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生

艺术与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建立在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理解之上，这也是他进行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意义所在。从其美学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特别强调，自然、生命、精神、艺术等概念，把自然作为艺术化的自然，把人生/生命作为一种艺术化的人生/生命，正如他在《我和艺术》一文中，就说：“我与艺术相交忘情，艺术与我忘情相交”14，而这种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一方面受到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影响，尤其是“歌德之人生启示”，另一方面则是从宗白华的“个人自述”也可以看出这种艺术观、人生观与他个人性情的关系，进一步，这样的一种美学观念也来自于宗白华对中国绘画、书法、诗歌等艺术样式中“欣赏”出来的，而在他看来“美学就是一种欣赏”15。

在《美学与艺术略谈》一文中，宗白华对美学的理解基本上是西方美学尤其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看法，认为现代的经验美学主要是：“以研究我们人类美感底客观条件和主观分子为起点，以探索‘自然’和‘艺术品’的真美为中心，以建立美的原理为目的，以设定创造艺术的法则为应用”16。但是，从具体的实践看，宗白华并没有把这种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美学研究当回事，而倒是以自己的“观察”为经验基础，处处发掘艺术是一种“人类最高精神底自然的表现”的美学思想，他“以为艺术并不是模仿自然，因他自己就是一段自然底实现。艺术家创造一个艺术品的过程，就是一段自然创造的过程。并且是一种最高级的，最完满的，自然创造底过程。因为艺术是选择自然间最适宜的材料，加以理想化，精神化，使他成为人类最高精神底自然的表现”17。

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的文章中，宗白华比较了艺术与摄影的区别（这里的摄影是指自然主义），他认为“照片所摄取的并不是真实自然。而艺术家所表现的自然，方是真实的自然”18，因为自然是“动”，而照片只能拍摄自然的静，艺术品却能表现自然的“动象”，这才是表现精神、表现生命，所以说，这种“动象的表现”，是艺术的最终目的，也是艺术与照片根本不同之处。进而，宗白华得出“艺术家要模仿自然，并不是真去刻画那自然的表面形式，乃是直接去体会自然的精神，感觉那自然凭借物质以表现万相的过程，然后以自己的精神、理想情绪、感觉意志，贯注到物质里面制作万形，使物质而精神化”19，这也正好是宗白华对罗丹的评价：“他看到的不止是自然人生的表面，乃是自然人生的核心”20，并且“罗丹的雕刻不单是表现人类普遍精神（如喜、怒、哀、乐、爱、恶、欲），他同时注

意时代精神。他晓得一个伟大的时代必须有伟大的艺术品，将时代精神表现出来遗传后世”21，这样，艺术就成了自然动象的“精神化”，而且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他通过艺术来研究时代精神的方法来源，如从魏晋艺术的特质来研究士人的风度。

为了把握艺术的精神，宗白华非常注重对具体艺术样式的研究，但是在他看来，“各种艺术中所需用的自然底材料的量也很不齐。譬如，音乐所凭借的物质材料旧远不及建筑。诗歌的词句与音节更是完全精神化了”22，也就是说，艺术样式的差别只在量上，而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体现“自然的动象”，所以这就形成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即侧重于研究各种艺术样式共同的美学精神，而不强调艺术样式自身的特殊美学价值，也就是说他注重那些贯穿于或支配于各种艺术样式的美学思想，如他在中国的绘画、书法、戏曲、舞蹈中发现一种中国特有的空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在中国几乎各种艺术样式中都有所体现，而不单单是某一种类的艺术特质。

宗白华把艺术与人生结合起来，则来自于他对歌德的理解和解读上。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一文开始宗白华就提出“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何？”23这一系列关乎人生的本体论问题。宗白华从歌德身上看到的是他带给近代人生的新的生命情绪即“生命本身价值的肯定”24，这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重新肯定人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的体现，当然也是一种打上现代性的人生态度，而“浮士德是歌德人生情绪最纯粹的代表”25，少年维特则成为“反抗一切社会认为的礼法，而热烈崇拜生命的自然流露”26的形象，进而，宗白华把歌德看成是“文艺复兴以来近代的流动追求的人生最伟大的代表（所谓浮士德精神）。他的生命，他的世界是激越的动，所以他格外感到传统文字不足以写这纯动的世界”，这样，宗白华就把生命与“动”、自然、艺术联系在了一起。

另外，宗白华的美学思想还与他个人的性情有关，在《我和诗》（1937年）一文中，他说自己“小时候虽然好玩耍，不念书，但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是发乎自然的”27，这一点在1983年他写的《我和艺术》一文中提到“我对艺术一往情深，当归功于孩童时所受的熏陶”28，可见，宗白华把自然艺术化/精神化，把人生看成艺术的/精神的，与他个人的生命经验或性情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就与自我的个体性情结合起来，这或许也就是他的学术文章中总回荡着灵动的气息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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