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张爱玲经典化过程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张爱玲的经典化过程【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近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梳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过程。

【关键词】文学史；张爱玲；经典化

早在1950年，中国现代文学就可以说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从古典文学中抽离出来，不断的发展和成熟。随着一系列的课程进入到大学的课堂，学科发展的学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很多大学开始编写文学史教材，这使中国文学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张爱玲成名于1940年，她是上海著名的作家，和以往的作家相比，张爱玲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我们在研究一个作家的文学史中被书写的过程，一般都会经历两个阶段。通过对张爱玲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很多值得思辨的问题，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过程，更值得我们探讨。

一、建国后至1980年代初

这一时期内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教材中，首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3 年初版，新文艺出版社）。这是第一部成形的、相对完整的新文学史教材，被看作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紧接着，还有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初版，作家出版社），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1979—1980 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批使用范围较广的代表著作。然而这三十年间却是张爱玲研究的停止期、空白期，所有的文学史中都没有将张爱玲收入，甚至没有一篇研究张爱玲的论文发表。尽管早

在1944年就有傅雷（以“迅雨”笔名）、胡兰成、谭正璧等评论家发表论文肯定了张爱玲的写作技巧和过人才华。很明显，这三十年间文学史有关张爱玲的论述空白，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造成的。像张爱玲一类被冠以“反共反华”、“社会主义毒草”之名的作家作品，一律不许、不可能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出现。建国后，体制内编写的文学史，都必须统一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来讲新文学，即运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学者们对文学史的阐释不可能个性化，只能对很多取得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家作品采取漠视态度，或进行不公平、不客观的评论。这样的缺陷是时代带来的，这是任何人也无法超越的时代语境局限。

二、1980年代初期至今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内社会语境的巨大变化，大陆文学史写作也掀开了新的一章。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热潮和关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激烈讨论，足以说明大陆学术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相关研究论文数量、质量上升，而且也有很多研究专著问世，而在小说史、文学史、专题史中开始有了关于张爱玲的论述。在新时期后的三十年间，新编或重编的文学史、小说史中对于张爱玲的论述又可以199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介进入大陆后，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曾经只字未提张爱玲的王瑶版、刘绶松版等文学史著作，似乎统统被夏志清“颠覆”了。1990年之前的第一阶段研究，主要是将张爱玲纳入文学史、

小说史的研究视野，重新评价张爱玲及其作品，给予其一定的文学史地位。首次将张爱玲写入文学史专著的是黄修己1984年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此书将张爱玲纳入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论述。编者是这样描述张爱玲的创作的：“她写城市生活用的是传统手法，很善于在平常生活中细腻地描写人物心理……这里反映了一群在敌伪统治下苟活者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色调……（为《传奇》写的《再版自序》）这已经预示了当人民革命风暴来到后，她的思想将趋向反动。”随后，还有使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此书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张爱玲的写作技巧，指出“对今日港台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同时也认为张爱玲小说“一方面有对金钱毁灭人性的不满，对封建家庭专制的气愤，另一方面也有对旧生活的留恋以及强烈的阶级没落感……有很好的艺

术素养，却被她的政治立场所蔽。”此外，还有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85年）、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1989年）等小说史、专题史也将张爱玲收入。这一阶段的文学史都从某一侧面入手来解读张爱玲的作品，较高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写作技巧，一定程度上把握了作品的思想意蕴。但是整体研究水准还不算高，不管是对作家个人还是作品分析的研究视野还相对狭窄，某些观点有失偏颇，思维和研究空间都有待全方位拓展。1990年代，特别是1995年张爱玲去世前后在大陆掀起了阵阵“张热”。

张爱玲在文学史中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就是1998年修订本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重新修改后的《三十年》与1987年初版相比，从遣词用句到章节安排有了很大变化，其中对张爱玲个人及作品进行了更高、更全面的评价。修订版花了比初版多三倍的篇幅来论述张爱玲：“40年代的小说成就，有她本人的天才成份和独特的生活积累条件，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她的小说，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因而也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日后的港台文学受张爱玲的影响很大，不可忽视。”

《三十年》虽然不是首次将张爱玲收入文学史的著作，但修订版的《三十年》却是首次将张爱玲明确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具有先锋性的小说家。随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小说史基本上延续该书的观点。比如黄修己著《20 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年，中山大学出版社），朱栋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在1984年初版基础上的增订本，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等。

这些文学史著作更加充分地肯定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和地位，既有微观的作品分析又有宏观的整体把握，基本确立了张爱玲创作的独到之处：“她对人性揭露的深刻和对世事敏锐地洞察，她含蓄准确而又飘逸的文学和浓墨重彩的‘红楼’笔法都令读者和研究者

不得不细细品味、琢磨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毫不犹豫地记录下张爱玲的名字。”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上已经达到了“言必写张”、“史必写张”的地步，张爱玲在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中逐步经历了从缺失到纳入，再成为经典叙述的过程。张爱玲，作为曾被遮蔽的重要文学现象一旦浮出水面，打破了文学史叙述与历史想象之间原有的平衡，对以往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格局形成重大挑战，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范式。

【参考文献】

[1]胡沛萍，于宏.近年国内张爱玲小说研究述评[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2]马玉娟.试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生存状态[j].文学教育（中），2012（2）.

[3]王婷.论张爱玲作品的孤独感和悲剧意识[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