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吸收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吸收

内容摘要：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有选择地并加以改造地吸收。这一特点尤其是在汉唐时期吸收以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完整。比如佛教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先是向原始道教靠拢，使自己的教义得到传播；佛教徒口说“不敬王者”，实际上力图取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援助。总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适应中国国情，所有中国却并没有被“佛化”，而是佛教被“华化”。中国人创造了中国化的佛——禅宗，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其与儒、道并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中国对于外来佛教的吸收也堪称我国以我为主，取外来之菁英，创造发展本土文化的典范。

关键词：佛教、文化

（一）佛教传入中国与禅宗的诞生

首先，佛教进入中国是在西汉末年，它随着丝绸之路走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西汉时期的中国虽已具有在当时来说相当发达的经济文化，但先秦时期延续下来的哲学思想抵制了宗教的发展。从宗教思想看，我国古代没有出现定型的宗教。像佛教这样组织、教义都十分完整的宗教，中国还没有过。它提出的许多宗教观念、宗教理论都是新鲜的。即便如此，中国也没有对佛教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佛教。

选择了大乘佛教后，中国便开始对它进行实践与改造。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流行的老庄学说来说明佛教教理的“格义佛教”。也就是说“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习的中国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印度学说。”〔1〕这被认为是“中国学者企图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第一种方法”〔2〕。但是这种方法比较混乱，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言意之辨”。这种新方法的运用，为以后中国佛教各学派的兴起做了思想的准备，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在隋唐时期以宗派形式表现出来。至禅宗六祖慧能对传统的禅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后，标志着中国在吸收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化佛教——禅宗。“中国禅宗既不像小乘佛教那样宣传出世迷信，也不像大乘佛教那样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偏重在现实人生心理调整上下功夫。”〔3〕“禅宗的精神，完全是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的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的第一步。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4〕钱穆的这一番话不但指出禅宗的精神，更暗示了中国的禅宗要高明于印度的佛教，以至有“中国佛教特质在禅”之说。中国佛教的这一特色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发展，外来佛教就这样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

（二）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中国宗教思想界吸收外来佛教并创造出中国的佛教这一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完成对一种外来文化的吸收并不是吸收者的某一方面或吸收者单方面的努力可以达到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印度佛教被良好地吸收创造，宗教思想界学者们付出的努力自然不可低估，但汉唐时期经济强盛、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的形成；多数帝王统治者的信奉与提倡，老百姓的精神需要与信仰；佛教文化本身的文化价值和佛教徒的传教热忱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反过来说，佛教作为对古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它的传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与启迪。

（1）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撇开佛教传入前的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不论，自佛学的系统传入便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先是与魏晋玄学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代学风，并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形神之争”。然后经过中国六百余年的消化，至隋唐终于被改造为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隋唐二代佛学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一个思想潮流，主张把隋唐佛学同儒家哲学同等看待，都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人感到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被吸收发展的历史。至于宋明理学，则更是深摄佛教思想。这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交流，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某一种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均发生变迁，并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组合。在改造了的儒学与改造了的佛学相糅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宋明理学；改造了的印度佛教与传统的中国思想相糅合产生的中国禅宗，正是这样的新文化组合。

（2）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在我国被译成汉文及晋朝以后译文的丰富，数千卷佛教经典中一部分本身就成了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历来为文人所喜爱，有时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和欣赏。佛教与诗的渊源也很深。佛教的传入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的境界，而且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王羲之与名僧支遁交游开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先声，白居易与鸟窠禅师等的交游都为中国诗坛留下了许多佳话。诗与禅的关系，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的方法则使诗别开生面，另具境界。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且不论历代书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释门，如狂草怀素，唐草无出其右的怀仁等，单是佛理便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刻内在的影响。与书法相比，画家涉足佛教者更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画家染指佛画。最早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声名最著。他在长安、洛阳两地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又有“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之美誉。到了晚唐，出现了专攻佛道人物画的画家特别是王维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外来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我国知识界吸取梵文，由重视汉字的形象意义转向汉语的发音，并从此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定出了“四声”，编定出依照声音分类排列的新字典。而至隋朝，在分析汉语每个字的元音、辅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字所有的读音系统并整理成书《切韵》。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亦源于佛教者甚多，仅丁福保的《佛学大词典》中搜集的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就达三千余条。如“宗教”、“清规戒律”、“一尘不染”、“三生有幸”、“天花乱坠”、“心心相印”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全了。”〔5〕

今天，当我们面对世界文化日益繁荣，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汇合点上，而对种种外来思潮无所适从或盲目追随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以古为师，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经验，寻找出路。五千年来从未中断的、被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之一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的中国文化，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永远会给我们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