾”逻辑实质是尊严羞辱和教育暴力的复活。

“日军抢花姑娘”刨的是自家祖坟

2011年08月04日08:45南方网秦耕佘宗明周明华

一身侵华日军打扮，手握“三八大盖”押着“花姑娘”，还一脸笑容……这并非拍电影，而是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一景区重现的“鬼子进村”场景，在这个旅游项目中，游客有的扮鬼子，有的扮汉奸，还有人扮“花姑娘”。对于该旅游项目拿国耻来取乐的行为，不少网友非常愤慨。面对批评，该镇政府旅游办则称，让游客了解这段历史，具有教育意义。

(《新安晚报》8月3日)

景点抢“花姑娘”刨的是自家祖坟

红色旅游是弘扬爱国主义的，是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敲警钟，鼓励大家自觉抵制歪风邪气。而“还原”抢“花姑娘”场景能达此目的吗？一身“黄狗皮”，举着“膏药旗”，手握“三八式”，押着“花姑娘”……这博得了什么？是娱乐过后的一脸笑容，那笑恐怕也是坏笑。鬼子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谭家桥镇对游客的进一步“教育”，是不是要点火烧房子？

相信这些都不是游客的诉求，事实也是如此，这都是当地旅游部门以吸金为目的的诱惑、抢劫；不少游客因为不知详情，懵懵懂懂中就被裹挟进去，到掏腰包时，笑容没有了，换来的则是一脸苦相，一声叹息。

如果嘻嘻哈哈地“还原”历史，将先辈们的屈辱当做笑料，将先辈们的痛苦当做乐趣也叫教育，那这教育也就太失德失范了。报道显示，谭家桥镇是粟裕大将的骨灰安葬地。这名战功卓著的开国名将如果在天有灵，知道他为驱逐日寇、寻求解放而战斗过的地方有这样的不肖后代，他一定会回来带其到地下，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

这种“红色旅游”项目，这种揽客方式，简直就是刨自己的祖坟、敲祖先的骨头熬油卖钱。祖先地下有知，能不因为有这样的后代倍感悲凉？“红色旅游”也好，“特色旅游”也罢，都不应该以撕裂自己的伤口招揽观众，而应该坐下来摈弃陋习、缝好伤口，给游客一个能够搁眼睛的地方。□秦耕

“鬼子进村”：历史消费下的庸俗营销

“鬼子进村”备受诟病，从民众的说法来看，至少存在几点“原罪”：它拿国耻取乐，将历史儿戏化，对侵略者罪恶的轻描淡写、烈士形象的蜻蜓点水，都扭曲了历史真相；抢“花姑娘”的情节太恶俗，伤了风化；太过喧嚣，削减了旅游文化的分量。

这些谴责，或许太上纲上线，或意识形态化。“流行承载了太多的星愿，才跌得那么重”，旅游本不该裹上沉甸甸的道德教化等。但再怎么说，别把“鬼子进村”拔高到铭记历史的高度：就算道具逼真，演员敬业，几人能从样本戏式的嬉戏中，感受出历史的厚重？这出剧情简单、纯属搞笑的“小品”，只是拷贝了战争年代的装扮，跟敬畏历史毫不相干。

“鬼子进村”，是种庸俗的噱头营销。当历史成了消费品，利益冲动遁形在教化背后，厚重的文化承载也就是一戳即破的泡沫。旅游经济可以追捧游乐，但历史的硬骨，却不能浸泡在“娱乐至死”的染缸里，任由腐蚀。因而，旅游别动辄跟“铭记历史”扯上边，别一边用丰富文化唤起眼球效应，一边兜售消费主义价值观，制造出尊重历史的幻觉来。□佘宗明

“利”字当头，难怪景区扮演“花姑娘”

一些人为了赚钱已不择手段，连基本的耻感也顾不上了。究其原因，主因除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冲动之外，还与当前我国景区管理体制有关。我国目前的旅游景点、景区管理体制，绝大多数地方还是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让景区自收自支，去养活一大摊子寄附着景区过日子的人。

有些国内著名景区、景点，甚至渐渐堕落为当地权力机构和权力人的一个“编外钱包”，反过来向地方财政供血。有的地方部门领导，本单位的“三公”经费花销完后，感到手中有些吃紧，自然就会想到去辖区人声鼎沸的著名景区来报销杂费，景区管理处哪敢说半个“不”字。不久前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国家对177个重点风景名胜区每年仅拨款1000万元，因此各景区有强烈的创收冲动，高门票依赖症也就成了它们必然的现实之选矣。如北京八达岭景区门票收入的40%便上缴了延庆县财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各景区便不得不产生了强烈的创收冲动。一些景区要么大景分片划成小景，增加门票收入；要么以申遗为借口，以旅客爆棚为理由，一次次单向上涨门票，而诸如黄山区这类“抢花姑娘”的只为银子不要脸的怪招便来刺痛国人眼球。

实际上，当前众多人文景区，是较典型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其身上具有公益性和文化普惠性，不该成为一些部门和少数人的一台“取款机”。在美国、日本、法国、瑞典等大多数国家，此类人文景区都是免费向国人开放的。若我们的管理体制不断强化人文景区的公益性和对国人休闲度假的文化普惠性，那么景区便会淡化自己的捞钱意识。没有这种“钱字当头”的长期驱动，想必像黄山区这样的伤民心窝的侵华日军“抢花姑娘”的噱头招式便不会使出。□周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