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总]故宫国宝南迁记

[汇总]故宫国宝南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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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国宝南迁记
,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经历了民国乱世，至1928年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随即组建理事会，任命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张继为正副院长。

至此，故宫博物院有了法律上、组织上的保障，迎来了专家所说的“鼎盛时期”。

坚持南迁
鼎盛时期好景不长，不过三年，故宫博物院厄运降临，是日本侵略者的作孽。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后，不时在长城外制造事端，大有随时入侵平津之势。

北平一旦沦陷，故宫博物院不是遭战火破坏，便是被劫掠。

出于保全国宝的考虑，理事会向政府递交报告，拟将国宝南迁上海，并通过了六万元费用预算。

行政院批复核准，理事会于是开始了南迁的准备。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多不胜数，全部迁移且是三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谈何容易,理事会议决，南迁以精品为主，分布在陈列室的展品，以及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库房中的文物，均是从各个宫殿遴选出来的，都在迁移之列。

确定了这一原则后，进入登记、装箱。

这是从1932年秋开始的。

为不使运输
过程中振动碰撞而损坏，工作人员拜古董商为师学习包装技巧。

每装好一箱，即贴上封条，写上编号。

时历半年，装箱完毕，共计19557箱。

故宫国宝南迁的消息透出，引发一片反对声。

有市民如是说:故宫文物南迁，
说明日军进攻时政府将放弃北平，此乃重文物而轻人民，断难接受。

还有人说:北
平所以以古都著称，是因为有故宫文物，没有了故宫文物，古都北平也就名存实亡，国宝不可南迁。

著名学者胡适也在反对之列，他条陈的理由是:日军狼子野心，非但随时入侵平津地区，而是整个中国无一处安宁，文物即使南迁了，又怎能料定将来,古物数量巨大，迁移途中如遇打劫，何人负责之,又如何使原物复得,北平在国际社会严重监视之下，
日人未必敢公开劫掠破坏。

原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是反对南迁最激进又最有能量的一个，散发传单，集会演讲，声言不惜以非常之手段，阻止故宫国宝迁离北平;又联合“工联”煽动工人，不使汽车、排子车等装运国宝出门。

当时凡参与南迁的人员，几乎都接到了攻讦恫吓之类的信件、电话。

以易培基院长为首的故宫博物院全体同人力排众议，坚持国宝南迁，理由也很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故宫博物院断难保全，文物有受损失的危险。

土地失了，尚有收复之可能，国宝一亡，永无复还之望了。

而纵观世界各国，在战争期间将重要文物迁移安全地带不乏先例。

国民政府重申文物南迁的成命。

鉴于有反对者声言，如果文物起运，将实行爆炸，与汝皆亡。

故而令军警武装押运，并在晚上进行，以策万全。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3日，山海关沦陷，平津风声鹤唳。

时不待人，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启动。

2月6日深夜，从故宫到火车站的道路戒严，装满了文物的汽车由全副武装的军警保护，一辆接一辆开往火车站。

重兵“押送”
2月7日凌晨，装载第一批国宝的特别列车驶离北平，每节车厢均有军警日夜看守，顶上和门口还架着机关枪;列车行进途中，还有骑兵在两旁接力飞奔护卫。

虽然重兵保护，戒备森严，但仍险遭劫夺。

盖因故宫国宝南迁已成公开的新闻，常有土匪出没的徐州郊外，就在专列经过的前一天晚上，千余土匪集结埋伏，好在被当地守军发现击溃。

专列到浦口后停下不走了，一种说法是当时《申报》报
道，因难觅相当的保藏地点。

另一种说法是，上层对文物究竟存放何处的意见未曾统一，宋子文主张放在上海“国中之国”的租界里，以期保险;张继则认为由租界保管有辱国体，主张运去西安。

最终由蒋介石定夺，基本上采纳了宋子文的意见，古物运往上海，文献存放南京。

文献于是保藏在了南京行政院大礼堂。

确定文物迁往上海后，行政院指派专人到沪，物色存放地点，最终选定在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的仁济医院旧址，月租金3750两白银。

这是一幢七层钢筋混凝土楼房，租赁后在所有窗户上加装了铁栅栏外，又在大楼四周打桩立柱，围以铁丝网。

延搁至3月4日，运往上海的1054箱故宫国宝，在浦口搬上招商局“江靖”号轮船，顺流东下，随船押运的是首都宪兵连、机关枪连各一，押运官员为行政院参事陈铣、
朱宗良，书记官翟宗翰，收发主任汪今亮等。

5日中午12点，“江靖”轮安全抵沪，缓缓停靠在金利源码头。

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已在码头迎候。

“沪上寓公”
码头上戒备森严，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督察员张芝山，率侦缉队、水巡队水陆布防警戒。

警备司令部、法租界巡捕房派出部队、巡捕协助维持秩序。

碇船上下中西探捕密布，外滩马路上断绝交通，实行部分戒严。

下午1时起，将船上古物卸装在雇用的“茂泰”洋行汽车上，十多辆汽车穿梭往来，运去天主堂路26号入库，每辆汽车上由故宫博物院职员、侦缉队员各一人押运保护。

库房同样戒备森严，大门前法租界巡捕站岗看守，周围还有市公安局侦缉队的游动哨巡逻。

据当时报载，经由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会同法租界巡捕房与市公安局商定，库房长驻巡捕和侦缉队员各5人，负责库房的日常保卫;各楼层装有
报警电铃，直通巡捕房，消防器具全部到位，均属当时一流。

总之是，所有保安设施应有尽有。

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3日，另四批故宫国宝先后安全运达上海。

故宫国宝从北平南迁时，由于时局紧张而仓促进行，所以只是登记物品的名称与件数，南迁上海后，由新任院长马衡组织并主持，对所有文物作详细的清点登记造册，编印成《存沪文物点收清册》。

规定每件必须载明质地、色彩、尺寸、款式。

瓷器须记录口径、底径、腹围、深度;铜器、玉器还要登记重量。

南迁上海文物的清点登记，以在北平陈放的馆处为单位，各用一个字代表之。

偌大中国，受小日本欺凌，竟致国宝难以安居，颠沛流离南迁申城，马院长感慨万千，别出心裁寻思了四个字作代号:原古物馆的箱子编入“沪”字，图书馆箱子编入“上”字，文献馆箱子编入“寓”字，秘书处箱子编入“公”字，连起来成了“沪上寓公”。

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故宫国宝的多舛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